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為何比元朝長命，道理其實很簡單

700多年來，中國歷史上出現了兩個異族入主中原的王朝，即蒙元和滿清。二者都是文明相對落後的民族靠武力征服先進民族而建立的。蒙古人在入主中原後，仍想以落後的制度繼續統治中華；而滿清只以武力征服了中原的土地，自己的內心卻被漢族的制度文化所折服。因此，元朝雖強大一時，卻不足百年；而清朝享祚近三個世紀，確實發人深省。

人分四等VS滿漢一體的民族政策

元朝按照種族和地域，把全國人口分為四等：一等蒙古人（「國人」）；二等色目人（「諸國人」含西域各部族，共三十餘族）；三等漢人（即黃河流域原屬金統治區的中國人）；四等南人（即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原屬南宋統治區的中國人）。

而清入關後，立即從「滿蒙一家」轉向「滿漢一體」。康熙十九年（1680年），諭綠旗部隊：漢族叛亂只用漢兵平剿。清朝作戰皆重用漢人。滿族人雖然武力征服漢人，卻在精神上崇尚漢化。滿漢民族起碼在法律上平等。滿人世襲旗籍，漢人和蒙古人照樣可投旗入籍。

「封祿」VS圈地的分賜制度

元政府一直處於馬背上的流動狀態。入主中原之後，也無穩定的中央政府，將戰爭所奪之地連同土地上的人口作為「封祿」（元時稱為「投下」）分賜貴族。這是元世祖繼承下來的蒙古傳統，他分賜給王公勛臣「封祿」多達150餘例。這部分原本是朝廷的勞力就成了私人的農奴，本須上繳朝廷的賦稅卻成為私人的財源。「封祿」大小不一，從十萬戶到數十戶。這種怪異的分賜，使被封人、政府及其「封祿」之間，甚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產生了許多複雜的矛盾和糾紛。雖然它比早年種族滅絕和「退耕返牧」有所改進，但放在整個歷史中來看，依然是嚴重倒退。「周回萬里，無非牧地」。它把已經獲人身自由一千五百年的農民，退化為農奴。管理制度甚至社會性質都向半奴隸社會退化。

清朝從順治元年（1644年）底至康熙四年（1665年），清政府共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圈地運動。華北「圈地」首當其衝，被圈之地的所有人戶被強迫遷出，將該土地上的農田、房舍，劃撥給剛從關外征戰至此駐紮的八旗滿人使用。在此過程中，最大的受益者是滿洲八旗，他們很快從侵略軍轉變為當地的保護人。受到分賜的王公貴族和士兵再依靠這些田土解決生活所需及出征的軍事裝備。「圈地」為清統一全國發揮了重要作用，在統治之初是一種必要手段，但是依然是一種伴隨武力的強制手段。完成統一後，康熙八年（1668年），清朝將這種戰爭狀態下的權宜之計斷然廢止。

對科舉制度的荒廢VS堅持

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年），元朝舉行第一次科舉，此時距開國已42年，離亡國僅55年。元朝共舉行會試13次。終元世祖之世，一直沒有開科取士。元政府各級、各單位中的首長均為蒙古人。蒙古人和色目人另開一科，有專門的試題，而被錄取人員只能在基層組織中任閑職。顯然，這種科舉對於「漢人」和「南人」而言，沒有意義。科舉的偏廢，使讀書人在元朝被淪為社會最底層。

元朝社會分十個等級。陶宗儀《輟耕錄》的說法是：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另一說法是：官、吏、僧、道、醫、工、匠、娼、儒、丐。兩種分法基本一致，只是中間略有不同，第二種分法竟然把娼妓放在讀書人之前，總之都把讀書人排到第九等。中國自古以來占重要地位的士人（元稱「儒」即讀書人），在元代失去了往日的輝煌。不僅被排列在工匠之後，即使在心理上神聖的「士人」也被當作手藝人看待。

1644年，滿清入主北京，就通令前明所有官員以本官被清朝繼續留用，次年就迫不及待地開科取士。清朝科舉中最高級別的考試——殿試，則由皇帝親自出題主考，進士皆稱「天子門生」。每三年開科一次，直至光緒三十年（1904年）清朝最後一次科舉考試。恰逢西太后七旬萬壽，故將正科改稱為甲辰「恩科」。終清之世，科舉從未停止。這樣既收買民心，又鞏固和加強了異族王朝對全國的統治。

對漢語運用的「不習」VS精通

元代諸帝多「不習漢文」，甚至有行省官員無一人懂漢語。世祖之時「江淮一行省無一人通文墨者」。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河南、福建行省請詔用漢語。詔以蒙古語諭河南，以漢語諭福建。有的蒙古貴族到地方任官，執筆署事，寫「七」字之鉤不向右轉而向左轉，「見者為笑」。《輟耕錄》載曰，「今為官者蒙古色目人多不能執筆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輔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旨則用玉圖書押字」。

世祖時，南人間有入台省者。成宗以後，台省有漢人，無南人。至元以下，執政大臣多由吏進。中州小民粗識文字能治文書，得入台閣共筆札，積日累月，可致通顯。朝廷禁止漢人學習蒙古文、色目文，法律又明文規定：凡五品以上官員奏報，須以蒙古文為正本。

元朝的儒臣為向皇帝「進講」，須先翻譯蒙古文。世祖雖有一定程度的漢語水平，仍不能脫離翻譯。只有最後兩代皇帝——文宗和順帝漢語尚可。元朝帝室不習漢文，卻走上一條邪路。順帝信西天僧演揲兒法，從西方僧習「行房中運氣術」。順帝竟率喇嘛僧公開行淫，甚至涉及官員妻女。

早在清朝入關之前49年，即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龔正六（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人）就給建州女真部首領努爾哈赤當師傅，併兼任太祖諸子的老師，受到最高的禮遇。有個叫歪乃的人在太祖帳中掌管文書，因他來自明朝，則被稱「上國人」。太祖親信侍衛中有許多漢族讀書人。太祖「精通漢語」，言必稱漢唐，奉明製為圭臬。

太祖身邊尚須翻譯，順治皇帝已經無須翻譯。康熙、乾隆本身就是精通琴棋書畫的漢學家。少年康熙只有在親切地稱呼外國傳教老師湯若望為「瑪琺」時，有使用滿語的記錄。雍正幾乎全用漢語，只有看到八弟胤禩、十四弟胤禟謀逆罪狀時大大震怒，才失口用滿語大罵「塞斯黑」「阿其那」（意為豬狗）。後世皇帝僅在個別稱謂上保留使用滿語的習慣。

清皇室學校把漢語作為必修課程，諸皇子的老師都是當朝有名的國學大家。整個滿清是滿人保持主動漢化的態勢，並且比前朝的國學氛圍更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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