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變成長征的？

如果僅僅是出現這個辭彙考量，根據目前能夠找到的紅軍長徵文獻檔案，在1935年2月23日的《紅軍總政治部告黔北工農勞苦群眾書》中，第一次出現了「長征」這個辭彙：

遵桐湄黔北的工人農民及一切幹人們：

我工農紅軍從江西轉移作戰地區，長征到川貴邊地域，消滅了貴州軍閥侯子擔白軍全部，推翻了貴州軍閥紳糧的封建統治，解放了黔北的工農及一切幹人，建立了許多縣區的臨時工農政權革命委員會。這樣我們實際的廢除了國民[黨]的苛捐雜稅，沒收了所有軍閥官僚紳糧的米穀衣物分給工人農民及一切幹人，工人也成立了自己階級的工會，農民成立了農會，幹人成立了貧民聯合會，革命的男女學生組織了紅軍之友社（遵義），真正的獲得了集會、結社、出版、言論的自由，並且奪了紳糧的反動武裝來成立了工農游擊隊。紅軍到黔北真是天翻地復了。遵桐湄黔北廣大地區再也不是國民黨軍閥官僚財主老（佬）的，而到了我們工人農民及一切幹人的手！

……

如果從實際的戰略機動的進程和目標變動來考量，可以說從中央紅軍改變去湘鄂西去會合紅二、六軍團的計劃，轉兵黔東南爾後突破烏江進入黔北，就已經意味著這次「西征」，正在變成「長征」。遵義會議上形成的第一個決議，就是「渡過長江，在成都西北或西南建立蘇區根據地，與紅四方面軍取得配合」。這實際上就是說，這次遠征的目的地，還要繼續向西北延伸……

但這個計劃一開始實施就遭遇了挫折，中央紅軍在執行北渡長江計劃的第一仗土城戰鬥遭到川軍劉湘部的阻擊，作戰失利，被迫一渡赤水，轉向川滇黔邊的扎西地區，又改取「在川滇黔邊實施機動作戰，赤化川滇黔邊」的方針。於是二渡赤水，回師黔北，重占遵義。紅軍總政治部的這個《告工農群眾書》，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發布的。

爾後，在已在遵義會議改組的中共中央領導集團——特別是重新走上軍事工作領導位的毛澤東的精心運籌之下，中央紅軍經過四渡赤水的輾轉機動，返渡烏江，衝過龍築公路爾後西進滇東，取得了自「西征」以來從未有過的戰場主動權，擺脫了敵人的圍追堵截，搶渡金沙江，取得了實現遵義會議的第一個決議的有利態勢。

在渡江後的會理會議上，中共中央提出了新的戰略方針：衝過大渡河，與已向川西北高原岷江流域發展的紅四方面軍取得會合。

在向大渡河畔進軍途中，朱德總司令簽署發布了《中國工農紅軍布告》，布告中第一次出現了「萬里長征」的辭彙——

中國工農紅軍，解放弱小民族；

一切彝漢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軍閥，壓迫彝人太毒；

苛捐雜稅重重，又復妄加殺戮。

紅軍萬里長征，所向勢如破竹；

今已來到川西，尊重彝人風俗。

軍紀十分嚴明，不動一絲一粟；

糧食公平購買，價錢交付十足。

凡我彝人群眾，切莫壞疑畏縮；

趕快團結起來，共把軍閥驅逐。

設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

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入欺辱。

希望努力宣傳，將此廣播四蜀。

紅軍總司令朱德

隨後，中央紅軍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突破國民黨軍的天、蘆、寶防線，翻越夾金山，於1935年6月12日在懋功與紅四方面軍接應部隊取得了會合，實現了遵義會議的第一個決議。會師後的6月26日，中共中央在懋功縣的兩河口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經充分討論，於6月28日形成了「赤化川陝甘」的戰略方針，將會合後的兩支紅軍主力的遠征目標繼續向北延伸，指出了中國北方的陝甘地區。爾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又相繼召開了蘆花、沙窩、毛爾蓋會議，不斷地將「北出陝甘」的戰略計劃加以明確和強調，毛澤東更具體地闡明了「向黃河以東發展」的戰略方向。

在1935年8月5日沙窩政治局會議上形成的《關於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中，第一次對紅一方面軍「一方面軍一萬八千里的長征」作出了簡評與總結：

一方面軍一萬八千里的長征是中國歷史上的空前的偉大事業，為蔣介石以及七八省國民黨軍隊所包圍追擊截擊堵擊，完全沒有休息的長途行軍，歷盡艱難困苦與飢餓寒冷，然而一方面軍的全體指戰員在黨中央與軍委領導之下，始終以驚人的英勇與堅決同敵人作無數次的血戰，突破了敵人包圍，擊敗了敵人的追擊截擊與堵擊，消滅了蔣介石等軍閥的許多部隊，渡過了天險的湘江、烏江、金沙江與大渡河，最後達到了與四方面軍會合的預定目的，使蔣介石等進攻我們的計劃完全失敗。

1935年9月12日在俄界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形成的《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中，再一次提到了中央紅軍「二萬餘里的長征」；紅一方面軍勝利完成長征後的1935年11月13日，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日本帝國主義并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第一次出現了「二萬五千餘里的長征」；爾後，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抗日救國宣言》、《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瓦窯堡會議）中，都使用了「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概念。

從此以後，「長征」這個概念和辭彙，首先在這支隊伍中認知乃至認同，後來又得到了廣泛的使用和傳播。比如紅二、四方面軍甘孜會師前夕，紅四方面軍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在1936年5月9日《偉大的會師加重了紅軍中政治工作的緊急任務》中，就熱情讚揚了「我長征萬里所向無敵的二、六軍」……

「長征」通過媒體的傳播

再後來，經過斯諾、范長江等中外傳媒界人士的傳播，「長征」之稱在中國乃至世界廣為流傳，最後成為了專屬於中國和中國共產黨人的特定辭彙。

中央紅軍勝利到達陝北後，毛澤東於1936年8月5日和總政治部代主任楊尚昆聯名向參加過長征的紅軍將士發出徵稿函：「需要出版《長征記》，所以特發起集體創作，各人就自己所經歷的戰鬥、行軍、地方及部隊工作，擇其精彩有趣的寫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情通達意，不求鑽研深奧，寫上一段即是為紅軍作了募捐宣傳，為紅軍擴大了國際影響。」「望各首長並動員與組織師團幹部，就自己在長征中所經歷的戰鬥、民情風俗、奇聞軼事。寫成許多片段，於九月五日以前匯交總政治部。事關重要，切勿忽視。」

由於徵稿活動開展期間紅二、紅四方面軍尚在長征途中，因此當時所徵集到的稿件幾乎全部是反映紅一方面軍長征內容的，共有200多篇稿件，50多萬字，經由丁玲、徐特立、成仿吾、徐夢秋等組成的編輯委員會編輯整理，於1937年2月編成《二萬五千里》一書，內收錄文稿110餘篇。由於印刷器材缺乏，當時只是抄寫了20部左右。埃德加·斯諾訪問延安後，這部書稿成為了他創作《西行漫記》的重要素材。

筆者的希望是：紀念長征勝利90周年時，能夠編撰出版該書的校核勘誤和完整的地名標和里程勘誤版本（原書中這類錯訛還比較多），長征全圖也需要作一些校訂和勘誤再版。紀念長征勝利100周年時，應該有一套路線相對準確、地理要素和戰鬥和事件標註相對完備的長征分縣圖志出版。

紅一方面軍完成長征後，吳玉章等於1935年底在法國巴黎創刊出版《救國時報》也曾連載了楊定華的長篇通訊《雪山草地行軍記》和《從甘肅到山西》，兩文從1936年12月18日開始登載，到1938年1月20日載完。兩文刊出後，《救國時報》的編輯又將這兩篇文章和廉臣(即陳雲)撰寫的長篇紀實通訊《隨軍西行見聞錄》和編出版，書名為《長征記》。

1937年2月底，中共地下黨員董健吾在瓦窯堡見到了博古、林伯渠等中共領導人，得到一批關於長征的原始材料。後來潘漢年將一部《二萬五千里》帶到上海，交給了他。1937年7月，董健吾據上述材料編寫成《紅軍二萬五千里西引記》，署名「幽谷」，發表在上海《逸經》雜誌第三十三、三十四期上，使紅軍長征勝利的全過程得以在國統區公之於眾。

該書出版時雖然缺乏紅一方面軍以外的各主力紅軍的親歷者的文字，但所附的長征地圖中已經標註出了他們的長征路線（當然由於認識和考證條件的局限，這張地圖乃至建國後出版的長征略圖，都不是十分準確無誤的）。

到了抗戰期間的1942年11月，八路軍總政治部把《二萬五千里》作為黨內參考資料印行。新中國成立後的1955年5月，人民出版社選取《二萬五千里》中的51篇文稿，另收入《救國時報》編輯的《長征記》，以《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為題公開出版了此書。

這部書稿在補齊了當年的未刊稿後，以《親歷長征——來自紅軍長征者的原始記錄》（劉統整理注釋）為名，於206年3月於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需要說明的是，由於當時認知條件的局限，這些「原始記錄」中也不少錯訛信息——比如一些少數民族地區的地名、地理信息乃至路線、里程方面的錯訛，學者在進行考證閱讀時仍然需要認真辯析。

筆者的希望是，在紀念長征勝利90周年時，該書更詳盡準確的校核勘誤註記版本能夠編撰出版（原書中這方面關於地理要素、路線和里程的錯訛還比較多），已有的長征路線全圖也需要進行校核和勘誤後再版；在紀念長征勝利100周年時，應該有一套地理要素完備、路線、事件和戰鬥標註相對完備完整的長征分縣圖志出版。

長征精神不是空洞的，而是有載體的。這個載體當然是以紅軍為主體的，也包括了圍追堵截紅軍的國民黨軍，長征經過地域的自然地要素和民風民情，以及人民群體對長征的支持，復原和搶救長征的載體，應該是最腳踏實地地紀念和弘揚長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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