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年的北大，她的校長曾掌舵過一所野雞大學
5月4日，北大120周年慶。在此段的歷史中，有三位校長最為有名：蔡元培、蔣夢麟、胡適。不過，在這繁花似錦的日子裡，他們的靈魂很難「走進」聚光燈的中心……
此時此刻，想談一個人——胡適，談的並不是他與北大的關係，而是另一所大學——中國公學。在沒執掌北大之前，胡適曾做過這所學校的校長。
一
中國公學，是胡適一生中不可能繞過的經歷。不僅僅是他曾是這所學校的校長，更重要的一點是，胡適出身於中公。
1905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應清政府的要求，頒布《取締清國留學生規則》。這個取締，並不是中文意義上的「取締」，在日文中是「管束」、「整飭」的意思。此舉是為何呢？當時在日本留學的清國生們，有相當多的人不幹別的，整天著想著鬧革命、推翻滿清。自然，就招致了清政府的警惕。此規則頒布之後，一時間抗議無數。當時在日本有留學生七八千人，其中三千人憤而回國。
清末留日學生，構成了日後革命黨的中堅力量
這三千人回國之後，聚集於上海，決定干一件大事：自己辦學。之後，由於清政府以官費生停費、自費生不送入學為要挾，大部分人又陸陸續續地回到了日本。不過，剩下的二百六十餘人，還是在1906年3月4日，將這所學校給辦起來了，名字就叫中國公學（此時為中學）。
此時的胡適正好在上海上學，因不滿于澄衷學堂的「專制」憤而離校，於1906年秋考入中公。胡適在入學考試中，將讓中公的總教習馬君武眼前一亮，拿著他的國文試卷給同事們傳閱，「公學得了一個好學生」。
二
中公，革命黨居多。像馬君武、沈翔雲、于右任、彭施滌等教員，都是老牌革命黨。胡適在回憶這段經歷時，是這樣說的：
有時候，忽然班上少了一兩個同學，後來才知道是幹革命或暗殺去了。如任鴻雋忽然往日本學工業化學去了，後來才知道他去學製造炸彈去了；如但懋辛也忽然不見了,後來才知道他同汪精衛、黃復生到北京謀刺攝政王去了。所以當時的中國公學的確是一個革命大機關。
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卻沒有人要求胡適參加革命黨，因為大家覺得扎著紅頭繩小辮子的胡適無需革命，要為中國保留好一顆讀書的種子。
中公，對於胡適的影響是很大的。在這裡，他不大學會了官話（四川版的普通話），而且還主持一份報紙的編輯。正是在這份報紙上，胡適的白話文能力得到了很好的鍛煉。
胡適在中公，還有一段小插曲。1908年9月，中公鬧風潮，超過半數的學生退出，組織了新中國公學。這所學校師資匱乏，只好讓已經是高年級的胡適來充當英文老師。像饒毓泰、楊杏佛、嚴庄就是此時胡適的學生。而在校外，胡適也收了幾個英文學生，其中有一個叫張奚若。
經費無以為繼，再加之舊中公「召喚」，新中公最終還是回歸。此時，胡適業已畢業。沒有出路的胡適整天地在上海瞎胡鬧：喝酒、打牌、吃花酒……此時他在中公的老師王雲五看不下去了，讓他振作起來，並給推薦了一份中學教職。可惜，胡適沒有去。
直到有一天，終於出亂子了。胡適在喝醉酒之後，打傷了巡捕，被關了起來。出來之後，胡適痛定思痛，決定考清華庚款留學生。結果，還真讓他考上了。
在美留學時期的胡適
在中國公學求學的時候，胡適不叫胡適，而叫胡洪騂。在靠庚款留學生時，才將名字正式改為胡適，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之意。
三
再歸來，今非昔比，譽滿全國。胡適的第一站，自然就是蔡元培執掌的北大了。
與胡適的順風順水相比，中國公學可謂是坎坷異常，停了又辦、辦了又停，反反覆復。好在，在梁啟超的努力下，中國公學在1922年升格成大學。
1928年3月26日，中國公學爆發學潮，反對現校長何魯。公學董事會想要推薦于右任、蔡元培出任校長，均未能如願。就在中國公學校長難產之際，大家忽然想起了一個人，這個人就是胡適。
胡適，他不應該在北大嗎？他能捨棄北大的職位，來中國公學「屈就」？因奉系控制北京，加之北伐戰爭全國局勢混亂，胡適自1926年7月出國「巡遊」，歸國後一直留在上海，準備著書立說。
此時的胡適，聲望如日中天
執掌中公，胡適是不願意的。但是，曾經的老師與同學們一個勁地敦請，再加之中公畢竟是他的母校，萬般無奈之下，胡適只好答應暫代兩個月。請來胡適，怎能讓他輕易「解套」。中國公學董事會趁熱打鐵，在信賴與熱情之下，胡適終於同意正式走馬上任。
對於中公來說，他們史上最輝煌的時代來臨了！
四
1928年4月30日，胡適前往中國公學就職。
一到中公，胡適就傻了眼了，這麼多年了，學校怎麼還是個草台班子啊！連一份完整的校規都沒有。5月5日，胡適召集校務會議，通過三個決議案：校務會議組織大綱、教務會議組織大綱和學校章程起草委員會。
胡適繼承蔡元培在北大時的「思想自由、兼容並蓄」的方針，營造出了自由寬鬆的學術環境以及嚴謹務實的優良學風。在任內，胡適堅決反對黨化教育，據當年的學生羅爾綱回憶：
「進了學校，首先使我痛快的，是不掛國民黨旗，星期四上午不做國民黨紀念周。學校廣場走道旁，豎有許多木牌，給學生貼壁報用。那些壁報，有無黨無派的，有國民黨員的，有左派的，有國家主義的。胡適一視同仁，任由學生各抒己見」。
在胡適的默許下，中公的刊物、壁報層出不窮，學術研究會、講演會比比皆是，名人演講一個接一個。此時的中公，儼然正走在國內一流大學的路上。
有胡適在，就是一塊金子招牌，中公學生由最初的300餘人，猛然間增加到了1300餘人。胡適還親自為學生開「中國文化史」課，「每逢上這一課，全校更加熱鬧起來，選課的固然準時上課；不選這一課的同學，也來上課，甚至學校附近的『水產』、 『商船』、 『同濟』的校外學生，也有慕名而來聽課的，因此，這一課只好在大禮堂上課，把個能容千餘人的禮堂，擠得水泄不通，連窗口都站滿了人，可是聽講的雖然人多，而全場卻鴉雀無聲地靜聽這位胡聖人（那時候有人做文章，這樣稱呼他）滔滔不絕的演講……」
胡適在中公，對兩個學生的影響與幫助最大，一個是前文提到的羅爾綱，後來他寫了一本《師門辱教記》的書，來感恩胡適；另一個則是吳晗，正是在胡適的幫助下，吳晗這個窮學生走上了治學的路。有意思的是，在批判胡適思想的時候，迫於壓力，羅爾綱拿起了筆批判自己的恩師；而此時身為北京副市長的吳晗，卻一字不寫閉口不言。
當然，還有一個人不得不提，他就是沈從文。通過徐志摩的推薦，胡適將只有小學文憑的沈從文聘為大學教師。在第一堂課上，沈從文將準備一堂課的講義在十分鐘內就念完了，只能傻傻地站在拿。最後他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下了這樣一句話：看你們人多，我怕了。
沈從文這個鄉下人終於喝到甜酒了
學生們可不願意了，去校長室找胡適，要求他辭退沈從文。胡適對他們說：第一堂課，他沒有被你們趕下台，這就是成功。於是，胡適繼續給沈從文機會。（當然更有名的，則是沈從文與張兆和的故事了。）
五
1929年3月，國民黨在南京召開了第三次代表大會。在會上，黨棍陳德征提交了一份《嚴厲處置反革命分子案》。他在提議中譴責當時國民黨法院在審理「政治犯」時太拘泥於證據，往往使「反革命分子」漏網。所以，「凡經省黨部及特別市黨部書面證明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機關應以反革命罪處分之。如不服，得上訴。惟上級法院或其他上級法定之受理機關，如得中央黨部之書面證明，即當駁斥之。」
這一下，可惱怒了胡適，於是民國時轟動一時的「人權論戰」開始了。可是，中國公學卻遭了秧。因為根據當時國民政府的規定，像中國公學這種私立學校，必須在教育部立案。如果不立案，那麼她的畢業生將被視為野雞大學畢業者，就業前途蒙上了一層深厚的陰影。而這個陳德征恰恰又是上海教育局局長。胡適與他論戰，自然波及了中國公學。
胡適為學生計，只得主動辭職。當胡適要辭職的消息傳到校內後，學生們立即召開大會，做出決議：寧可不立案，也不能讓胡適辭職。沒辦法，胡適只得親自去說服學生……
1930年5月15日，胡適正式辭去中國公學校長職務。
自從胡適辭職後，中國公學與輝煌說了再見，學校幾起幾落、停停辦辦。1951年7月，中公與正陽學院合併，改名重慶財經學院。從此，中國公學徹底退出歷史舞台。
短評
2005年，錢學森面對最高當局者，提出了一個著名的疑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
這個疑問，其實作為從民國教育成果之一的他，自然知道答案：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就拿中國公學來說，在胡適執掌的兩年內，還培養出吳晗、羅爾綱、吳健雄、黎昔非、胡頌平等優秀的學生。前三個人，在各自的領域，完全可以稱為一代大師。
這是為什麼呢？所有人都知道答案，卻還是「不敢」痛下殺手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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