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這個小鎮定轉兵大計，蔣介石几十萬大軍再次等空，厲害啊！

春哥聊戰史

【春哥註：一部戰爭史，跌宕起伏，充滿了許多傳奇人物和故事，也充滿了戰爭的大場面，大格局，在諸多名帥猛將的指揮下，歷史顯得雄渾激昂，而面對戰爭中犧牲的千萬靈魂，又會感到無助和絕望，戰爭意味著傷害和死亡。今天起，春哥這裡回顧歷史中比較著名的戰事和人物，條分縷析，還原當時的現場，留下一些紀念的筆觸。】

由於毛主席在通道會議上關鍵時刻站出來，力挽狂瀾，提出轉兵計劃，不鑽國民黨布好的口袋陣，避免了更大悲劇的發生。經歷湘江之戰慘烈悲劇之後的紅軍開始意識到，依靠半路出家的洋大人李德和書生意氣的博古是斷斷不可能帶著紅軍走出困境的。據說博古在湘江之戰後曾經有過輕生的念頭，說明意志力不頑強，關鍵時刻掉鏈子，什麼都聽李德的瞎指揮，導致反圍剿失敗，長征一再被堵截，前途渺茫。此時需要有一個人給大家帶來信心，在通道會議上已經有了這樣的苗頭，毛主席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和審時度勢，巧妙利用軍閥之間的關係，避實就虛，轉兵貴州的計劃都給人十分深刻的印象。

1934年12月13日，中央紅軍分為左右兩路，由通道地區出發，繼續西進。

12月15日突破黔軍防線，進入貴州，攻佔黎平與老錦屏，這些地方本身屬於老少邊窮地區，包括現在都是精準扶貧的區域，當時的國民政府也管不到這些地方，所以防守十分薄弱，這是毛主席對地利的恰當運用，他平時喜歡讀書看報，關鍵時刻派上用場。

16日，前鋒紅1軍團部隊前出至柳霽地域，準備北渡清水江，沿湘黔邊界北上，與紅2、紅6軍團會合。在部隊行動期間，關於紅軍戰略方向和行動路線的爭論繼續進行，毛主席的轉兵建議得到越來越多的同志的贊成。

在通道會議中途退會的李德得知會議決定後，這個細節要補充一下，李德在通道會議上是中途退出的，因為他無法承擔湘江之戰的責任，他在面對紅軍高級將領提出的誰該對湘江之戰甚至在之前的反圍剿失敗承擔責任的問題時，採取了迴避的態度，認為自己一個外國友人，不能對此負責，結果被毛主席他們懟了回去，在會場上的氣氛非常緊張，他也覺得無顏面再待下去，就提前退場。

所以通道會議上轉道貴州的決議完全是中國同志自主決定的，李德後來知道後曾嚴厲質問周恩來為什麼要西入貴州。此刻一向沉穩鎮定的周恩來再也無法忍受李德的態度，暴怒地回答：「中央紅軍需要休整，這隻能在貴州進行，因為那裡敵人的兵力比較薄弱。」敬愛的恩來同志自長征以來作為軍事三人團一員力撐危局，博古完全聽李德的，完全沒有獨立的意見，全靠恩來同志每天處理軍務，通宵達旦，睡覺只能在行軍的擔架上解決，他對李德的太上皇作風內心早已厭惡，但為了黨內團結和軍事決策的統一，一再包容。但面對他無理的指責，周恩來也忍不住情緒激動。

1934年12月17日，軍委縱隊進駐黎平。

在此期間，敵情又發生了重大變化。紅軍繼續西進，破關入黔，使得國民黨軍在湘西南張開的口袋陣瞬間失去了作用，成了一個空口袋，要知道幾十萬兵馬吃喝拉撒不是小數，還要有地方供他們屯兵駐紮，地方上早已民聲沸騰。

蔣介石急忙調整部署，以黔軍退守黔東的施秉、台拱（台江）一線，繼續堵擊紅軍；以「追剿」軍兩個兵團迅速向銅仁、玉屏、天柱一線開進，企圖構成新的防線，配合黔軍，攔截中央紅軍北上。桂軍也趁火打劫，以一個師向榕江推進，企圖對紅軍進行側擊，並趁勢入黔。

國民黨軍正在黔東北、湘西北地區形成新的口袋陣。紅軍如繼續北上，堅持與紅2、紅6軍團會合的總計劃不變，不僅將困難重重，而且是自投羅網，前景吉凶難測。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8日在黎平召開會議，再次討論紅軍的行動方向問題。

毛主席根據國民黨軍已經在湘西北布下重兵，並正向黔東北集結的嚴重敵情，再次力主放棄與紅2、紅6軍團會合的計劃，建議紅軍繼續西進，進入敵人力量空虛的黔西北地區，在川黔邊創建新蘇區，這就是毛主席的高明之處，他善於根據對手的動態變化來尋求應對變化，而不是一根筋，愣頭青似的瞎撞。

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等軍隊高層支持毛主席的建議，繼續缺席會議的李德則託人帶來意見，主張紅軍折向黔東，繼續尋機北上，他就是想要和紅2、6軍團會合，這根筋沒有轉過來。

會議最終否決了李德的意見，接受了毛澤東的建議，確定放棄北上與紅2、紅6軍團會合的計劃，繼續西進，進軍黔西北，創建川黔邊新蘇區。同時決定在適當時機召開會議，決定審查以黔北為中心建立新蘇區根據地的決議，總結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中軍事指揮下的經驗教訓，這也就為遵義會議埋下了伏筆。

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的決定》，其中指出「在向遵義方向前進時，野戰軍之動作應堅決消滅阻攔我之黔敵部隊。對蔣、湘、桂諸敵，應力爭避免大的戰鬥，但在前進路線上與上述諸敵遭遇時，則應堅決打擊之，保證我向指定地區前進」這些論斷已經有了明顯的毛主席的軍事戰略思想：靈活應變，避實就虛，果斷出擊。

這是一個具有轉折意義的會議。從湘南到通道，經過激烈的爭論，毛主席在軍事指揮上的正確主張終於得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採納，從而解決了紅軍迫在眉睫、至關重要的部隊行動方向問題，不但避免了中央紅軍全軍覆沒的危險，而且也使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等黨政軍機關的大批幹部得以倖存，這就為中國革命保留了最寶貴的財富。

黎平會議進一步認識毛主席軍事路線的正確，重新在紅軍的行動中佔據主導地位，中革軍委在指導戰爭和部署行動時，都充分徵求和尊重毛澤東的意見，毛澤東開始重新間接參與軍事指揮。而李德的軍事指揮權在會後則被逐步剝奪，再也無法在紅軍的軍事決策中扮演太上皇的角色了。

這種角色的變換不是誰強加的，而是在血與火的考驗中軍隊高級將領們逐步對比認識到的，李德那一套脫離實際的軍事指揮只會製造更多悲劇和失敗，必須儘快摒棄。中央紅軍第一次有了中國將領自主決定軍事行動的權力，作戰指揮更務實，根據敵情做出相應的變化，更主動尋求戰機，這是一個具有深遠意義的開端。

湘江之戰慘敗後召開在行軍路上兩次會議，即通道會議和黎平會議，確定了新的正確的行軍方向，在思想和實際行動上為爾後遵義會議的順利召開準備了條件，奠定了基礎。就如同黎明前的曙光，尤其是黎平會議讓紅軍官兵更堅定的看到了光明，「毛主席又回來了」的消息傳遍紅軍的軍營，給疲憊奔波的紅軍帶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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