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報道：沙田見證珠江三角洲歷史變遷

在珠江三角洲一些歷史悠久的村落中，依然留存的祠堂引人注目。祠堂興盛的背後，展現著廣東宗族的深厚生命力。事實上，廣東宗族的興盛與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和地理環境有著密切關係，尤其是「沙田」的開發，與宗族發展互相影響，形成明清時期地方社會格局的特色之一。

嶺南地方社會結構的重大變化

留存至今的不少族譜和方誌都表明，廣東宗族祠堂在明嘉靖年間趨於普遍。到19世紀，嶺南逐漸演變為以家族社會為核心的社會結構，這種結構延續至20世紀。

明正德十六年（1521），明武宗駕崩，無嗣。皇太后張氏與大學士楊廷和商議後決定迎接朱厚熜至京師繼位，是為明世宗（嘉靖皇帝）。明世宗繼位後不久，朝中大臣就武宗的謚號及嘉靖生父的主祀和封號產生爭議。朝臣間爭議的關鍵是世宗是「繼嗣」，還是「繼統」。桂鄂、張璁、方獻夫、霍韜、湛若水五名官員支持嘉靖皇帝，認為皇帝應奉祀自己的親生父親興獻王。時任內閣首輔的楊廷和與一眾朝臣認為，世宗既然是由小宗入繼大宗，就應該尊奉正統，要以明孝宗為皇考，興獻王改稱「皇叔考興獻大王」。嘉靖三年（1524），支持嘉靖皇帝的勢力最終佔得上風，以楊廷和為首的朝中大臣則先後失勢。這一年，禮部尚書夏言上「請定功臣配享及令臣民得祭始祖立的家廟疏」，提出「定功臣配享」「乞詔天下臣民冬至得祭始祖」及「乞詔天下臣工建立家廟」等議。嘉靖皇帝採納了夏言的建議。此舉對明朝中後期的祭祖禮儀產生了極大影響。

當時，社會上已有大量祠堂違制祭始祖的情況。明朝初期，朝廷規定庶民不準有祠堂，只可在居室中祭三代祖，品官之家則可在正寢之東建家廟祭四世祖先。但事實上，臣庶修建祠堂祭四代祖的風氣早已逐漸普遍。嘉靖十五年的詔令令民間祭祖的風俗進一步合法化，而家廟向聯宗祭祖的大宗祠方向發展也為地方政府所默許。於是，嘉靖年間大建宗祠祭祖的觀念越發普遍。

值得關注的是，霍韜、方獻夫、湛若水三人不僅在輿論上支持嘉靖皇帝，也在實際行動上力行「孝道」。在地方上，他們積極推行教化，並將祭祖禮制推行至其所在的家鄉——珠江三角洲區域。這其中最為重要的行動就是建立祠堂，如霍韜在南海縣石頭村建立了霍氏開基祖的祠堂。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科大衛認為，霍韜、方獻夫在家鄉建家廟，不只是祭祖的活動，也是政治活動。「大禮議」牽涉到「孝道」問題，在禮儀上，建家廟變成表達「孝道」的方式。他進一步提出，「建立祠堂，不只是為了提高其社會地位，祠堂是『蒸嘗』亦即祖先名義下的信託基金的持有者」。在打擊「淫祠」的同時，供養這些「淫祠」的資產，尤其是土地，逐步轉入眾多大家族手中。明朝廣東的一些官員在家鄉積極踐行一套禮儀，建祠堂，其子孫則向遠祖捐獻土地作為祖嘗維持祭祀。祖嘗的方式一方面可以保證祠堂的祭祀，另一方面則能保證祖宗產業的不墮。這種明清時期興起和發展的新制度，成為認識那個時期社會歷史轉變的關鍵。

香港學者葉漢明在《歷史研究》的一篇文章中提出，這些士大夫成為嶺南地區儒家化的關鍵人物。「一方面，霍韜、龐尚鵬等名儒著家訓，黃佐等官紳撰鄉禮，一套以家達鄉的家族倫理儀制逐漸形成。另一方面，在嘉靖年間『大禮議』的影響下，民間大築家祠，地方社會利用修祠堂、編族譜、定族規、築祖墳、立族產、興族學等文化手段由家及鄉地強化社區凝聚力，提高地方文化的正統合法性。」正是這種血緣與地緣的結合，對明代中後期嶺南地方社會結構產生了重大影響。

長期以來，廣東作為外貿交易的重要地域，也為當地帶來了豐厚的財富。南宋之後，隨著朝廷開始真正經營嶺南，珠江三角洲的城鎮與人口規模不斷擴大。人口的大量增加，形成了有規模的糧食消費市場，從事糧食生產以及商品化的種植、養殖（如甘蔗、魚塘等）變得有利可圖，客觀上也在刺激珠江三角洲沙田的開發。

沙田開發支撐宗族制度延續

珠江三角洲的宗族制度是在明清時期發展出來的新制度，深深地影響了明清時期嶺南的土地與族群的格局。

廣州市番禺區的沙灣鎮，是著名的沙灣何氏宗祠留耕堂所在地。如今，沙灣鎮被評為中國歷史文化名鎮，同時它還是中國民間藝術之鄉、廣東音樂之鄉。沙灣古鎮「石階石巷」的古村落格局保存完好，並保留了大量明、清、民國時期的建築，以留耕堂為典型代表的古祠堂約100多座，保存了大量磚雕、木雕、石雕、灰塑、壁畫等藝術精品。支撐這些華麗建築得以修建的正是沙灣何氏豐厚的宗族財富，其財富的積累與沙田的開發關係密切。

中山大學教授劉志偉曾在沙灣作過多年的田野調查。在這裡，他逐漸形成了對珠江三角洲基本社會變遷的基本看法，尤其關注宗族在沙田開發及地方社會權力結構中的演進。

在有關祖先系譜的問題上，劉志偉和科大衛有著相近的看法，即認為珠江三角洲各族譜中所記載的祖先故事（尤其是珠璣巷傳說），實際上是珠江三角洲各族建立其定居權的依據，引用這些故事以樹立各族的合法身份是一種文化手段，因而宗族的產生也可視作一個文化創造過程。

劉志偉認為，在沙田的控制上，宗族的意義並不僅是一種經營組織，更是一種文化資源，這種文化資源被稱為「祖先的權力」。

在創造這種文化的過程中，新的「族群」認知開始出現。嶺南的庶民和土著開始利用國家認可的倫理規範來創建家族傳統、確立地權和地方文化的正統合法性。為表達自己的身份，他們稱呼佔山為民的人為「瑤」，水上生活的族群為「疍」。這種對身份的區隔，不僅是文化意義上的區分，更是一種對於居住權、土地權的宣誓。劉志偉告訴記者，以往的相關研究更關注土地所有制的概念，但是，來到鄉村實地考察後就會發現，決定能否留在這裡的關鍵不是財富，而是「入住權」。

這種無形的權利，使得沙灣何氏在珠江三角洲的土地資源爭奪中獲得優勢。沙灣何氏的族產是在沙田開發的基礎上形成的，或直接由宗族組織開發沙田，或在宗族勢力庇護下由個人開發。明清時期珠江三角洲沙田的開發為何氏宗族的擴張提供了重要資源。劉志偉發現，在沙田開發基礎上，何氏宗族的族產在清末已經超過300公頃，民國時期達到600公頃，成為珠江三角洲族產最多的宗族之一。

沙灣何氏家族的案例並非個例，位於沙田邊界處的中山小欖，以及以開發沙田著稱的大良龍氏、羅氏、李氏等家族，包括東莞明倫堂，均是珠江三角洲沙田的大業主。直到清末，族田（包括書田、蒸嘗田、祭田、祠田等）成為沙田的基本佔有形態。一方面，各家族通過捐獻、購買、訴訟等手段佔有土地，另一方面，他們通過各種契機相互勾連，形成類似股份制的利益共同體，共擔經營沙田的風險和共享利益。

由此，在珠江三角洲，就演變出一種被稱之為「民田—沙田」的格局。民田區的宗族與土豪，佔有並不斷開發沙田。沙田區的佃戶則結茅為寮，他們沒有土地，靠耕種土地和漁業為生，成為珠江三角洲政治、經濟上的弱勢群體。

爭奪沙田控制權

儘管時局相對穩定，沙田區內部的競爭仍然十分激烈，其中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占沙與搶割。占沙即財大氣粗的惡霸恃強凌弱，以承租為名，侵佔弱小地主已經報稅的未成田的沙坦；搶割就是秋收時節，勢力強大的悍匪，招募數十名打手，駕駛大船，明目張胆，搶割稻穀。

為了維護地方穩定，在康熙十二年，沙田區內部經過官府批准開始設立沙伕，保護耕種和漁業，此時沙伕的設立僅限於一鄉一族的範圍之內。到康熙五十五年，由於海盜猖獗，沙伕勢單力薄，於是開始有護沙隊的設置。護沙隊逐步發展成為區域聯防組織，費用開始採用「倡捐谷石」的形式，進而發展成為「創抽收捕費」，設勇護沙成為鄉局內的硬性規定。

東海十六沙及其管理機構的演變，正是在這一脈絡下發展起來的。東海十六沙，這片位於中山東北部的沙田，曾經是順德和香山鄉紳爭奪的主要目標之一。在這裡，留下了《東海十六沙紀實》《鳳城識小錄》以及順德籍進士龍應時的《敬學軒文集》等文獻，記載了這一地區權力機構的演變。

香港學者黃永豪曾就此展開研究。他提出，東海十六沙地區的管理制度，經歷了沙伕制度、容桂公約，到晚清的東海十六沙沙局幾個機構的變更，每個變更皆是地方士紳爭奪東海十六沙的管控權力。

在康熙初年，在東海十六沙地區已經建立起一套沙伕制度。根據大良龍氏知名人物龍廷槐的記述，早期的沙伕為各沙田業戶自行僱傭，各管各沙。沙伕制度下的各鄉紳，為了攫取利益，對東海十六沙的控制權展開爭奪。

隨著沙田圍墾日漸加劇，沙伕之間競爭、糾紛日漸增多，甚至有假冒轄抽的現象。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香山大黃圃鄉的耆民在康熙十二年，稟奉香山知縣批准，沙伕由各沙田的大田主選任，並需要向香山縣政府申請發給印牌，才能承充。每張沙伕印牌根據其所管理的沙田面積，繳納一定數目的印牌費用，名為香山縣承辦貢煙費。隨後康熙五十一年，香山縣大黃圃、小黃圃、潭州鄉人提議抽收捕費，設勇護沙。辦法是由東海十六沙附近各鄉村的團練，向沙田抽取捕費以聘請團勇，專責沙田治安，防備盜賊。至於監管佃戶的工作，仍由各沙田僱傭沙伕，各管各沙，無所統轄。即在沙伕制度之上建立武裝護沙隊伍。可以看出，這一時期，香山的鄉紳在東海十六沙有著重要影響力。

其後因各沙田各自聘用沙伕，承領沙牌分繳牌費，手續繁瑣，其方法遂不能實行。香山縣遂採取總攬的辦法，每年由容奇、桂州士紳與香山縣政府商討，確定沙牌總費，並先預交三分之一，然後規定各沙田的沙牌牌費。這樣一方面容奇、桂州的鄉紳可憑藉壟斷牌費的辦法獲取利潤，另一方面也控制了基層的沙伕，其勢力也就凌駕於原香山大黃圃鄉的鄉紳之上。

爭攬沙牌，成為各鄉紳競相爭奪的目標。嘉慶八年，桂州鄉進士胡鳴鸞和其他鄉紳聯稟香山知縣，以有沙匪侵擾為理由，獲准在容奇墟建立容桂公約。容桂公約擁有巡船、扒艇，僱傭丁壯赴沙田巡邏，每年其向所管沙田收取捕費，每畝一錢，由沙伕於夏秋兩季按畝收繳。兩年後，容桂公約以總攬沙牌為理由，獲得地方官准予攬辦東海十六沙的沙牌，進一步控制了沙伕。

咸豐四年，在太平天國的影響下，珠江三角洲爆發農民運動。咸豐五年，被困廣州的兩廣總督葉名琛要求各鄉自辦團練，保衛地方。他邀請順德大良龍氏族人道光十五年進士龍元僖督辦順德團練，龍元僖便在大良雲麓龍公祠開設順德團練總局。毫無疑問，大良龍氏是控制順德團練總局的關鍵人物，團練總局也給順德地方鄉紳提供了合作機會，因而由鄉紳進一步介入到地方事務中，尤其是控制了地方武裝。

順德團練總局執行保護地方治安的使命，同時也開始協助容桂公約，巡防東海十六沙。

咸豐八年，英法聯軍攻佔廣州，兩廣總督葉名琛被俘，咸豐帝任命龍元僖、羅淳衍和蘇廷槐辦理廣東團練總局，龍元僖也藉機接收容桂公約所辦理東海十六沙護沙事務，歸順德團練總局兼辦。同時設立東海十六沙沙局負責具體事務。

此後由龍、羅等順德鄉紳控制的東海十六沙沙局，一直延續到民國初年。控制東海十六沙所帶來的利潤十分驚人，根據《東海十六沙紀實》的計算，其每年除去支出所得，最少為二十一萬餘兩。這是東海十六沙地區的沙田控制情況，沙灣何氏、東莞明倫堂控制下的沙田地區，均有類似的社會變遷。

新時代的沙田故事

在明清時期珠江三角洲的歷史敘述中，已經有學者指出，「16世紀的禮儀革命，為王朝國家提供了一套理論，使得王朝國家與地方社會相結合」。宗族利用符合傳統王朝文化的儀式等資源，塑造出一種文化權力，從而在珠江三角洲的歷史敘述中佔據主流，其他群體則被視為異類，成為歷史的失語者。到民國時期，宗族等地方組織仍然是控制沙田的主要力量。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沙田地區開始了新的歷史進程。長期以來，由於沒有入住權，「各屬沙田，並無村落，其農民只在基壆之旁，蓋搭細小茅寮或細小木屋，以為居住之所。……除由分益農建有磚造圍館外，其餘農民住宅，幾全無磚造者」。而此時，曾經流落在沙田地區的佃農，逐漸開始了上岸的定居生活。沙田上的耕沙人，也從原來的佃農變成了只為自己耕種的農民。

特別是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沙田地區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曾經的沙田區已成為樓宇林立、廠房輻輳、人口集聚的改革先行地，成為「中國製造」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像廣州萬頃沙鎮、東涌鎮等曾偏遠的聚落，已經成為現代化的社區。這種變化也伴隨著沙田民俗、生計、交通方式以及經濟社會的劇烈變遷。

沙田這種因國家土地稅則設計而形成的具有廣泛意義的區域，也因其獨特的歷史文化發展進程引起一些研究者的關注。但僅僅是文獻的梳理搜集、民俗的保護，很難真正回到歷史現場。只有運用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的方法，才能進入沙田地區的歷史進程，書寫其歷史與現實的新故事。

鏈接聚沙成田過程

魚游階段：由於江流泥沙沉積，在水下逐漸堆成沙灘，或形成泥堤，這是成坦的前提。由於水深二三米，極宜於魚群活動，故亦云魚游階段。有人認為「其始出水略辨形跡，謂之沙影」。

櫓迫階段：泥沙進一步沉積，低潮時水深僅一二米左右，俗謂之水坦。由於小船揺櫓已感困難，故亦謂櫓迫階段。

鶴立階段：在低潮時，已見成坦露出水面，漲潮時仍被淹沒，泥土如漿，可蹬板滑行，俗曰白坦。由於鶴可以在上覓食，故云鶴立階段。

草埗階段：沙坦逐漸露出水面，野生的秋茄、老鼠簕，可生長其上，或人工種植蘆荻、鹹水草，故為草簕。亦稱斥鹵。

圍田階段：坦面日高，泥益堅實，可以試種耐鹹的蝦稻（又稱出水蓮），可以進行人工拍圍，即成沙田。

（摘自譚棣華：《清代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黃琲 排版編輯：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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