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崩潰於無仗可打，美國也面臨過類似的困境｜文史宴

文/悼紅狐

悼紅狐兄學貫中西，且融會貫通，其經濟史文章常一眼看穿千年，看遍列國，此前已經給大家奉上過不少佳構了，本文也不例外。秦王朝的崩潰，暴政是重要原因，但暴政的深層原因則是秦國的法家耕戰體制，其崩潰可以說是器質性的問題，近乎無解。數千年後，與秦制相差十萬八千里的美國也遇到了類似的器質性問題，但是因為時代和體制的優勢，順利的解決了。

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讀史閱世常會頓生疑竇，以秦國七代君王宵衣旰食，秦始皇也堪稱雄才大略，何以千秋帝國的大夢剛開了個頭，就二世而斬，只活了十四年。

當時的很多問題都超出常識，拚死命去挖一座動用七十萬民力連修三十餘年都無法完工的陵墓，修墳修到把國家折進去，秦始皇屬於頭一份。這絕對不正常，不是一個理性人的行為。

當然也可以說秦始皇氣魄大，但氣魄再大，他關起門來也要跟趙高、李斯算經濟賬。秦陵的問題其實跟法老造金字塔是一回事，唯一的解釋是不得已，秦始皇肯定是遇上了一個大麻煩，正是這個大麻煩催生出的秦代這一系列超級工程。道理要從老贏家發家說起。

秦國崛起靠的是併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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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國是從西陲貧瘠之地崛起的爭霸新星，並顯示出了超越一切對手的進取心。「從公元前356年（商鞅變法之年）到公元前221年（秦滅齊完成統一），秦國在96場有大國捲入的戰爭中發動了52場戰爭（佔54%），並取得了其中的48場勝利（佔92%）。」

這種超乎尋常的進取心，根本原因在於窮。秦國窮得相當有境界，甚至超越了階級。不但老百姓一窮二白，貴族乃至君主也是窮困潦倒。

當時的情況，對於秦國來說，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數百年的貧困把秦國拖入通縮的深淵，政府喪失了向這塊土地上辛勤勞作的人們兌付財富的能力，不管是金屬貨幣還是糧食、食鹽。貧困如癌症一般四處蔓延，甚至侵襲到王室，不變革的結果就是上上下下組團殭屍化，社會崩潰。

窮則變，變則通。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用商鞅為左庶長，相當於分管經濟的副總理，拉開了秦國變法大幕。新官上任先要立威，於是找托兒在國都南門演了一出徙木立信的話劇。實際上，商鞅搞根木頭就立信，這是針對通縮開出的「緊財政、寬信用」藥方。

緊財政就要勒緊褲腰帶、例行八項規定。而寬信用就是寬貨幣，彼時全世界都尚處於貨幣剛性兌付的年代，寬貨幣的形式不多，能搞的只有存量博弈。

簡單說就是把「低端」的人口手裡的錢搶給「高端」人口用，因為「高端」人口擁有更好的產業效率，所以資源傾斜於「高端」人口，是寄希望於效率的改進可以拯救這個國家。

既然需要存量博弈，以命相博。商鞅的方案是鍋往東邊甩，發動群眾斗六國。商君軍功爵制規定，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簡單說就是要想富，交頭顱。頭顱越多，錢就越多。政府與官兵兩家，你幫我打仗，我與你分賬。

在這個背景下，一切社會產業、國家政策都轉而以供養及擴充軍隊為目的，能否滿足軍隊建設是檢驗產業有無必要存在的唯一標準。

秦國的戰鬥分成經濟

但戰國時代的生產力畢竟有限，當時環境下要維持一支20萬人的常備軍，需要400萬人當後勤，這比早期秦國總人口規模還要大。

也就是說，秦國要想擁有一支成規模的戰鬥部隊，意味著全體國民都必須圍繞著這支軍隊打轉。男人要去修路、架橋、開礦、冶煉，女人要養蠶、繅絲、耕種、紡織。不如此，軍隊就不會有足夠的鎧甲、武器、戰袍和糧食。

於是在「打戰—發財—擴軍—再打戰」這個正反饋循環下，全體秦國人民或被迫或自願都坐上了全面奔向小康的敞篷車。對於秦國中央政府而言，劫掠與滅國則成為充實政府利潤表，擴大國家總資產的不二法寶。

貧困的秦國算是抓到了救命稻草，但是秦國政府壟斷產業，國內產業效率奇低，缺乏產業支撐的秦國自然收穫不到戰爭利潤帶來甜蜜的果實，只能走上以戰養戰的流動性之路。流動性模式同時受制於流動性資產的量與價，任何一個參數落於閾值之外，等待玩家的只有崩盤。

秦國在戰爭機器正反饋鏈的自我驅使下，先掠河東，再並韓滅趙，實際上，就是把非常規的併購經營活動，當成了國家發展的常規路線。捨棄了自身對於盈利產出的要求，而用外部流動性掩蓋巨大的資產負債不匹配的風險。

隨著併購生意的持續深入，秦國軍隊產業開始不滿足吞噬一域一地所得的營收與利潤。嗜血慾望呈指數式增長，需求從一城變為一域，再由一域升格為一國。此時的秦王政，正得心應手地驅動著這頭效率怪獸，他的目標已經從滅國變成了一統天下。

始皇帝的大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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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1年，秦軍兵不血刃，攻破臨淄。東方六國中曾經首屈一指的大國齊國，就此滅亡。此時的秦王政尚沉醉在勝利聲中，萬萬想不到一個大麻煩已浮出水面。

天下一統對於秦始皇自己當然是不世之功，可天下一統後沒戰可打了，你讓那些指著軍功爵制發財致富的軍民同胞兄弟們怎麼辦？

這個遊戲玩到滅國的層面，已經玩無可玩。齊王建斷氣的那一剎那，數十萬軍力以及背後支持軍隊的數百萬勞動力突然無事可干，誰是秦始皇，都一定慌神。滅齊時才五月份，今年接下來的GDP怎麼辦？

六王畢，四海一

秦國崩潰的開始

秦帝國的就業人口、國家營收、產業利潤、政府稅收絕大部分都從這支軍隊處來，靠的是養羊薅羊毛。現在一把玩High殺羊吃肉，羊肉雖美，但羊毛卻沒得薅了。後面最少三大風險：綁架就業、產能過剩與流動性危機。

政府找不到事情給軍隊干，軍隊效率就會驅使著自己找事干，更何況是秦國軍隊的效率。關於秦軍的效率，有一個例子：

1975年，湖北雲夢睡虎地出土了一份秦國家書。兩個在淮陽打戰的弟弟黑夫和驚，給在老家安陸侍奉母親的哥哥寫了封信。信里說，我們在前線打戰，讓媽媽趕快幫我們做夏天的衣服送到前線。但做之前，先比較下價錢。安陸的絲布便宜，就在安陸做好了送來。如果淮陽的比較便宜，乾脆直接寄錢給我們在淮陽自己做。

這表達出的意思是，當時秦國軍隊的運轉效率已經遠遠高於秦國的商業效率。軍隊的運轉效率分攤了運輸成本，加上馳道、直道的修建，進一步壓低物流費用。一件絲布做的夏衣，可以從家鄉幾百公里送過來，跟現在上網買衣服也差不多。賴於全國性高等級道路網路運輸體系的支撐和高效率的物流產業，運費完全在可接受範圍內。

另外，在這封家書里，兩個弟弟請哥哥確認，他們為家裡面爭得的爵位有沒有得到落實，這是全家主要收入來源。正是由於前線出了人，後方分錢的時候，黑夫和驚的家裡才有了一份。

軍隊運行綁架了整個國家以及全體國民的命運走向，是秦國自己形成130年的路徑依賴。上至君王，下到蟻民，都在這個正反饋鏈中獲益頗豐。對於秦國人來說，幾代人的奮鬥，總算是殺出了一條血路。

但問題隨之而來，其實就是軍工產能尾大不掉。耍猴耍成齊天大聖，就耍不下去了，接下來是他耍你的問題。怎麼辦？

本質在於解決政府對於軍隊產業（軍工產能）的兌付問題。軍工產能作為債主，它要向皇室收債。這個問題解決得好，帝國的大業就能永續。解決不好，那軍工產能就要重置政府。

這個過程中，秦帝國第一代領導集體面臨的最大困難是貨幣剛性兌付屬性，剛兌極大地擠壓了政府騰挪的空間，給以始皇帝為核心的帝國中央政府空前壓力。

從後面施政的情況看，也體現出了這一點。秦帝國幾乎在完成統一的同時，就開啟了若干超級工程。包括但不限於壘長城、挖陵墓、修馳道、建靈渠、築阿房、北卻匈奴、南平嶺南，每一項都是這個星球上的頂級體量，其中尤以秦陵與長城為標誌。

這個地球上，再沒有比秦陵更大的墳頭，比長城更長的圍牆。這也從反面雄辯地證明了兼并六國的秦國軍隊已經具備了當時世界上的頂級戰力，因為只有化解頂級戰力，才會催生出頂級工程，這是相匹配而毋庸置疑的。

修金字塔也就是這個原因，經過長期發展，法老工程隊已經被鍛煉得無比強大，宮殿神廟滿足不了過剩產能（效率），只能死磕金字塔。秦國要不想上馬超級工程，理論上，只能去迦太基搞定漢尼拔。

帝國資產負債表的崩潰與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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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的那些大手筆作為，當然是驕奢淫逸、好大喜功，但同時進行如此多的大動作，比戰爭頻繁的戰國時代還要折騰得多，則還有其他的原因在內。

秦始皇有利用超級工程這個相對平和的方式出清人口產能、化解軍工產能（減速）的意圖，這樣就可以解除產業集中度風險，以維持政權的基本穩定，為國民經濟恢復贏得時間（換軌）。但這種不人道的方式，也只有高度集權的秦制能夠辦到。

一言以蔽之，對軍工產能實行供給側改革，以時間換空間推動縮表，完成國家主要矛盾的戰略切換。

此計要成需主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軍工產業吸納的人口分流要有序，二是軍工產能的效率要軟著陸。

對於第一個問題，秦始皇選擇大力發展國防與基礎設施建設。范文瀾計算過戰爭結束後軍隊分流情況，「徵發造宮室墳墓共一百五十萬人，守五嶺五十萬人，蒙恬所率防匈奴兵三十萬人，築長城假定五十萬人，再加上其他雜役總數不下三百萬人。」

這種處置方案的著眼點有二，一是通過基礎設施建設有計劃地吸納並逐步減少壯年人口規模（儘可能的弄死一部分），來降低效率。通俗說，就是修橋補路無屍骸；二是把作戰部隊的建制進行拆分，南北遠調，利用組織架構的去中心化，壓制軍隊效率。

修阿房宮——靠虐殺青壯年來解決問題

第二個問題的處理，要求管理結構與生產效率相匹配。從關係上說，產業效率決定了管理體制，互聯網企業的組織架構為什麼與傳統企業架構大相徑庭，原因就在這裡。

現在問題是，秦國的軍隊運行效率遠高於行政管理體制，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出現了明顯的脫節。因此，壓制軍工產能效率的同時，需要提升行政體制運行效率並儘快培養其他產業獨立承接就業人口和產能需求。確保戰略切換，做到同速換軌，才能把風險降到最低。

全國統一後，秦政府快速建立皇帝制度，強推郡縣制而拒絕選擇與六國貴族和解穩定政局，並實施了以「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為標誌的制度標準化改革，目的都是為了儘可能快的實現行政體制效率提升。超級工程是一箭雙鵰，既為效率革命提供物質基礎，又在工程建設過程中完成對軍工產能人口的出清。

只不過生死有命、漏算人壽，秦始皇只活了49歲。缺乏雄主的帝國，根本無法壓制軍工產業，超級工程也只能被捨棄。

秦朝最終沒能有效出清軍工產能，產業無處轉移，政權組織又無法消化，效率於是硬著陸。軍隊效率衝垮了官僚體系與國家組織形態，秦政府縮表計劃失敗，國家資產負債表崩潰，政權從內坍塌。

帝國的崩潰釋放了制度牢籠里的效率怪獸，戰爭被再次推向全國。楚漢內戰一打四年，中國人口折損近半，一千萬人歸於塵土，其中大部分是精壯勞動力。輸贏不再重要，戰爭本身解決了出清問題，這讓後起的王朝立穩了腳跟。

勞動力的消失讓國家對於軍工產能及國民勞動的兌付責任一筆勾銷，楚漢戰爭的本質就是通過戰爭消滅債主，從而顯著降低國家負債率，幫助國家逃脫債務追索。

漢承秦制，雖然換了皇帝，但西漢皇室選擇與貴族相妥協，相當於承認帝國老人們的既得統治利益。又取巧地繼承了郡縣制，為新進人馬劃定權力場。所謂中華第一帝國，從內核看，秦漢一體，並無本質上的不同。但換了個馬甲，完成了資產負債表的清洗。

從這個意義出發，陸賈進諫劉邦那套「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的大道理並沒有說到要點。西漢帝國能活下來，是有人埋了單。不管是劉邦還是項羽，最後之所以能去敲鐘，是因為他們拿到的是凈殼。

美利堅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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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帝國不是人類第一個遇到這個問題的政權，當然也不是最後一個。這個難題可以叫「秦始皇猜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在賠進去一位總統後，這個猜想的證明被美國佬給解了出來。

當時經歷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的美國，遭受著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困擾。後來帶領美國走出經濟衰退泥沼的美聯儲主席沃克爾給出了一個證明，「於全球而言，美國的貿易逆差不可能無限地擴大，沒有革命性技術創新引領的全球化，也走到了階段性的極限，托不住全球金融業的繼續擴張和繁榮，美國要麼技術革新，要麼尋找新的成本窪地。」

所謂「走到了階段性的極限」指的就是六國畢，四海一。所謂「托不住全球金融業的繼續擴張和繁榮」指的就是中國這塊地盤上，已經打無可打，利益索求面臨內部洗牌。所謂「尋找新的成本窪地」就是理論上還可以去打漢尼拔。只不過他的話語體系對照著美國實際說，而我的話語體系對照的是秦國。

這段話里的重點在於所謂「技術革新」，因為技術革新可以推高產業效率，又因為效率吸收自高而低，所以，想要拆解高效率產業的火藥桶，就只能去發現更高效率的產業形態。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危機

理想狀態里，政府兌付貨幣拉動經濟，衍生出繁榮的商品市場。但貨幣量積累到一定程度，邊際貢獻會衰減。

這個時候「技術革新」，諾基亞滾蛋，蘋果來了；柯達滾蛋，索尼來了；賓士滾蛋，特斯拉來了，一切都不成問題。超發貨幣被新技術所吸收，人們的消費品質同步被推高。國家社會進步與人民生活質量，在貨幣拉動下，實現雙贏。

但技術革新可遇不可求，該換的換完，卻沒等來技術革新，是件太正常不過的事情，秦國就是例子。六國被席捲一空，秦軍無處下嘴，自然會內亂。要去尋找理論上的漢尼拔，其實就是承認進了死胡同。馴服高效率產能，搞戰略換軌改革，本身就是高風險操作。

當時的情況，商品與貨幣都不存在革新基礎。因此對於軍工產能的供給側改革，只能硬著頭皮上。不過，秦始皇的改革終究有結構性缺陷。

戰略層面。戰爭是效率最高的產業，秦始皇對軍工產業的降速改革，就是回撤效率。效率回撤會引發總量回撤，GDP下降的後果就是依附人口喪失生存條件，引發動蕩與混亂，以體制崩潰收場。

操作層面，秦朝中央政府對超級工程的項目選擇不善是又一大bug。皇陵與宮殿的投資屬於邊際貢獻率極差的工程，沒有盈利模型，也不產生現金流，經濟效益根本無法兌付，註定是壞賬。

解決這個問題，美國有寶貴經驗。原本美國也是軍工產能模式，因為二戰結束時，沒有任何國家有威脅它的能力。所以，美國使用戰爭工具實現國家目標的彈性很大。

這種以軍工產能為基礎的模式，決定了打戰比打贏更重要。比如朝鮮戰爭，抵禦赤化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則是要出清軍工產能，美國的對外政策，向來是理想和現實各一半的嘛。

但是，古巴導彈危機之後，這個模式迅速走向破產。一是1961年登月成功，說明軍工產能觸到歷史大頂，和秦朝問題一樣，搞到了頂級水平，再往下已經搞不下去。二是導彈危機亂到了家門口，軍火生意受到威脅。

國家要重新找出路，舊勢力怎麼肯甘心退出歷史舞台，讓軍工勢力下車，結果就是打死了肯尼迪。元首就是禍首，國家要轉型，你不埋單誰埋單？槍斃總統是轉軌最經濟的辦法。

如沃爾克證明所言，美國無法以「革命性技術創新引領全球化」，只能尋找「新的成本窪地」。在核武俱樂部湧入若干新成員的背景下，軍工模式難以為繼。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前夕，基辛格秘密訪華，就是為即將脫去金裝的美元尋找接盤俠，（詳參《QE進化史：白宮裡的宋官家》）把軍工產能模式轉化成了美元產能模式。

古巴問題直接暴露了美國戰略風險敞口，舊產能模式搞到了頂級，就一定要出現新模式。肯尼迪作為個人攔不住歷史的進程，所以最後吃了槍子，算是求仁得仁。死一個總統，換來不打第三次世界大戰，總體來看划算。

第一次秦國國家危機——商鞅必須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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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幸運在於信用貨幣時代如約到來，然而秦帝國離這還差的遠。法幣的剛性兌付，最終導向秦漢政權更迭的結果。相比起美國，秦帝國在這一方面上的騰挪空間確實狹窄得多。

商鞅那套東西，在經濟結構上有致命的缺陷。關鍵一點就是農戰經濟模型主要流動性資源男丁，出產品質極不穩定，而損耗又過大。

從資產負債角度看，不斷侵掠河東是秦國國家維持其規模成長的必要條件，在技術進步帶來的增長很有限的前提下，收縮其它產業從而獲得的折價人口紅利，經過一定程度的訓練即投入戰場，很容易使這種資源進入快速損耗通道。男丁折損嚴重，意味著以人口為單位的流動性不充足，這對於秦國來說，相當危險。

商鞅變法後，軍隊人口佔到全國總人口的20%以上，這意味著幾乎所有的男性都是軍人（1名作戰士兵需要5名戰鬥後勤）。軍功爵制的雞血能天天打，可人死一個算一個。秦國婦女就是再能生，毫無怨言執行國家計劃當生育機器。徵兵這事兒，從源頭起算，也總要解決男人參與、順利受孕、懷胎十月、十年訓練四大問題。

商鞅變法前後就是20年左右，這正好是一代人能夠成長起來並可以投入戰爭的時間。搞到第20年前後，還繼續玩命打，後手不接，流動性一定斷。所以，為了保證國家流動性不斷裂，商鞅必須死。

把商鞅給車裂掉，就是秦國基於法家理論建立國家發展模型後，第一次遇到國家危機給出的解決方案。即降低戰爭效率，延緩變法節奏，用時間來恢復人口流動性，實現資產負債表的修復，為下一次擴表奠定基礎。

沒有人性的商鞅不需要人性關懷

當成祭品再合適不過

秦國當然也可以想其他辦法來修復資產負債表，比如收縮戰線（相當於降槓桿縮表），但縮表過程中，資產坍塌會很快，難說不會觸發其他難以逆料的灰犀牛或者黑天鵝風險。

也可以繼續擴大流動性，秦國也曾打過這個主意，把徵兵的上限提到了60歲。先秦時代刨除新生兒存活率，人口平均壽命也就三四十歲這個水平，徵兵上限提至人口平均壽命的兩倍，相當於現在去找百歲老人入伍。可見已是征無可征，難以為繼。

由於種種進路都已喪失操作性，所以讓商鞅去死就成了風險最小的軟著陸方案。對於商鞅來說，為理想背黑鍋，作法自斃不算虧。他不把人當人，也就不該把自己當人。只要秦國不想把自己玩死，在獲得絕對壓倒性力量前（所謂絕對壓倒性力量就是有把握徹底衝垮對手盤的組織體系），就必須打一陣休一陣，充分修復人口流動性配置。

流動性問題成功解決，以戰養戰的併購模式才能繼續發揮作用。這台商君手作戰爭機器，甫一出籠，就嘗了宿主滋味，無怪乎後來屠城殺降，如墮詛咒。

而秦國順理成章變成了秦朝，直到流動性再次成為問題。只是這後一次，大秦帝國已經整體上變成法家機器，秦始皇就是掌舵的，沒辦法再靠殺幾個商鞅之流來調整，總不能殺秦始皇自己吧。

然大秦雖非難兄，肯尼迪可稱難弟。帝國殊途，殉道者同歸。

公元前202年，劉邦稱皇帝，定國號為漢。外出時，想找四匹毛色差不多的馬為他拉車，結果未能如願以償（「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

這就是法家模式崩潰後的場景，戰爭讓資產負債全部清零，一地雞毛，慘烈至極。但也正是用了這種方式，中華帝國解決了第二次國家危機，在一片廢墟之上，建立起大漢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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