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人女子不裹足，但只有這時被迫裹足，看了讓人心酸！

（這張1911年10月《時報》刊載的漫畫，描繪的就是上述旗人婦女匆忙換下旗裝，將天足裹成小腳，以此嘗試混進漢人隊伍的場面。）

4月29日我們平台發有文章《中原病態審美的裹小腳》，漢族女子裹小腳有了近上千年的歷史，但旗人女子女子一直不裹小腳，但只有一個時段，被迫裹小腳。

自清朝入關之初，就曾頒髮禁止裹小腳的命令，但漢族拚死抵抗，要保護這一民族傳統，清朝政府被迫讓步。

進入近代，各國競爭，清朝政府希望強大種族以利於與西方競爭，再度要求禁止裹小腳。慈禧發布禁止裹小腳的上諭，但再次遭到強烈抵制，不僅抵制，還記恨在心。

後遇到辛亥革命，於是革命黨開始藉機對旗人進行屠殺報復，其中就包括，只要看女子是天足不裹小腳的就進行屠殺。

例如，《南京光復見聞瑣憶》記載：

南京旗城裡的一般滿族人都很恐慌，傳說革命軍一到，就要把滿族人殺盡，以報清兵入關時屠殺漢人之仇。滿族人天天全家哭泣，尤其是婦女，因為既沒有纏足，服裝又和漢人不同，更加發愁，紛紛向估衣鋪購買漢人婦女衣服，打扮成漢人，還硬給十歲左右的女孩子纏足。

辛亥革命期間滿人殉難的具體數目一定不可考，單就駐防兵丁而言，《辛亥殉難錄》也只可根據姓名可考者作粗略估計，西安駐防兩千兩百四十八人，江寧駐防七百零六人，福州駐防九十八人，荊州駐防四百零三人，京口駐防三百二十二人。在各式各樣的辛亥記錄中（亦包括革命派陣營的回憶、旅華外國人的敘述），殺滿人、旗人的情狀可謂慘烈。我想補充一點，辛亥革命對作為族群的滿人所造成的震懾與恐怖，其實要比直接的屠殺深重得多。

聊舉一例。關紀新教授在《老舍與滿族文化》一書中記一則往事。1983年關先生在蘇州參加全國清詩討論會，聽聞詞學大家唐圭璋先生乃南京駐防旗人之後。唐先生在辛亥年間還是幼童，革命軍與八旗駐防慘烈交戰，待革命軍殺入旗營，駐防將士及其家眷悉數服毒自盡，幼年的唐圭璋因服藥較少得以倖存，後被一家市民收養。此後，關先生因為編寫《滿族現代文學家藝術家傳略》一書，曾致函唐圭璋先生懇請同意將其傳略編入該書，隨即收到唐先生複信，對欲收錄其傳略深表謝意，卻又婉辭：「至於所述唐某系滿族云云，就不要再提了罷……」轉述這段故事，我有一些殘忍揭破他人隱痛的自責。可這興許比西安滿城全城數萬人被屠的歷史記述更讓人沉痛。革命所造成的不是一時一地的暴力，還有延續在歷史中的一個族群卑微地隱沒。民國以後旗人們不敢在公開場合暴露自己的族籍，成了普遍現象。滿族人唐日新在一首憶昔的詩中寫道：「自從民元到如今，民族沉怨似海深；旗族傷殘如草菅，誰敢自言滿族人。」這些故事，「豐富」了革命，也「分解」了革命。

整個辛亥期間，中國的滿人、漢軍和蒙古旗人都處在一種極度的被屠殺恐懼之中。荊州、杭州滿營不斷有「被屠」的消息傳開，在成都也是謠言四起，說漢人馬上要打進少城，見人就殺一個不留；又傳說要把滿人砍成肉醬，再不就殺來祭天。旗兵旗民皆以為大禍臨頭，許多人把家禽家畜都殺掉吃了，只待風勢一變，自殺或殉義，每個人都覺得沒有了生存的希望。廣州滿城在光復前也是人心彷徨，鳳山被炸後，滿族官員個個膽戰心驚，街上的旗人走路都低聲下氣，不敢抬頭。殷實紳商和旗人眷屬紛紛遷逃，情狀狼狽。南京旗城是同樣的慘淡，傳說革命軍一到，就要把滿人殺盡，以報清兵入關時屠殺漢人之仇。滿族人天天全家哭泣，尤其是婦女，因為既沒有纏足，服裝又和漢人不同，更加發愁，紛紛向估衣鋪購買漢人婦女衣服，打扮成漢人，還硬給十歲左右的女孩子纏足；男子也都改名換姓，充作漢人。在北京，滿族婦女放棄了原來引以為豪的髮式，以免招惹危險，到使館區要求庇護或就近尋找房子的人數也每天都在增加。杭州則甚至在光復以後，民軍有安置旗人辦法，每人可領一筆生活費用；但由於恐慌，旗人此時大部分都已逃跑，更怕的是由此暴露旗人身份，遭漢人報復，因此幾乎沒什麼人敢去領這筆款子。「排滿」在辛亥年酷烈的暴力中達到極點，也在一個族群的內心積聚起了無法消散的恐怖記憶。

回到辛亥年的反滿事件。實際上，暴力的行動過程也很複雜，各地情況不同。在武昌、杭州等地，主要是同盟會、新軍在主導反滿。而在另外的一些地方，革命陣營內部卻有諸多關於屠殺還是保護的爭持。最明顯的是西安，西安的革命黨十之八九隸屬哥老會，仇滿情緒很激烈。同盟會在這一點上持反對態度，認為不應當對駐防旗人進行過於殘酷的屠殺。雙方爭執不下，最後還是會黨的勢力佔了上風。西安滿城在一夕之間變為慘淡的兵燹場，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中稱「對於人道，殊近殘酷」。後來做了江蘇監察使的嚴庄當時在西安，碰見個旗人小孩，砍了四五刀，小孩未死，嚴心軟了，回來放下刀，再不去了，可當時的陝西革命黨人都嘲笑他無用。張奚若說：「我當時不在陝西，若是在的話，不知要怎樣才能殺得了人呢！」對親歷了那種驚魂盪魄情境的人來說，主義和信仰顯然已經無法越過殘殺，支持他們堅定地揮劍而立。當反滿從「主義」變成鮮血淋漓的生死場，主義的動機、目的及其實踐方式便會遭遇搖晃、質疑，甚至最終的放棄。幸虧屠殺持續的時間並不長，很快各地軍政府都有布告，禁止殘殺滿人。但這一短暫的歷史過程也讓我們看到，革命的推進是如此這般地充滿了張弛與糾葛，而行動總是要比詞句複雜。

以滿與漢楬櫫的1911顯示了與我們熟知的辛亥革命全然不同的歷史圖景。矛盾叢集，卻正可從中看清中國政治、中國社會的嬗遞，看清對立背後的種種徊徨失據和跌宕起伏。鄂事起後，「社會主義者」江亢虎避地上海，有致武昌革命軍的一封公開信，信中就「興漢滅滿」的種族革命提出了十二點「大不可」，主要的意思就是，種族革命，有悖於人道，易失民心，並且與自由平等博愛的民主共和精髓相牴牾；以復仇為義，冤冤相報，本為大謬，也容易引起外人干涉，導致瓜分慘禍。江氏目睹了至為激烈的排滿風潮，有「創夷滿目，不忍見聞」之感，遂投書革命軍。1913年，此信收入《洪水集》，江氏特別附記：當時人心狂熱，輿論沸揚，大有暴民專制之勢。而上海各報紙，無敢稍持異議。除了《天鐸報》匿其姓氏刊錄，沒有哪家報館敢登出此函。信件發表後，江氏立即收到了革命軍駐滬事務所的來函痛斥，並且還有多封匿名警告信，謂其「倡邪說以媚滿奴，疑亂軍心，當膺顯戮」，「漢奸」「滿奴」的稱號一齊擲來，甚至有人宣稱要用炸彈對付他。這又是一則頗有餘味的「革命」與「非革命」對峙的故事。種族隔離，這在辛亥年是絲毫不容置疑的。任何非議都將被視為反動，是為逆行。然而，正如江氏看到的，當「排滿」從革命的策略變成推進革命的手段、進而作為革命的目的，就開始了一系列對革命初衷的背叛。像蔡元培所說，成為「政略上反動之助力」，這是主義與行動的脫節，也意味著中國革命歷史軌跡之迂折。於是，在狂飆突進的辛亥革命過去之後，以矛盾開始的共和中國，也將以矛盾的方式展開她不可預知的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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