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120周年校慶，天之驕子當有鴻鵠之志，不可忘記這位校長
今年距離清末的戊戌變法已經兩個甲子了，在當年那場帝國改革躁動之中，光緒帝及維新黨人種種變政舉措皆隨孝欽雷霆政變而告終結，劇變之後唯有京師大學堂得以保留。京師大學堂之設，乃是中國教學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是建立現代高等教育制度的起點。現代大學與中國古代傳統的士林其實有一定的相似之處，皆可視為社會之良心。
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人曾經把大學生稱為「天之驕子」，足見社會對他們的期待和希望。既然是「天之驕子」就一定要有鴻鵠之志，說到「鴻鵠」，據說今天這個詞也刷屏了。在古代漢語中，「鴻鵠」是天鵝的意思，據《管子·戒》：「今夫鴻鵠，春北而秋南，而不失其時。」「鴻鵠」是高貴的鳥，自然與一般鳥雀不可同日而語，所以被太史公納入諸侯層次的陳涉在屌絲時期就說了「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的豪言壯語。
鴻鵠
戊戌年的京師大學堂就是今天北京大學的前身，北大的120周年校慶是從那兒論的。說到京師大學堂，不可不提的就是它當年的第一任校長，當時叫京師大學堂管學大臣——孫家鼐。
孫家鼐字燮臣，生於道光七年(1827年)，安徽壽州人，也就是今天的壽縣，這可是一個千年古縣，是戰國時期楚國故都。孫家鼐出身於書香世家，自幼飽讀詩書，而且異常聰慧。孫家鼐是科舉時代的成功者，是咸豐九年(1859年)未己科的狀元。清末廢科舉之後，很多人將科舉、八股取士這些中國舊有選材制度妖魔化，其實科舉時代的正途官員文化素養都很高，起碼文字功底是過硬的，不會讀錯字啊！
孫家鼐
狀元及第之後，孫家鼐被授為翰林院修撰一職，官秩從六品。同治二年(1863年)，點為翰林，為翰林院漢辦事官兼庶常館提調。同治三年(1864年)二月，補為詹事府右贊善。同年四月，外放湖北學政。同治七年(1868年)孫家鼐在湖北當差期滿回京，同年九月被詔命上書房行走，十一月任侍講學士。
同治九年(1870年)轉升為侍讀學士，並任武英殿提調。光緒四年(1878年)二月，充任光緒帝師。從咸豐九年到光緒四年的二十年里，孫家鼎一直以翰林身份在京做官，即使期間外放也是主管學政，並未擔任地方行政。從孫家鼐早年的仕途經歷看，他主要乾的是文化清要部門。
孫家鼐的書法
擔任帝師之後，孫家鼎除了教授光緒帝學問之外，開始進入內閣，擔任中央六部官員。光緒五年(1879年)孫升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光緒八年(1882年)兼署吏部左侍郎。光緒十五年(1889年)，代理工部尚書。光緒十六年(1890年)三月，兼刑部尚書，光緒十七年(1891年)三月、六月又兼禮、戶部尚書及工部尚書。
從擔任帝師的光緒四年(1878年)到甲午戰爭結束時的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的18年中，孫家鼐歷任禮、吏、工等部侍郎及尚書，併兼任順天府尹，官至從一品。在內閣行政部門的歷練，使得孫家鼐有了一定的行政經驗，也贏得了很好的政聲。依傳統評價，孫家鼐屬於循吏，後人在給他做墓志銘的時候評價·：「為人簡約，斂退閉門，齊居雜賓遠跡，尤推避權勢若怯」。
慈禧太后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乙已日（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下《明定國是詔》，宣布變法。在這個充滿理想主義的改革宣言中，又三分之一的篇幅是關於京師大學堂的，「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7月3日，光緒明令吏部尚書、管理官書局大臣孫家鼐為管理大學堂事務的「管學大臣」。8月24日，禮部頒給孫家鼐「欽命管理大學堂事務之關防」。
京師大學堂是光緒皇帝親自關心的重點項目，經費撥款非常充足。孫家鼐上任之後，也對其有非常全面的設計規劃。1898年8月9日在《奏籌辦大學堂大概情形折》中，孫家鼐全面而系統地提出了八條建議：
一進士舉人出身之京官，擬立仕學院；二出路宜籌；三中西學分門宜變通；四學成出身名器宜慎；五譯書宜慎;六西學擬設總教習；七專門西教習，薪水宜從優；八膏火宜酌量變通。
光緒帝
光緒帝對孫家鼐的建議幾乎是全部同意的。孫家鼐方案的第一二兩條是為了將科舉舊制度與新式大學堂進行對接，通過大學堂的仕學院，對已通曉中學的進士舉人出身之京官，「其入學者，專為習西學而來，宜聽其習西學之專門。至於中學，仍可精益求精。」
這種中西兼採的人才培養思路，較之後來新政時期的完全廢科舉是不是更為理性呢？孫家鼐的人才培養目標是「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採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總期化無用為有用，以成通經濟變之才。」
京師大學堂
孫家鼐雖然是傳統中人，但是他非常重視向先進國家學習高等教育制度，並非是一個自大閉塞，自以為中國能關門辦教育的妄人！1989年8月30日，孫家鼐奏請派京師大學堂辦事人員李盛鐸、李家駒、壽富、楊士燮赴日本考察學務。因為「歐美各國，路途穹遠，往返需時。日本相距最近，其學校又兼有歐美之長，派員考察，較為迅速。」
孫家鼐派人去日本考察，目的是將日本的「大學、中學、小學一切規制課程並考試之法逐條詳查，匯為日記，繕寫成書，由臣進呈御覽，仍發交大學堂存儲，以備考查。」
孫家鼐設計中的大學堂並非是一個單一的文科大學，而是一個包涵理工農醫在內的綜合性的大學，他強調天、地、算、礦、農、醫等學，「凡此數端，均大學堂必應設之專門，無可議減。」更難能可能的是，孫家鼐提到的設立專門的醫學院，以「保全生靈，關係至重」為由，奏請在「大學堂兼轄」之下，「另設醫學堂，考求中西學醫。」
京師大學堂
這位咸豐時代的狀元郎甚至有了培養中西醫結合的複合型人才的憲法，在擬定的醫學院章程中，他說：「臣考中西醫學，各有專長。考驗臟腑，抉去壅滯，中不如西；培養根元，辨別虛實，西不如中。」為此，他擬聘請中西醫教習各二人；規定學生上午學中醫，下午學西醫。
戊戌政變之後，慈禧太后廢除了變法期間絕大多數政令，但是京師大學堂則得以保留下來。政變後的第五天，慈禧就下諭旨：「大學堂為培植人才之地」。不僅如此，當年 11月16日，慈禧又諭旨：
泰西各國風俗政令，與中國雖有不同，而兵、農、工、商諸務，類能力致富強，確有明效。苟能擇善舉辦，自可日起有功等因。
大學堂
足見慈禧並非頑固排斥改革，只是反對急躁冒進的盲動式改革。11月22日，內務府將地安門內馬神廟空閑府第房屋修葺一新後，交付大學堂使用。大學堂張榜招生:「凡願入堂肄業者，報名納卷，甄別取去。」
京師大學堂第一次招生效果出奇的好，僅僅十來天，報名人數就已大大突破了原計劃招收二百多人的四五倍，竟然多達「一千有零」。
京師大學堂就這樣開始正式辦學了，孫家鼐這位校長一直干到第二年，1899年7月17日便離任了，「吏部尚書兼管理大學堂事務孫家鼎因病予假」，「吏部右侍郎許景澄暫管理大學堂事務」。孫家鼐雖然在任時間不長，但他是京師大學堂的奠基之人，是不可忽視的創校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