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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夏銀川市興慶區明墓發掘簡報

寧夏銀川市興慶區明墓發掘簡報

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銀川市文管處

寧夏銀川市興慶區明代墓地,位於興慶區西北、唐徠渠東側,南距海澤路約500米,西距唐徠渠約100米。該地原為銀川北郊紅花鄉北塔七隊村民的居民點和稻田區,後經銀川市某集團開發為「海寶西區商住樓」。2003年6月,該工地在基礎建設的過程中發現了墓葬遺迹,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銀川市文管處聞訊立即組成聯合考古工作隊,對其進行了搶救性發掘,重點清理了l座墓葬,出土和徵集了一批珍貴的明代文物。現將此次發掘成果簡報如下:

一、墓葬位置及形制

興慶區地處銀川平原的中西部,地質地貌上屬黃河沖積平原和賀蘭山洪積傾斜平原組成的沖積平原區。海拔高度大致在1100米左右。墓葬所在地是一片開闊的黃河灌溉區,局部地勢由於受西側唐徠渠堤壩加高的影響而顯得西側略高而東側偏低。東西落差大致在3米左右(圖一)。

墓地未發掘前由於受建築施工的影響,其整體分布區域和分布範圍已不清楚。從現存的情況來看,大致分布在唐徠渠東側堤壩向東約200米的範圍內。這一帶至今仍作為墓地使用。地表上密布著現代墓冢。且與以前的墓葬存在著疊壓和打破關係。這次我們的工作重點是清理基建範圍內的古墓葬,除了重點發掘的,位於基建部門編號33號基坑的墓葬(編號03NYXM1)外,另外在其南側的35號基坑還發現了2合墓誌以及大量地磚、棺板,36號基坑出土了獸形石刻等物。現以M1為例對其作一說明。

M1位於唐徠渠以東約100米,33號基坑南壁中部略偏西處,是一座中小型磚室墓。墓頂距現地面1.8米,發現時因受基建影像而致其北面磚砌墓壁坍塌。墓葬直接開口於沙土層之下,地表已無封丘等遺迹。墓室門向正東,方向90度,帶斜坡式墓道(圖二)。現按墓室、封門、墓道等分述如下:

1.墓室

平面呈方形,東西長3.76、南北寬3.40米(含墓壁寬度)。全部系用青磚壘砌而成,磚色青灰,含沙量大,燒結硬度高。形狀皆呈長條形,規格尺寸系本一致,一般在長32、寬16.5、厚5.5厘米左右。磚與磚之間以白堊勾縫,縫寬0.2—0.4厘米之間。

(1)墓頂:現已全部坍塌。散落的磚塊雜亂地分布在墓室填土的不同層位,說明其坍塌過程不是一次性的全部塌陷,而是一個逐漸地塌落過程。這些殘磚以塌落在棺板之上存留的最多。從個別尚粘連的磚塊的連接方式及其塌落的方向等綜合分析,該墓室頂部是彎窿形頂,是由墓室南、北兩壁頂部以單磚平鋪順砌、逐層內收而成。

(2)墓壁:上部殘。現存四壁除西壁頂部及壁完處部分以青磚豎向並砌外,其餘多用青磚平鋪橫砌,兩壁交接處以磚逐層交錯壓薦。四壁尺寸(以墓室內側計)及存磚層數分別為:

西壁長2.7、寬0.34、殘高1.4米,存磚19—21層;

南壁長2.94、寬0.34、殘高1.3米,存磚14—19層;

東壁長2.8(含封門)、寬0.33、殘高1—1.2米,存磚15—18層;

北壁僅存西北角一小部分,殘長0.5、寬0.34、殘高1.32米。

另外,在西壁中部,即底部向上第6層鋪磚以上有用磚砌出並列的5個小壁龕,應該是有頭龕性質和功用。這5個龕形狀皆成方形,前端(即東面)開口,後壁(西側)以條磚封口。龕與龕之間均以兩塊條磚豎向並砌相隔,條磚上下均以一磚橫向墊塞,間距11厘米。五個小龕按其位置由南向北分別編號為K1~K5,其尺寸及特點分別為:

K1:南距南壁46,龕寬26,高22、進深31.5厘米;

K2:寬25、高22、進深33厘米,底部偏南側缺一塊墊磚;

K3:寬33、高21.5、進深32.5厘米;

K4:寬26,高24、進深31.5厘米,底部南側缺一塊墊磚;

K5:北距墓室北壁44、寬27、高21.5、進深22厘米。

(3)墓底:是用條磚錯縫鋪砌而成,表面平整,無棺床等台狀設施。

墓室已被盜擾。墓底部的棺木出土時已散落,亂堆在一起,木板東西向,保存較完整者長2.1、厚0.08米。皆柏木質,腐蝕程度較重,從出土情況分析應屬兩個個體。可能是與草木灰長期接觸又被地下水長期浸泡的原因,現存棺板顏色呈灰黑色,外表塗有棕色顏料,料厚0.1厘米左右,局部尚可看見描有鮮黃的塗金。只是其圖像,因受損甚重,花紋難以辯別。木板底部發現了四根擺放成井字形的圓木柱,木柱直徑13厘米左右,兩頭直接頂在基壁上,可能是支撐棺木的支架。

墓中人骨架已經擾動,兩具,位置一南一北。偏北者顱骨略靠西,頭西向,骨質酥化程度較重,肢骨僅發現左側的股骨,殘斷,但可看出其骨骼十分粗壯;偏南者顱骨已經散落在墓室中部,殘半,骨骼較纖細。另外在墓室的填土中散落著一些人骨,多殘斷,分布無規律。

2、封門

位於墓室東壁中間略偏東處,現存形狀呈方形,南北長2.12,寬0.33、殘高1.2米。系由橫卧的條磚與側立的條磚交錯疊壓而迭砌而成,磚與磚之間以黃泥勾縫,縫寬0.2厘米左右。封門的砌築精細度不及墓壁,顯得較粗糙,壁面層次不齊。現存側立磚5層,橫卧磚7層。

3、墓道

位於墓室東側,未作全部清理,僅作了2米的局部清理。從局部解剖的情況來看,其形狀呈斜坡式,方向基本與墓室相同。底部傾角約80度。其中近封門處寬2.12、深(距現存封門頂端)1.12米。繫於黃沙土中直接下挖而成,墓道兩側壁面不甚規整。墓道填土上部以鬆散的五花土為主,土中包含有少量的灰燼及殘瓦片等,而下部為厚約20厘米的夯土層,土質細密結實,所出墓誌便出土於此夯土層中。

二、出土遺物

Ml已被盜擾,出土器物不多,計有陶罐、鋼幣、鐵釘、石質墓誌等物。另外在其他基坑也出土了石墓誌、石鎮墓獸等物。現一併分別介紹如下:

1、陶罐3件,皆紅陶夾砂質。共中M1出土2件,均出土於墓室西側的填土內。

標本03MYXN1:1,完整,形制規整。胎質較粗,敞口,圓唇,束頸,圓鼓腹,最大腹徑在上腹部,平底。器表輪制痕進明顯。通高20.5、口徑8,底徑10、腹徑15、胎厚0.5厘米(圖三,1)。

另一件出土時己經殘碎,形制特點等與前者相似。

徵集1件,亦紅陶質,胎質較細膩,色橘紅。口沿微殘,器表光滑,形制規整。斜直頸。侈口,圓鼓腹,下腹束收成束腰狀,最大腹徑在上腹部,平底。通高17、口徑8.5、底徑8.5、腹徑10.5、胎厚0.2厘米(圖三,2)。

2、銅幣4枚,竹出土於棺木的灰層中。其中2枚較完整。

03NTXN1:2,1枚,為「嘉靖通寶」錢。銅色泛黃,錢文規整,對讀,楷書,小平錢。徑2.5,穿0.55,廓0.2,厚0.12厘米(圖三,3)。

03NYXM1:3一枚,為「元佑通寶」錢。青銅質,錢文銹跡較重,品相不佳,篆書,旋讀、小平錢。徑2.5,穿0.5、廓0.2、厚0.1厘米(圖三,4)。

3、墓誌3合。皆為砂石質,方形。文面磨光以刻鑿文字,背面、側面有雕鑿痕迹。共中M1出土一合,編號03NYXM1:4,出土於墓道填土中,共2塊一蓋、一文。二石沿兩側邊緣各束一道鐵箍而使其緊緊地捆綁在一起,文面相同,平埋於土中。兩塊石塊的規格基本一致,橫長54、縱寬53、厚8.5厘米。其中蓋文陰刻篆書,縱向4行,每行5字「浩封驃騎將軍近川鄭公配夫人孫氏合葬墓志銘」單字規格6.5×8.5厘米。邊緣以陰刻單線為界格;志文楷書,不計題書、落款計26行,滿行35字,單字規格0.8厘米見方,邊緣以雙線為界格,線內陰刻連續忍冬紋。志文記載的是明正德至嘉靖年間官居寧夏川副總兵的鄭近川與夫人之事迹。

另外2合採集與35號基坑。其一蓋、文俱全,兩石規格趨一。橫長65、縱寬70,厚12厘米。石面局部有殘跡。志蓋和志文的文面均無界格、紋飾。蓋文為篆書,計4行16字,由右至左縱向陰刻:「明故昭武將軍上輕車都尉鄭公墓志銘」,字體工整勻稱,刻劃有力,單字規格8.5×12厘米;志文楷書,除題名、落款外共計23行,滿行38字,單字規格2厘米見方。文字較模糊,記載的是景泰至嘉靖年間的明代世官鄭靖,即鄭近川之祖父的生平事略。

另一墓誌僅存志文。橫60、縱67、厚10厘米。字體陰刻楷書,文面略殘,邊緣無界格無裝飾。除題名、落款外共汁37行,滿行41字,單字規格1厘米見方。內容記載的是明成化至嘉靖年間榮祿大夫、鎮守總兵鄭卿,是鄭近川的父親的生平事迹。

4、獸形石刻1件,採集於36號基坑內。形狀可能就是文獻記載的鎮墓神獸——天祿辟邪。砂石質,色青白,質地粗糙,系用一整塊石料雕鑿而成。獸伸首前視,兩耳低垂,鼓目,圓闊鼻,大口微啟,前肢前伸,後尻蹲伏呈蓄勢待髮狀。長條尾上卷而貼在後背。通長105、高66、肩寬33,頭徑26厘米(圖三,5)。

5、石望柱1件,徵集品。砂石質,色青白,質地較粗。亦用一整塊石料雕鑿而成,形狀似墓前望柱的下半部的基座部分,圓形,中間略鼓,底部四齣四個台狀足。頂端成平台狀,檯面中心有一圓形凹槽,圈底。槽口徑26,深30厘米,可插桿狀物;幢身中部雕鑿出一條箍形凸環。通高54、底足高23厘米(圖三,6)。

三、小結

銀川興慶區明墓是近年來銀川地區發現的又一處重要的明代墓葬區。由於諸多方面的原因,此次發掘工作不盡人意,但從發掘的墓葬遺迹,以及出土的具有明確記載的墓誌等遺物情況來看,此次發掘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收穫。

銀川在明代時,是明政府北擊蒙古騎兵的重要邊防重地之一。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後,隨著明政府的腐敗衰落和蒙古韃靼、瓦剌部的相繼興起,雙方實力上的此消彼長使得這種攻防戰爭更趨頻繁。為抵禦蒙古,明代「終明之世」一直十分重視北邊的防務,幾十年來精心構築了一條「東起鴨綠(江),西抵嘉峪(關),綿延萬里,分地守御」的「九邊重鎮」①防線,寧夏即為其一。在這裡,明政府除了重新加固、重修秦漢以來的長城以外,還在長城沿線長期派重兵駐防。寧夏府城(駐地在今銀川市)更是不設府、州、縣,而是直接以寧夏鎮統轄衛、堡、寨戍防,並先後有寧夏前衛、寧夏左、右、中三屯衛等行政機構在此駐防,是明代軍政合一、屯防兼備的特殊行政區域——邊關屯衛之一。嚴峻的邊防形勢和明代的戍邊政策使得寧夏駐兵現象十分普遍。作為世襲軍職的鄭氏家族,能幾代在此駐防並終老於此,自然是當時軍政體制的具體體現。

該墓葬區的發掘對研究明代的歷史提供了一定的實物資料。M1的墓葬形制、墓葬規模和埋葬方式對研究明代品官的喪葬制度提供了必要的借鑒。出土的墓誌,其放置位以及志、蓋兩個束箍的方式等特點,與文獻所載的「志石二片,品官皆用之,其一為蓋,書某官之墓;其一為底,書姓名、鄉里、三代、生年、卒葬及子孫、葬地……二石相向,鐵束埋墓中」②的品官用志情況十分相符。且其所載的內容對於研究明代的職官設置及其世襲方式,明代寧夏的邊防形勢,以及銀川地方史等相關問題具有重要價值。

參加發掘人員馬新田、周贇、王銀、丁晰賢、朱軍、陳安位、王建斌、李軍

攝影:馬新田、周贇

修復:張莉

繪圖:喬國平、王建斌

執筆:周贇、馬新田

(此文在寫作過程中,承蒙李曉麗同志鼎力相助,在此誠表謝意)。

注釋:

①「元人北歸,屢謀興復。永樂遷都北平,三面近寨。正統以後,敵患日多。故終明之世,邊防甚重。東起鴨綠,西抵嘉峪,綿延萬里,分地守御。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而太原總兵治偏頭,三邊制府駐固原,亦稱二鎮,是為九邊。」《明史·兵志三》,卷九十一,「邊防」條。清張廷玉等撰,鄭天挺等點校簡寫本,中華書局1997年3月第6版,第2235頁。

②《明史·禮志四》,「喪葬之制」。

本文出自:《隴右文博》2005年第2期,17-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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