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慶，為何改期？

撰文：陳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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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最大的「身世之謎」，除了戊戌年間的創立，當屬校慶的改期。前者因年代久遠，資料匱乏，難以辨證尚在情理之中；後者近在咫尺，其時北大早已名揚四海，檔案制度也相當完備，居然也會「失考」，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考過北大的誕辰(參見《北京大學：從何說起》，刊《讀書》一九九八年一期)，連帶討論一下校慶的改期，本以為乃舉手之勞，沒想到竟「馬失前蹄」。

依照常規，第一步的工作，便是了解當事人的意見。即當初將北大的校慶紀念日，從沿用多年的十二月十七日改為五月四日，理由何在。可就是這第一步，已經讓我「大跌眼鏡」。好幾回峰迴路轉，答案似乎就在眼前，轉眼間，又消失在雲霧山中。直到落筆為文的今日，也只是依據蛛絲馬跡略作推斷，不敢說已得確解。真希望掌握此中奧秘的朋友，能夠公開發言。在我看來，此乃了解五十年代以後北大命運的一把鑰匙，不可掉以輕心。

關注北大校慶改期的，我肯定不是第一個——起碼校史專家就無法迴避。因而，不妨先傾聽專家們的意見。可惜的是，八十年代出版的《北京大學校史》，只敘述到一九四九年為止；其他涉及五十年代以後北大命運的出版物，也不屑於糾纏此等「小事」。好不容易在《今日北大》(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中，找到了如下含糊其辭的描述：

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即「五四」運動三十周年時，北大成立了由教授、教師和學生代表共二十三人組成的校務委員會，著名哲學家、教育家湯用彤教授任主任。為繼承和發揚「五四」光榮傳統，此後，北京大學將每年的五月四日作為校慶日。

這段話給人的印象是：北大校慶的改期，是在一九四九年或一九五零年。遍查這兩年的《人民日報》以及《北大周刊》，有校務委員會成立的詳細報道，卻未見改變校慶紀念日的隻言片語。相反，第21期《北大周刊》(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刊出湯用彤、羅常培紀念校慶五十一周年文章；第22—23期《北大周刊》(一九五零年二月一日)報道北大師生舉行校慶紀念集會，馬敘倫、徐特立發表講話。另外，第62期《北大周刊》(一九五零年十二月十六日)上，也有校慶五十二周年活動的預告。也就是說，起碼在這兩年內，北大仍堅持在十二月十七日舉行校慶紀念。

一九五一年四月三日，《北大周刊》改為《北大校刊》。同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版的第14期《北大校刊》上，刊出《北京大學一九五一年度校歷》，依然規定：「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一，校慶放假一日。」按理說，此事再簡單不過，繼續追蹤《北大校刊》就是了。可很快地，《北大校刊》停辦。等到其後任《北京大學校刊》面世，已是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

正是在這一年多的「空白」里，北大完成了校慶的改期。持此說的理由是：一九五三年年底，沒有關於校慶的報道：第二年五月三日出版的《北京大學校刊》15期上，通欄大標題為「紀念五四青年節，祝賀校慶五十六周年」。同年五月七日的《人民日報》上，也發表了題為《北京大學熱烈慶祝五十六周年校慶》的新華社通訊，開篇便是：「北京大學在『五四』運動三十五周年紀念日，隆重地慶祝五十六周年校慶。」

有了上下限時間，接下來的問題是，到底是何時、由何人提議、並以何種理由決定改變北大的校慶紀念日？翻遍這兩三年的有關報刊，竟找不出任何痕迹，實在不可思議。原以為此舉關係重大，定會引起熱烈的爭議；即使不允許討論，也會由校方刊出公告，並略做解釋。結果什麼都沒有，就這麼「不明不白」地轉變過來了。求助於北大檔案館，依然無濟於事：在我所能查閱的範圍內，未見蛛絲馬跡。明知答案可能隱藏在學校黨委的會議記錄中，我也只好望洋興嘆。幸虧檔案館的館長提醒，為此問題，北大黨史校史研究室的專家已經調看了所有內部檔案，不必再作徒勞的求索。依照她的指引，終於在北大內部發行的《高等教育論壇》一九九五年第三期上，找到了兩年前便已完成的結論。由王學珍等先生撰寫的《北京大學大事記》，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七日那一天，記載了這麼一件「大事」：

湯用彤副校長建議把北大校慶改為五月四日。他認為現在的校慶時間(12月17日)臨近期末，師生都很緊張，不宜搞大的活動(這一建議當時雖未在一定會議上形成決議，但此後校慶的紀念活動實際上已逐漸改到五月四日)。

這段話，可與流傳在北大人口中的另一種解釋相印證：十二月中旬的北京，已經進入冬季，天寒地凍，校友往返不方便，不若春暖花開的「五四」，返校、踏青兩不誤。這兩種「說法」，一著眼於校內，一著眼於校外，都很有人情味，非常可愛。可二者都迴避了一個基本事實，即校慶紀念不同於旅遊度假，並非取決於天氣或者閑暇。

不能隨意更改的校慶，竟被如此輕而易舉地更改了，其中必有奧秘。先不討論結局是否合理，單是「大事記」中的這段話，便是個很大的懸念：如此大事，為何沒有「形成決議」？沒有正式決議，如何「逐漸改到五月四日」？「逐漸」二字，更是令人疑竇叢生：到底是哪一年開始使用新的校慶紀念日？是考證不出來呢，還是不便明言？

依我的淺見，並非當事人思慮不周，或校史專家筆力不濟，而是別有苦衷。正是這無從定義、不容辯白的「醉眼朦朧」，最能體現此事之「妙不可言」。不管是校史專家，還是像我這樣的業餘愛好者，非要把此事的前因後果說得一清二楚，幾乎不可能——均嫌「證據不足」。問題是，據我所知，北大檔案館文革中並沒遭嚴重破壞，為何當初校方不曾留下足夠的證據，以供後人審核稽查？

稽古時可以做到「每下一義，泰山不移」，察今反而只能「以意逆志」、「詩無達詁」，此舉頗具「中國特色」。以筆者所關注的北京大學的「身世之謎」為例：前五十年生日失考，乃力所不及；後五十年校慶改期，則是主動出擊。因而，前者只需考據，後者則必須兼及闡釋。即：在鉤稽有關史料的同時，努力恢復並理解上一代人的處境及思路。

先把「大事記」未曾言明的「逐漸改到五月四日」略作交代。因應「湯用彤副校長建議」，原定十天後舉行的校慶五十三周年紀念活動取消。既然是「除舊布新」，照常理，新的校慶紀念日當即生效。可第二年的「五四」，北大學生舉行隆重集會，紀念的是青年節，而非校慶。第一次大張旗鼓地將青年節與北大校慶捆綁在一起「隆重紀念」的，是在一九五四年。也就是說，舊校慶廢於一九五一年；新校慶始於一九五四年。換一種表述方式：首先是舊曆的不合時宜，而後才有新曆的取而代之。

湯用彤

依我的淺見，「舊曆」之不合時宜，並非有礙學生的複習考試，而是因其象徵著舊的教育體制；「新曆」之獨具魅力，也並非時人貪圖五月春光明媚，而是象徵著與老北大傳統的決裂。此舉須與「時代潮流」相參證，方能明了其準確含義。就在北大決定取消舊校慶的前後幾天，《人民日報》特辟「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開展思想改造運動」專欄，發表清華大學營造系主任梁思成《我為誰服務了二十餘年》、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所長羅常培《我究竟站在什麼立場為誰服務》、燕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侯仁之《學習文件使我進一步端正了自己的學習態度》等一系列文章，共同譴責舊大學之違背人民立場。緊接著，湯副校長連續發表講話，「發現過去的北大像衙門，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統治著北大，要把這些髒東西清除掉，必須把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繼續下去」；否則，「趕不上國家的需要，也對不起人民大眾」。作為三反運動和忠誠老實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北大校方成功地組織了對原法學院長周炳琳以及英語系教授朱光潛的連續批判，得到了毛澤東主席的讚揚(參見刊於一九九六年一期《高等教育論壇》上的《北京大學大事記》)。

對於北京大學來說，一九五二年，確實是大轉折的緊要關頭：院系調整，遷居燕園，禮聘蘇聯專家，批判周、朱等，都預示著其發展方向，難怪時人津津樂道「新北大」。北大確實由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作為標誌，改變校慶紀念日，似乎順理成章——這才能解釋湯副校長的提議如此迅速地付諸實施，且未見任何公開的異議。

提議改變校慶紀念日的是副校長湯用彤，可主張與老北大傳統決裂的，卻是屬於那個時代追求進步的眾多知識分子。改朝換代後的第一次校慶紀念，校務委員會主席湯用彤還只是批評老北大的「為學術而學術」，并力圖重新闡釋「兼容並包」口號；對北大傳統深有體會的羅常培教授，更發表《祝北京大學的新生》(《北大周刊》21期)，率先清算老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

北大的思想自由傳統在過去三十年是可以推動社會發展的，可是在新民主主義時代它卻可以阻礙社會的發展。

這種否定老北大，自覺「加緊思想改造的教育」的言論，在《北大周刊》上比比皆是。

依羅先生的思路，「從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八日起，人民的北京大學方才舉行了奠基禮」。

羅常培

如此說來，改變校慶紀念日，實在不值得大驚小怪。日後之不以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接管北大的二月二十八作為新的校慶日，已屬思想落伍；倘若再堅持舊的校慶日，那更是冥頑不化。此後幾年，北大人為了適應新時代的要求，一方面加強自我清算，另一方面重新詮釋北大傳統——作為「除舊布新」的表徵，便是此校慶紀念日的改期。

問題是，同處「思想改造」的大潮，為何只有北大必須改變校慶紀念日？老北大傳統實在頑強，思想改造任務十分艱巨，非如此不足以消除隱患——這是一種假設；北大師生善於追趕時代潮流，總是能自己提出並解決問題，自覺順應變革的需要——這又是一種假設。還有一種說法，或許更實在些：並非每所大學都有如此輝煌的傳統——比如五四新文化運動——可供「開發利用」。以上諸說，均屬宏大敘事，有道理，可又都難以實證。我只想補充一個小小的細節，希望有助於理解北大校慶的不得不改期。

就在解放軍進城前夕，北大校長鬍適乘蔣介石派來的飛機出走。這位被共產黨公布為「戰犯」的文化人，其生日恰好與北大校慶同一天。如此偶合，因胡適與北大淵源殊深，而顯得格外醒目。本是「文人雅事」，只可作茶餘飯後的談資，不該深文周納。可事實上，這一偶合被賦予強烈的政治色彩。新政權建立後，朋友間打趣的話題，竟成了不同派別爭鬥的戰場。一九五八年，針對大陸的批胡運動，在台北大校友會大張旗鼓地為北大和胡適祝壽(參見《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2767—2776頁)，其後出版的《國立北京大學成立六十周年紀念》稱：

適之先生象徵北大精神，所以我們為適之先生祝壽，也就是為北大精神祝壽。(《向胡校長祝壽獻詞》)

北大校方組織撰寫的《北京大學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一)，也認定這兩個生日的重疊，大有深意在。比如，胡適之熱中於紀念校慶五十周年，便是「為了抬高自己」，蓄謀「以慶祝校慶來為自己做壽」。大規模的批胡運動，一九五四年方才開始；可一九四九年五月《人民日報》發表陳垣《給胡適之的一封公開信》，第二年九月《文匯報》刊出胡思杜《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大陸之「徹底清算胡適思想」，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面對此不可逆轉的大趨勢，與胡適關係最為密切的北京大學，不能不有所警覺。

胡適

當然，為了撇清與胡適的關係而修改校慶紀念日，未免顯得太小氣了點；可附著在「思想改造」這桿大旗上，可就理直氣壯了。直到現在，我沒有發現從「政治正確」角度闡述修改校慶紀念日的文字；即使有，估計也不會談及胡適的生日問題。可這不便明言的「苦衷」，對當事人來說，或許並非無關緊要。

與老北大的失落相映成趣的，自然是新北大的崛起。新政權之力圖清除舊教育制度的影響，以便迅速確立其意識形態的權威性，自在情理之中。改組學校領導、重新確定教育方針、增設馬列課程等，此乃大勢所趨；至於必須用改變校慶紀念日來表示進入新時代，則屬於北京大學的創舉。除了北大曆來關注政治思潮的起伏，往往得風氣之先，更與毛澤東本人的「引導」不無關係。

新政權建立之初，毛澤東與北京大學有過三次交往(參見蕭超然《從圖書館助理員到共和國締造者》，《北京大學學報》一九九七年五期)。一九四九年四月三十日，毛澤東給「北京大學紀念五四籌備委員會」回信：

四月廿八日的信收到。感謝你們的邀請。因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到你們的會，請予原諒。慶祝北大的進步。

同年十二月，北大以全體師生的名義，再次給毛澤東主席寫信，稱為了慶祝五十一周年校慶，準備在十七日上午舉行簡單的儀式：

我們熱烈地盼望您能在這一天，回到學校來，給我們一點指示！要是您有空，無論如何希望給我們寫幾句話，給一點指示！還有一件事要麻煩您，最近我們要制新的校徽，想請您給寫「北京大學」四個字，希望您能答應我們。

這封信遲遲得不到迴音，後來才知道，此前幾天毛澤東赴蘇聯與斯大林談判去了。回國後，毛澤東補寫了校徽，對參加校慶一事未做任何評論。一九五零年的「五四」前夕，「國立北京大學全體師生員工」再次上書，要求毛主席為即將舉行的「與五四運動有關的史料展覽」題字。收到信後第二天，毛澤東題詞：

祝賀「五四」三十一周年團結起來為建設新中國而奮鬥

專家們從題寫校徽，讀出了毛澤東對北大的特別關懷。我則希望從另一個角度切入：

毛主席對五四時期的北大甚有好感，而對十二月十七日的校慶相當冷淡。兩次收到關於五四紀念活動的上書，均迅速答覆；至於北大校慶，則不置可否。

當然，這只是猜測。但這一猜測，可從另外的角度得到證實。就在毛主席無暇參加的北大校慶五十一周年紀念集會上，毛主席的老師徐特立應邀發表演講：

北大是一個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學校，今天五十一周年紀念日值得紀念的，並不是它的前二十年，而是五四運動以來的後三十一周年，因為今天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是從五四運動開始的。

同時發表演講的，還有教育部長馬敘倫。《北大周刊》刊出這兩篇演講稿時，徐在上而馬在下，這大概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傳統中國的「尊老敬賢」。

毛澤東對五四時期北大的好感，主要基於其理論體系，而不是在北大圖書館工作三、四個月的個人經歷。這一點，《新民主主義論》中早有充分的表述，徐特立的說法，不過是「活學活用」而已。新政權建立後，毛澤東對五四運動的高度評價，實際上成了北京大學尋求變革與發展的「護身符」。舉個例子，平常每日四版的《人民日報》，專註國內外瞬息萬變的局勢，文化單位的消息絕少能擠上第一版。而北京大學竟數度獲此殊榮，這全托「五四」的福。

一九四九年的五月四日，《人民日報》出版《五四運動三十周年紀念特刊》，頭版頭條是陳伯達的《五四運動與知識分子的道路》，四——六版則發表吳玉章、郭沫若、茅盾、黃炎培、胡風、周建人、楊振聲、何斡之、俞平伯、宋雲彬、葉聖陶、何家槐、藏克家、王亞平、柏生等人紀念「五四」的文章。接下來的幾天，連續報道全國青代會的開幕詞、工作綱領、大會宣言等，也都強調如何繼承「五四」的光榮傳統。新政權對五四運動歷史意義的突出渲染，無疑有利於北大的重新佔據中心地位，並謀求進一步的發展。

第二年的「五四」，敏感的北京大學抓住機遇，大做文章。其順應時代潮流的重大舉措，得到新政權的大力支持。《人民日報》接連兩天報道北大的紀念活動。五月三日是《毛主席和先烈李大釗同志／五四時代的工作室／定五四舉行揭幕禮》、《北大紀念五四各項節目排定》；五月四日則發表北京大學通訊組撰寫的《毛主席和李大釗同志紀念館介紹》，並附有上述毛主席應北大要求而寫的題詞。

「五四」的急劇升溫，使得原先的北大校慶相形見絀。《北大周刊》第63期(一九五零年十二月十六日)登出《本校五十二周年校慶將到，慶祝辦法以舉行展覽為主》，宣布不另舉行慶祝儀式，展覽的重頭節目則是「北大革命史料展覽」。據校方稱，「這雖是北大的校史展覽，但也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一幅縮影」。此說之得以成立，自是以毛主席對五四運動的高度評價為準的。依此思路鋪排的校史，清末民初的北大，必然日漸隱人歷史深處。三年間，北大對待校慶紀念活動的態度，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第一年，邀請毛主席出席並講話；第二年，改為舉辦以革命史料為主的展覽；第三年，臨時決定取消任何紀念活動。

假如當初毛主席出席五十一周年校慶紀念會，或者五四運動的光榮不屬於北大，我很懷疑十二月十七日的校慶，是否還會因影響複習考試或天氣寒冷而被取消。

對於大學來說，如何在歷史轉折關頭，抓住機遇，站穩腳跟，為日後的發展打下有利的基礎，無疑是至關重要的。五十年代初北大校慶的改弦易轍，我以為乃出於深思熟慮的「高招」。若做如是觀，對先輩愛護北大的心情，當有較為深入的體貼；對其不得不採取的策略，也會有較為通達的理解。實際上，五十年代初「老北大」的日漸淡出，乃其時的「大氣候」所決定，非關個別人的提議。

儘管如此，我對於賦予校慶紀念日以特殊意義，仍深感不安。生日本無可選擇，像梁啟超那樣，非要借國際國內重大事件來渲染自己的出生(《三十自述》)，只能理解為「少年氣盛」。北大溯源時之堅守戊戌，而拒絕同文館，其實已有將自家生日與政治事件相聯繫的傾向。這一點，看看二十年代以來眾多有關校史的論述，便可一目了然。一所偉大的學校，必須在非同尋常的時刻誕生，這一思路，使得論者喜歡賦予生日以特殊意義。

校慶紀念以及校史的寫作，表面上是指向過去，實際上是在確定未來的發展方向。這也是校慶之深受校方重視、而且也值得史家認真品讀的原因。說低點，是在歷史坐標中尋找自己的位置；說高些，則是在述說傳統的同時，標舉一種理想、一種精神。可有一點，常被世人所忽略：任何一所大學的優良傳統，都是在歷史進程中形成的，與具體的生日沒有任何關係。在北大校慶五十一周年紀念集會上，教育部長馬敘倫發表不同於徐特立的演講，一是強調「時間是不可分割的」，一是稱校慶「正像我們自己的生日」。「單就生日來說，平常得很，沒有什麼值得紀念的。」之所以生日吃長壽麵，不外表示紀念和祝福，沒必要將其神聖化(《北大周刊》22—23期，一九五零年二月一日)。一旦生日被賦予特殊意義，而且可由後人自由選擇，那麼，不確定的因素可就太多了。滄海桑田，一所歷史悠久的大學，其校慶紀念日是否也需要不斷變遷，以適應新時代的要求？答案若是肯定，將招來無數不必要的煩惱。

北大之修改校慶紀念日，固然有利於弘揚五四新文化運動，卻開了個危險的先例。生日的確定，本來只是考據問題，一旦轉化為價值判斷，過分追求「思想深刻」，反而可能出現令人尷尬的局面。隨著詮釋框架的改變，倘若有一天，「五四」不吃香了，怎麼辦？難道說，另外選擇一個光榮的時刻？若如是，必定是校園裡眾聲喧嘩，校園外難以認同。為北大的千秋基業計，還是「實事求是」好——生日就是生日，沒什麼特殊的意義。

以歲末(依我的考證，乃十二月三十日)作為校慶紀念日，不談辭舊迎新之類的象徵意義，只是回歸「考據」。即便寒冬臘月，以目前的技術條件，舉行慶典根本不成問題。況且，慶祝大典，不可能每年都搞；平常的校慶，不外放假一天，讓學生調整一下心態，以便順利地進入緊張的複習考試，這不也挺好嗎？更重要的是，既然中國政府早已將「五四」

確定為青年節，北大再擠進去一個校慶紀念日，「普天同慶」的鞭炮與掌聲，必然淹沒了自家的獨特體驗。就好像誕生於春節的朋友，沒有自己的節日，其實是挺委屈的。

真希望，百年大慶後，北大人能以平常心對待自己輝煌的歷史，以及沒有特殊意義的生日，以實事求是的姿態，迎接新世紀的太陽。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於西三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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