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慶祝120周年時，我們在慶祝什麼？
燕園情
燕園情（阿卡貝拉版）
北京大學阿卡貝拉清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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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2018，又見戊戌。
一百二十年，兩個甲子的時間。
這是一所隨著近代中華民族的命運浮沉的大學。全中國僅此一間。
僅以此文獻給教會了我：
胸懷永遠要比眼底那汪未名湖更廣闊
視野永遠要比眼前那座博雅塔更遼遠
情懷永遠要比眼中那些亂世浮生更純粹
史觀永遠要比眼下這場人生更綿長的，
我的母校——北京大學
這一百二十年間北大精英雲集，人才輩出。這個戊戌年，無需我等後輩再次歌功頌德，此篇文章將篇幅著重在引用百二十年間這所學校真正的思想家們所閃耀的智慧的光芒，共勉和重溫這個偉大的大學的靈魂。
北京大學是戊戌變法的產物。是變法的產物。
何謂變法？新華字典里對變法的解釋是：指自上而下地對國家法令、制度等作重大的變革。上過中國歷史課的人大概都知道，中國歷史上最為著名的變法有三次：公元前356年秦國的商鞅變法；公元1069年宋神宗時期的王安石變法；以及公元1898年清末光緒年間的戊戌變法。商鞅變法成功了，雖然商鞅本人被車裂。但是這場變法為之後秦國一統天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王安石變法失敗了，沒有土壤又觸及了既得利益者的蛋糕；戊戌變法也失敗了，這些一心想要變法圖強，滿懷報國情懷的「天真」的知識分子們救不了奄奄一息的大清王朝，反而搭上了自己的性命。縱觀歷史上的所有政治改革運動，破產的次數往往比成功的次數多得多，即使改革中的某些法令得以延續，改革者本身也因為觸動了太龐大的利益集團而落得自身難保的下場。但京師大學堂（北大前身）作為戊戌變法的紀念品留了下來，所以她的誕生本就是神聖的、艱難的、沉重但卻被寄予厚望的。因而從她誕生的那天起，她就扮演著書寫歷史的角色，見證著這120個春秋里家國興衰，改朝換代和命運更替。
魯迅：北大是常為新的
作為變法的產物，「救亡圖存」，「求變」和「常為新」的特質根植於北京大學的血液里。無論是民國時期的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還是建國後的任何政治運動，這所學校都承載了太多的呼聲和口號，肩負了太多對於社會和國家的責任。這裡我想直接引用民國時期我最喜歡的作家魯迅先生在北京大學二十七周年紀念日寫下的文章《我觀北大》來佐證北大追求變革的特質：「惟據近七八年的事實看來，第一，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著好的，往上的道路走。雖然很中了許多暗箭，背了許多謠言；教授和學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換了，而那向上的精神還是始終一貫，不見得弛懈。自然，偶爾也免不了有些很想勒轉馬頭的，可是這也無傷大體，「萬眾一心」，原不過是書本子上的冠冕話。第二，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即使只有自己。」
他在文章的末尾寫到：「我不是公論家，有上帝一般決算功過的能力。僅據我所感得的說，則北大究竟還是活的，而且還在生長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長者，總有著希望的前途。」
儘管1925年魯迅迫於些許壓力寫下《我觀北大》這篇文章，文中他表達了對當時教育總長章士釗的不滿，但總體而言他還是對北大充滿了樂觀和積極的態度。他說北大還是向上的，是不懼怕和黑暗勢力作鬥爭的，是常常反思和進取的，是常為新的。
所以，無論在什麼樣的歷史背景，什麼樣的政權統治下，北大人都要保留這樣的特質，即使身處最黑暗的夜晚，即使無法推動國家產生任何巨大的變革，也要守住社會最基本的底線。
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北大永遠的精神火炬
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間重點綜合性大學，北大到今天為止都沒有自己的官方校訓。但是近一百年間我們分享著來自蔡元培老校長的價值理念：「思想自由、兼容並包」
蔡元培從1916年底開始擔任北京大學校長,1923年因反對軍閥政府踐踏人權憤而辭職，至1927年取消校長名義。1929年又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但並未到職。1930年再次獲准辭職。他的北大校長歷史，用他自己的話說，「自民六至民十五,共十年有半,而實際辦事,不過五年有半」。但在他任校長期間，北大在「思想自由，兼容並包」觀念的影響下，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北大很快發展成為近現代中國的思想引擎，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並領導了五四運動的開展（這也是校慶日定為五月四日的原因）。這些事件深刻的影響了中國歷史的進程。
他任北大校長期間，反覆強調什麼才是大學，如何建立大學。他說「大學為研究高深學問之地「，而大學的建設要以「世界大學制度之通則」為準。對此，他提出了兩條標準：
一是「教育獨立」——蔡元培校長對此的解讀是：「教育是要個性與群性平均發展的。政黨是要製造一種特別的群體，抹殺個性的。例如，鼓動人民親善某國，仇視某國;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黨，往往有此等政策，若參入教育，便是大害。教育是求遠效的，政黨的政策是求近功的。中國古書說：『一年之計樹谷，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可見教育的成效，不是一時能達到的。政黨如能掌握政權，往往不出數年，便要更迭。若把教育權也交與政黨，兩黨更迭的時候，教育方針也要跟著改變，教育就沒有成效。所以，教育事業不可不超然於各派政黨以外。」
二是「思想自由，兼容並包」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一文中就此做過十分通俗的闡釋：「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並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最明白的，是胡適之君與錢玄同君等絕對的提倡白話文學，而劉申叔、黃季剛諸君仍極端維護文言的文學;那時候就讓他們並存。我信為應用起見，白話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做白話文，也替白話文鼓吹。然而我也聲明：作美術文，用白話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們寫字，為應用起見，自然要寫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隸寫藥方，當然不可;若是為人寫斗方或屏聯，作裝飾品，即寫篆隸章草，有何不可?」
此後，「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就成了北大永遠的精神符號。我不確定蔡元培先生若仍在世，看到今日的北大會作何感想，可能會讚揚但更多可能還是用他那知識分子的清高、冷靜和尖銳去批判。不管蔡先生在天之靈如何，只要他的銅像還矗立在未名湖西南側南北閣附近那片鬱鬱蔥蔥的草坪上，我相信他的精神就還永遠被這間園子里的人所敬仰，認可和延續著。
胡適：「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這句著名的格言並不是出自胡適先生之口，是隔壁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的名言。但是如今很多北大人仍樂於把這句話掛在嘴邊，作為自己人格追求的坐標。但我把胡適與這句話對應，並非沒有理由。看看1946年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胡適在當時北大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便可稍有了解他對於北大作為中國最高學府所給予的期望。
他說：「我希望大家把學堂當作學堂，做成功今日最高的學術研究機關，使先生學生在學術思想人格上作最大努力，貢獻吾人最大的貢獻。這樣的理想不能算誇大，不能算夢想。
至於如何把北大做到最高學府，我想有兩方面，可以提供給先生批評，給同學考慮。
一、提倡學術研究：望先生攜學生多做研究，做獨立的創見，做Independent Research。希望各位先生對此精神作高深的學術研究。
二、對於學生，希培養成能夠充分地利用工具，能夠獨立的研究、獨立的思想。這一方面是研究學問，另一面是做人。外面貼著歡迎我的標語，這『自由思想，自由學術』，為什麼不說『獨立思想』呢？我用『獨立』，因為獨立和『自由思想，自由研究』不同。北大向來的傳統是如此，思想當然自由，學術也當然自由，不用再說，而獨立精神倒是值得一提的。自由是對外界束縛的，北大三十年的傳統，並沒有限制先生的思想和學士的研究，自由當作當然的信守。什麼是獨立呢？『獨立』是你們自己的事，給你自由而不獨立這是奴隸，獨立要不盲從，不受欺騙，不依傍門戶，不依賴別人，不用別人耳朵為耳朵，不以別人的腦子為腦子，不用別人的眼睛為眼睛，這就是獨立的精神。學校當然給你們自由，然獨立是靠你們自己去爭取的。
俞可平：追求有尊嚴的幸福生活
讓我把時間快進到2016，我從北京大學結束四年求學時光順利畢業，即將開啟人生新的旅程。在院系畢業典禮上，院長俞可平發表了題為《做一名共和國優秀公民》的畢業致辭。俞可平教授在2016屆學生畢業的最後半年才從中央編譯局調來做院長，所以老實講，我們這屆學生和他並沒有多少實際的接觸，只是有所耳聞院里調來了一位不一般的新院長。俞先生在畢業典禮上的發言果然振聾發聵，他的講話很簡短，普通話帶有稍濃的浙江口音，同我姥姥的口音有幾分相像。抑揚頓挫並不明顯但卻擲地有聲。他說：
「同學們，作為院長，我對每一位從我們政管學院畢業的學生都抱有深切的期待，我希望你們每一個人都努力成為人民共和國的優秀公民。首先，要有強烈的主人翁意識：共和國屬於我們全體人民，為我們每一位公民所擁有，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這個國家的主人。『天下為公，報國為懷』，是我們北大政管人的座右銘。畢業後，這一座右銘應當內化為你們對國家的深切責任感。一切正義進步的事業，你們都有責任去推動；一切社會公益活動，你們都有責任去參與；一切邪惡反動的行為，你們都有責任去阻止。當你們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你們一定會依法去努力維護；當校友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我相信你們也會果斷地站出來發聲。但是，要成為一名共和國的優秀公民，我更希望的是：當不是你自己，也不是你的親友和校友，而是普通民眾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你們也能從內心發出正義的聲音，並且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永遠高舉民主與科學的旗幟，以自己腳踏實地的實際行動，努力踐行民主、自由、公平、正義、法治這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這是我所期待的北大政管人的「公民精神」。
2017年政府管理學院的畢業典禮上，他又一次發表了以《追求有尊嚴的幸福生活》為題的畢業致辭，彼時我已在大洋彼岸的哥倫比亞大學繼續學業，看到他的演講，仍舊非常感動。他說：「『天下為公，報國為懷』。對於我們政管人來說，僅僅追求自己的尊嚴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還要幫助身邊的其他人去維護他們的尊嚴，要努力通過推動社會的進步，去維護所有人的尊嚴。希望同學們畢業後，要平等地把尊重給予每一個人，只有尊重他人，自己才能受到別人發自內心的尊重；要努力去推動社會的政治進步，只有在民主法治的條件下，每個人的尊嚴才能獲得最大限度的維護和保證。
同學們，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你們的尊嚴和幸福生活，只能依靠你們自己並通過適當的法律制度去爭取。依賴於人類自己並通過具體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來維護和保障人的基本權利，進而維護人的尊嚴，是人類終於找到的實現自我解放的唯一正確道路。維護每個人的尊嚴，讓每一位公民過上一種有尊嚴的幸福生活，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責任。公民因為正當的言行而失去尊嚴，不僅是個人的羞辱，也是國家的羞辱。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讓每一個人擁有一種尊嚴而幸福的生活，應當是我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真正目標，這也是我對每一名政管畢業生的良好祝願！」
最近一些日子經常在思考，不知道經過這風雨倉皇的一百二十年，今日的北大還有多少人在傳承著這些寶貴的精神財富。在一個人人都想一夜暴富、物慾橫流的時代，還有多少人擁有前輩大師和先生們那麼純粹的信念，理想和熱情。
情懷不能當飯吃，理想不能溫暖冬夜寒冷街頭的流浪漢，努力賺錢過上好日子的想法真的實際又明智。這些道理我都懂。
但我就是那個浪漫又自大的討人厭的理想主義者。並且從過去，現在到可見的未來，我都會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在全北大上下敲鑼打鼓慶祝這120周年之際，我想我的回答會是：我們慶祝的是身為一個北大人，除了金錢、名利和權勢外，我們還共同在乎的那麼點兒別的東西。這個東西成為我們生命里重要的羈絆——
那麼點兒別的東西，就是我們明白
肩上的擔子永遠要比頭頂的光環更重；
心中希望的火種永遠要比殘酷的現實火熱；
對這片土地常含的淚水，是因為對中華民族這個苦難深重，飽受蹂躪的民族純粹的愛。
這是林語堂先生、梁漱溟先生、陳獨秀先生和錢穆先生的北大；
是馮友蘭先生、沈從文先生、季羨林先生和馬寅初先生的燕園；
是林毅夫教授、張維迎教授、周其仁教授和易綱教授的朗潤園。
文末，容許我用2014年北京大學校刊的新年寄語結篇，以時時勉勵自己和同窗們：
「我們企盼這所校園能哺育出這樣一群學子：
現實者不功利，理想者不空談，仁愛者不軟弱，剛直者不偏激；
每個人都是盡責的公民，
每個人都能堅守自己獨立的人格，
每個人都能為他人的幸福拓展縱深。」
參考：
1.畢唐書《北大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時代》，2015
2.魯迅 《我觀北大》，1925
3.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1919
4.胡適：在北京大學1946年開學典禮上的講話
5.俞可平：2016、2017年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畢業典禮上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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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5.4, 12：25am 於紐約曼哈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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