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新中國建國「宣言書」發布的前前後後（下）
原標題：（揭秘）新中國建國「宣言書」發布的前前後後（下）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號召召開新政協會議，討論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一口號被後人譽為中國共產黨的建國宣言書。「五一口號」發布後，得到民主人士的熱烈擁護，一時形成了眾星拱北、萬水朝東之勢，這也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誕生的重要標誌和里程碑。
那麼，各民主黨派因何與蔣介石集團徹底決裂？毛澤東在修改１９４８年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初稿時，為何要刪掉毛主席萬歲？中共中央發出五一口號後，香港民主人士致電黨中央和毛澤東表示熱烈擁護，但毛澤東為何整整三個月後才回復？毛澤東和周恩來唯一的一次聯名寫信，所為何事？為掩護民主人士和社會賢達安全北上，在香港的地下黨組織做了哪些秘密工作？李濟深是如何使用金蟬脫殼之計，騙過國民黨特務的監視，順利北上的？本期檔案揭秘，李涵為您講述：新中國建國「宣言書」發布的前前後後（下）
1948年5月5日，民革等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發出通電，積極擁護中共中央「五一」號召
上期節目我們說到，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得到了民主人士和各界賢達的熱烈響應。5月5日，在香港的各大民主黨派負責人聯名向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發電錶示擁護。但直到三個月後的7月末，毛主席才看到香港民主人士電報的全文並於8月1日複電。
同一天，中共中央致電香港分局及潘漢年，對香港分局拖延報告各民主黨派複電進行了批評，認為香港分局對此事沒有足夠的重視，政治注意力太弱，導致中共中央三個月後才收到香港方面的電報全文。
事實，真的是如此嗎？
其實，這次嚴重的拖延，是因為技術問題。當時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書記方方)為與黨中央聯繫設有秘密電台，杜襟南負責此項工作。1948年5月1日《華商報》公布了中共中央「五一」勞動節口號23條，5月5日發表了在港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給全國的通電與答覆中共的電文，中共南方局香港分局書記方方，當時就讓杜襟南將複電全文上報中央，並沒有拖延。杜襟南隨即與中央機要部門聯繫，認為按照機密原則，鑒於該電已在報上公布，為防止敵人據此破譯我方機要密電碼，必須另編臨時密碼發出。這個意見被採納後，杜襟南隨即將全文發出。如果不是全文，也無需另編臨時密碼。
可是，在電報發出以後，中共中央辦公廳機要部門幾次來電，說譯不出來，或是譯到中間後面譯不出，或是文句不明，譯不明白。為此，杜襟南親自對臨時密碼作了仔細檢查，認為技術上沒有問題，並一一作了答覆。而中央機要部門於7月中旬才將香港分局發的電報全文譯出上報。
看到中央批評的電報，杜襟南隨即向方方當面陳述事情經過，並立即電復中央，除了作自我檢討外，同時說明，在技術上香港分局沒有錯誤。事後，中央對香港分局和杜襟南也沒有責備。以上就是所謂拖延的真相。也許正是這個原因，毛澤東複電民主人士時，只好以「交通阻隔」為由，以免民主人士誤會中共中央有意推遲回復。
其實，技術只是延遲回復的原因之一。據《毛澤東年譜》和《周恩來年譜》記載：1948年3月到5月，正是毛主席與黨中央從陝北向華北作戰行軍時間。3月23日中央渡黃河入山西，4月10日入河北，13日到阜平縣城南庄晉冀察軍區所在地，毛主席在這裡住了下來。周恩來則與中央機關於23日到達西柏坡，與劉少奇、朱德相見。4月30日到5月7日，在城南庄召開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周恩來、朱德等均參加了會議。到了5月27日，毛澤東才遷到西柏坡。在這個期間，中央機要人員可能比較奔波，照顧不及，安定後又因技術原因，以致延誤譯出。所以，拖延時間是有主客觀雙重原因影響的。
《人民日報》刊登的各民主黨派與無黨派民主人士聯合擁護中共「五一口號」的通電和給毛澤東的複電
以發布「五一口號」為標誌，民主黨派全部響應中共號召，建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聯合政府成為眾望所歸。中國共產黨最大限度地贏得了各民主黨派的人心。
1949年1月22日，由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郭沫若等55位民主人士簽署發表的《我們對時局的意見》的聲明中明確地表示：「願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貫徹始終，以冀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這是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第一次明確地提出在政治上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表明了與中共團結一致、真誠合作的決心。
在此之前，毛主席分別給南洋華僑領袖陳嘉庚、旅美華僑領袖司徒美堂寫了一封語氣真切、態度誠懇的邀請信，希望他們早日回國，參加會議，共商大事。信中飽含殷切期望之情。在毛澤東的感召下，1949年4月初和8月，70多歲的陳嘉庚、83歲的司徒美堂先後踏上了歸國的旅程。
建國在即，毛主席想到了一個重要人物——有著國母之稱的宋慶齡。在國人心目中，宋慶齡意志堅強，是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的一面不朽的旗幟。1949年1月19日，在西柏坡寒冷的冬夜，毛主席、周恩來圍坐在火爐旁，聯名給留居上海的宋慶齡寫信，力邀她北上。聯名寫信，這在毛主席和周恩來革命生涯中是唯一一次。信寫得言辭懇切，說：「中國人民革命歷盡艱辛，中山先生遺志迄今始告實現。至祈先生命駕北來，參加此一人民歷史偉大的事業，並對於如何建設新中國予以指導。」
不久，毛主席又給宋慶齡寫了言辭更加懇切的信：「重慶違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誠，與日俱積。茲者全國革命勝利在即，建設大計，亟待商籌。」並專門派鄧穎超前去邀請。臨行前，周恩來也寫了一信，交鄧穎超一併帶去。信中寫道：「現全國勝利在即，新中國建設有待於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穎超專誠迎迓之便，謹陳渴望先生北上之情。」
北京，可以說是宋慶齡的傷心地，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病逝於此，她曾說不再到北京了。然而她最終被毛澤東、周恩來的尊敬與誠摯所打動，於8月28日，在鄧穎超、廖夢醒的陪同下離開上海北上北平。
這幾封信只是中共邀請民主人士北上中的一小部分，是由主席親自起草的，但可以展示出共產黨人海納百川、天下為公的情懷和心胸。
毛澤東親筆致函宋慶齡邀請其北上參加新政協會議
為確保護送工作按時順利完成，中共中央對進入解放區的路線和安全措施進行了周密布置，周恩來親自參與籌劃北上路線、交通工具和護送人員。
當時，香港的政治氣候已日益惡化，中共在港活動不時受到港英當局的騷擾和國民黨特務的嚴密監視；從香港到東北或華北解放區，中間隔著大片國統區，加上連年戰火，陸上交通極不安全；陸上行不通，只能走海路。因此，香港分局按照周恩來的周密部署，決定租用外國輪船，設法穿過敵人的海上封鎖線，分期分批護送民主人士秘密北上解放區。
據當時參與接待工作的錢之光回憶：「在當時複雜的情況下，對於上船要經過的路線，事先要調查熟悉；還事先約好什麼人去接，遇上情況如何對付等等。」「至於每一批安排哪些人走，什麼時候開船，我們是根據民主人士的準備、貨物的裝運、香港的政治氣候以及聯繫工作的情況等等來決定的。」「要保守秘密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特別是一些引人注目的知名人士，社交活動多，認識他們的人也多，為了避免遇到熟人，每次都安排在黃昏以後上船。」「為了安全，避人耳目，要走的人，事前都不知道與誰人同船，各走各的路。有的從家裡轉到朋友家上船，有的在旅館開個房間停留半天再上船，有的人還搬了家，把要帶的行李，放在原來住處，另行派人搬上船。
民主人士不隨身攜帶行李，看不出要出門旅行的跡象，到達了約定地點，由我們的同志護送上船。」上船後，有時還特地把重要人物「安排在船長室，讓他們不露面，以避免海關檢查」。在外面的人，「有的西服革履，扮成經理模樣；有的則是長袍馬褂或普通衣著，裝成商人，當做坐船到東北做生意的，所以口袋裡還裝一套貨單。大家並事先準備了一套話，以便應付檢查」。正是這些細緻入微的安全工作，才保證了護送工作的順利進行。
當時,在中共所邀請的各界民主人士當中,最受人矚目的焦點人物當屬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李濟深，在國民黨內是非常有名望的人，1924年建黃埔軍校時是教練處主任，1926年任黃埔軍校副校長，後來又做過國民革命軍的總參謀長，很多國民黨的高級軍官都是他的學生和部下。中共希望其能夠儘快北上，從而影響和帶動更多的民主人士奔赴解放區。當時的國民黨特務和港英政府認為，只要把李濟深扣住在香港，就是一個重要的籌碼。
如何安排李濟深順利北上解放區，中共中央進行了縝密的考慮和精心的策劃。1948年12月25日聖誕節，也就是動身北上的前一天，李濟深巧妙地發出請帖，邀請當時香港總督府政治處主任12月27日到家中吃飯；這一安排，為26日離港打了障眼法。也就是為了造成假象，表明不會離開香港，還有社交活動。
當時，國民黨特務在李濟深府邸外安排了監視哨，能直接看到李濟深的衣帽間——只要李濟深掛在那裡的外衣被拿走了，就說明李濟深走了。當李濟深臨走之前要去拿這件衣服時，中共派去的工作人員擋住了他。夜深了，看到李濟深的外套還在，特務以為他沒有走。但其實，他早已奔赴碼頭，登上小遊艇，消失在了夜色里。
在維多利亞港登舟佯裝「遊覽」了一個多小時後，小遊艇悄悄靠近了一艘蘇聯貨輪「阿爾丹號」——這艘直航大連的貨輪，是周恩來親自安排租下的。迅速登上貨輪的李濟深發現，原來船上已是精英璀璨：章乃器、茅盾夫婦、彭澤民、鄧初民、施復亮、洪深、馬敘倫等人已恭候多時。26日晚上，貨輪神不知鬼不覺地駛離香港。由於這一天剛好是毛主席的生日，李濟深北上被視為是毛澤東那一年「最好的生日禮物」。
李濟深
經過10多天的海上航行後，1949年1月7日李濟深一行順利到達大連。中央派人前往碼頭接風並舉行迎接會。北方的冬天很冷，周恩來想得非常周到，為李濟深準備了大衣、帽子、皮鞋，這一細節，讓李濟深非常感動。幾天之後，李濟深從瀋陽致電毛澤東、周恩來，明確表示：「我既下決心並來到了解放區，這一行動就表明了擁護由中國共產黨來領導新中國。」
中共整個邀請和護送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區的工作，前後持續了將近一年的時間。自1948年8月起，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應中共中央邀請，從全國各地及海外陸續進入解放區。
受到了中共中央的熱烈歡迎。1948年11月25日，中共與各民主黨派就「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問題」達成協議，明確了新政協籌備會的任務、方案、地點以及參會的單位、人數，確定了新政協應討論並實現的基本問題，即制定共同綱領，成立中央政府。這就是後來據以召開新政協籌備會，繼而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最初方案。這個共同協議，是籌建新中國過程中的一份重要文獻。
民主人士到解放區後，為更好地團結和正確對待他們，1949年1月22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對待民主人士的指示》，要求我黨各部門的負責同志向民主人士報告戰爭、軍事政策、政權、土改、外交、經濟、文化、教育、婦女運動等方面的情況，要不加迴避地正面解答有關黨的政策的一切問題，主動向民主人士進行宣傳教育，並耐心傾聽他們的意見，達到溝通思想、統一認識的目的。
在西柏坡，毛澤東尊老敬賢，與各位賢達縱論戰局，為後人留下了諸多佳話。例如他對自己的老師符定一先生力盡所能，給予生活上無微不至的關懷就廣為流傳。
1949年3月25日，剛進入北平的毛澤東與北平各界人士合影。（左四）為李濟深
教育家符定一受中國共產黨邀請到達西柏坡的那天，夜幕已降臨，符定一見毛澤東等中央領導親自迎接於院門口，十分感動。吃過飯後，談話從晚上11點一直持續到凌晨3點。在談話中，符定一建議先攻天津，和平解放北平，這不僅於國於民有利，而且也有可能。
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剛傳到西柏坡，毛主席想把這件特大的喜事立即告訴符定一，於是馬上叫人派車，親自前往中央統戰部駐地李家莊去。在李家莊，毛主席一見到符定一，就親切地握住老師的手說：「好久沒有見到你老人家了。今天一方面來看你，一方面向你報告一個好消息，傅作義已經同意了我們的條件，北平和平解放了。」符定一一聽，高興地說：「這可是大家的希望，這都是毛主席胸懷廣闊和共產黨的英明使然，否則，北平怎能和平解放？」毛主席笑著對符定一說，這是民主起了決定作用，廣集群言，也包括您老人家的意見。
當符定一知道毛主席已兩天兩夜沒有休息，不顧疲勞，把好消息第一個告訴自己時，緊緊握著毛主席的手，激動地流出了眼淚。臨分手時，毛主席看到符定一的居所十分簡陋，條件很差，想到老師年紀大了，坐硬椅子會腰痛，便馬上派人從西柏坡送來了一個軟沙發。離開西柏坡進北平的前一天，毛主席又親自到符定一處辭行。在門口，毛主席竟風趣地突然打了一個立正，恭敬地行了一個舉手禮，大聲說：「符先生保重，北平見！」毛主席走後，符定一深情地說：「得民心者得天下，毛主席如此敬老崇文，必得人心。」
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宋慶齡、張瀾、李濟深當選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黃炎培、郭沫若出任政務院副總理，15位民主人士出任部長，19位民主人士出任中央政府委員。民主人士和中國共產黨一起，完成了建國大業。
整整70年過去了，以1948年「五一口號」為標誌形成的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我國的基本國策之一，一直延續到今天，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發揮著獨特的作用。
《文史精華》《百年潮》康彥新 史進平 吳艷麗 杜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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