話題 ｜ 讀書偶記：霸王道

中國文化中，有一些特殊的政治概念，非體認而不能辨。例如，王、聖、神三字，有極顯著的差別，並深刻指涉著古人的政治價值觀。

「王道」一詞的政治學觀念，主要出自孟子的學說。孟子所謂「王道」，即「以德行政者王」，在孟子看來，實行王道之治就是「保民而王」，就是「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更早的淵源，則是《書·洪範》。《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我理解：為社會做出偉大功業的人，是為王者，以仁義行天下者，是為王道。

「聖人」，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指知行完備、至善之人，「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應該說，它體現了儒家對「止於至善」的人格追求。

我理解：做出偉大功業、又有偉大精神的人，是為聖人。雖未能至，而立志於此者，謂之有聖心。

神明，在古人那裡，大約是天地間一切神靈的總稱。《易·繫辭下》：「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變，以通神明之德。」 孔穎達疏：「萬物變化，或生或成，是神明之德。」不過，我們經常以它來代表超然的自然之道，或值得敬畏的、至高的法則天理。

我理解：指引人做出偉大業績、鼓舞人擁有偉大精神的存在，是為神明。不見其形，僅見其事者，謂之神跡。

不過，今天我要談的還不是王、聖、神，而是關於霸的歷史、觀念與時事政治。

在古人那裡，霸道是與王道相對的政治。孟子說：「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和以德服人，確乎有根本區別。

即使是霸道本身，也有自己的觀念史。在春秋時代，即使霸道也須假仁義而行，春秋五霸固然都欲行霸道，但尚能以「尊王攘夷」之類政治正確的口號作為標榜。到了戰國，法家的霸術，則是赤裸裸的武力至上。

這兩個時期的霸道之差別，約略近似於奧巴馬與特朗普時期的兩個美國的差別。

霸道所崇尚者，無非是權術加武力，是毫不遮掩的功利主義，其唯一目的，就是推行「強國之術」。翻譯為現代口號，在守成大國，相當於美國式的「國家利益」、「美國例外」，在新興大國，類似於軍事、經濟意義上的「大國崛起」。

春秋時期的「國家利益」、「大國崛起」，對一國國力之增長，自然是有價值的，尊王攘夷、富國強兵的口號，也頗吸引人。但是，霸道政治的核心在於：一切以工具理性為標尺，毫無價值優先；一切為了帝王霸業，毫無人道關懷。看上去是為揚國威、抒民情，但結果則全不在此，只在國君「囊括四海」的天下觀和「君臨天下」的權力欲。觀之當今美、俄、中亞、拉美、北非等國所謂政治強人，莫不如此。

這樣的政治，自然沒有仁愛可言。這樣的國際政治，自然沒有信義可言。

《論語·憲問》里說：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路說：「齊桓公殺了他哥哥公子糾，召忽因此而自殺，但管仲卻沒有自殺。」接著又說：「管仲不能算是有仁德的人吧？」孔子說：「齊桓公多次召集各國諸侯合盟，不使用武力，這都是管仲的力量。這就是管仲的仁德，這就是管仲的仁德。）

齊桓公雖是霸王，但因有管仲這樣的賢臣，總算還能行仁德——即使那只是管仲的仁德。對於威權帝王來說，有此仁愛忠言之臣是幸事。類似的例子，如魏徵之諫李世民，耶律楚材之諫窩闊台。

可以想像，如果一個行霸王道的帝王，身邊沒有賢臣只有奴才，沒有勸諫只有馬屁精，那麼，其霸王行徑將會是什麼樣子？會像秦王贏政嗎？會像成吉思汗嗎？甚至會像前秦的符生、遼國的耶律璟？會引起晉末、隋末、唐末般的的亂世烽煙嗎？

試看今天的國際局勢，領袖、謀臣，多以法家式的「法、術、勢」相權衡，而王、聖、神之精神，久不聞矣。政治秩序禮崩樂壞，恰如春秋之世轉為戰國。冷戰時代重啟，孤立主義盛行，恐怖襲擊猖獗，貿易戰一觸即發，民族和宗教對抗危機重重，歐、亞、非戰亂迭起，大國爭霸之潮流，頃刻至矣。

然而，一國謀求自強自利如是這般，霸則霸矣，又豈可長久？即使百有餘年，國家人民又有何幸福可言？

一國之非正義如是這般，即使據有天下之地，又豈得天下歸心？即使降伏百國，又有何國運可言？

宋儒呂祖謙說：「天下之勢，不盛則衰，天下之治，不進則退。強而止於強，必不能保其強；霸而止於霸，必不能保其霸也。」（《東萊博議》）

如今，國家上下都在講中國傳統文化。以中國人的邏輯看，遵行王道、保有聖心的大國崛起，應當如何？

我以為，對內當力保社會和民眾之福祉，對外交往亦當以價值觀行天下，以寬厚仁義、文明教化使世界欣然景從。

以這樣的政治境界治世，固然國家崛起難以一時急就，但「進霸而至於王，極天下之所期」，才能滿足天下人對「太平盛世」的願望，進而成就偉大國家的復興和偉大政治家的王道偉業。

迷信一點說，大約，這也應該是神明之所期吧。

燈下偶翻故紙，似有所得，若有所思，大略如上。

文字 | 杜駿飛

責編 | 胡園 王靜穎

編輯 | 孔德淇

本文經杜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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