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曉煒：中國哲學研究的困境與出路——評陳少明教授新著《做中國哲學：一些方法論的思考》
原標題：廖曉煒：中國哲學研究的困境與出路——評陳少明教授新著《做中國哲學：一些方法論的思考》
中國哲學學科自上世紀初建立以來，[i]已有百來年的歷史，其間累積了相當豐富的成果，不過，該學科內部也面臨諸多的困難和問題。此前大陸學術界有關中國哲學正當性問題的討論、以及劉笑敢教授發起的有關「反向格義」問題的討論，均是對以往中國哲學研究範式之危機與不滿的反應。[ii]在此背景下，如何突破困局，為中國哲學研究尋求新方向，自然是當前學術界（特別是大陸學術界）所面對的一項重要課題，而新方向的勘定必須以明確的方法論意識為前提。一定意義上，陳少明教授新著《做中國哲學：一些方法論的思考》正可視為對上述問題的一種回應。
如所周知，中國本無「哲學」之說，最初以「哲學」翻譯西文「philosophy」的是日本學者，[iii]19世紀末，「哲學」這一概念才由黃遵憲等人傳入中國，並開始流行。當然，這並非意味中國古代無「哲學思想」，但這也需要通過具體的論證來加以說明。所以，中國哲學學科創立之初的中國哲學研究，主要表現為各種的中國哲學史敘述。換言之，20世紀早期的中國哲學史寫作，是中國哲學學科所以成立的一個必要條件，同時這也成為此後中國哲學研究的典範。[iv]此外，近代中西文化的碰撞，也使得不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支持者還是反對者，均努力以比較的方式闡釋中國傳統文化、哲學。依陳少明教授之見，這也就導致了近代以來的中國哲學研究，重哲學史而輕哲學的基本傾向。就目前大陸學界的中國哲學研究而言，此一傾向仍極為明顯，中國哲學的研究越來越被化約為中國哲學史的研究。然而，這一趨向將不可避免的導致嚴重的後果，亦即使得中國哲學「博物館化」，是以勞思光先生說：「我們如果只是作哲學史的研究，則不能使中國哲學成為『活的哲學』」。[v]
即使就已有的中國哲學史研究而言，在陳少明教授看來，其內部的問題也十分突出。這些問題主要體現為四個方面。1、立場優先：以過去哲學家的某一觀點或命題所蘊涵的政治態度或學派立場為首要關懷。這一傾向將使得哲學研究喪失其固有的批判精神，同時也對中國哲學研究的深入構成障礙。2、範疇措置：以西方哲學的特定概念或流派來解釋中國古典哲學，而忽略中國古典哲學自身的特性，亦即所謂「以西釋中」或「反向格義」的問題。3、以考據代義理：將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化約為純粹的史學研究。哲學研究總是以追求普遍性的義理為目標，這是純粹的史學研究所無法承擔的，此一傾向所導致的嚴重後果，即是出現勞思光先生所謂的以「資料加常識」來談論中國哲學問題的弊病，[vi]此一傾向在大陸學界亦十分明顯。4、空談心性：這主要是針對以牟宗三為代表的當代新儒家的工作而言，依陳教授之見，作為「生命的學問」的宋明理學，其核心議題是心性問題，這屬於意識現象，牟氏的工作有流於概念遊戲的危險，從而使得中國哲學的論述變得抽象空洞而貧乏。
上述問題，在陳少明教授看來，乃是中國哲學（史）研究貧乏的重要原因。問題的出路在於如何超越「中國哲學史」，[vii]而進到有深度的中國哲學研究中來。這又可以有不同進路之間的差別，如或者通過對中國古典哲學的整體性考察，發掘其中具有普遍意義的內容，以尋求中國哲學的重建，牟宗三等所做的即是這一工作；或者以中國古典哲學為思想資源，回應當代哲學研究中的一些具體問題，不少海外學者如黃勇等即屬於此一進路。陳少明教授的研究思路與此略有不同，陳教授對純粹的觀念分析和演繹，似乎並無太大的興趣，其更傾向於由具體的生活經驗出發，闡明觀念的意義與價值。
陳教授認為，「哲學研究不只是研究哲學文獻，而是面對生活經驗」（頁109），「儲存於文獻中的古典生活經驗，更是重要的思想資源」（頁104）。在這一點上，陳教授深受法國哲學史家Pierre Hadot「作為生活方式的哲學」這一觀念的影響。與西方近代以來的體系化的哲學型態相比，中國古典哲學的確更多的是在具體的生活經驗中闡述各種觀念，此所謂即事言理或即器言道。是以，當我們對經典文獻做純粹的觀念分析，進而將其知識化的時候，不能不對經典本身構成相當程度的傷害。[viii]陳少明教授的努力，一定意義上，乃是嘗試尋求某種更為適合中國古典哲學特性的敘述方式。
在陳少明教授看來，如果我們把眼光轉向經典所記載的具體的生活經驗，那麼其中各種具體的人、事、物都可以成為哲學研究的對象。如此以來，中國哲學研究的對象不再局限於某些特定的範疇和命題上，因而研究的範圍可以得到很大的拓展。
問題在於，哲學追求的是普遍性的論述，將中國哲學研究的目標聚焦於具體的生活經驗，會否消解哲學對普遍性的追求？陳少明教授認為，「理性的方法是思想普遍化的條件」（頁109）。換言之，透過理性的分析，作為「地方性知識」的具體經驗可以成為具有普遍性的人類知識，況且人類經驗本身即有共同性的一面。正是在這一點上，陳教授認為中國哲學的研究之於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最大不同，在於前者對論證的強調：「哲學論證是要對文本的思路進行分析，分析論題的意義，邏輯的有效性，思想的深度或原創性，表達拒絕或接受的理據。沒有這樣的工作，只是對古人的言論簡單的歸類，並將其放到現代人熟悉的哲學範疇下，無論是述者還是讀者，都不會有哲學上的收益。」（頁184）這樣的論證更需要很好地發揮想像力的作用，或者說這一過程中，「反思，想像力與邏輯分析，是三位一體的事情」（頁228）。由此可知，陳教授所倡導的中國哲學研究，並非哲學體系的建構，而是在提倡一種經典解釋的研究進路，進而以之突破傳統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局限。透過新的詮釋，亦即上文所謂的分析論證，以使經典開顯出新的意義和價值。
哲學從來就是豐富的、多樣的，陳少明教授的相關思考和研究無疑有助於進一步拓展中國哲學研究的視域，不過這並非意味著過往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就應該被捨棄。牟宗三先生就曾對以概念思辨的方式研究中國古典哲學的限度和意義做過如下反省：「道德、宗教、科學、政治、經濟，這些是第一序的或基層的學問（sciences of the first order or basic order）。哲學則是第二序的或反省層的（of the second or reflective order）。」「中國傳統的學問是道德、宗教，不屬於哲學。但現在可以方便的當哲學來看它、處理它，如此則需用概念的思考，就要用分解的方法。在這裡就可以看出哲學的界限來。在東方，儒家的最高目標在成聖，佛家在成佛，道家在成真人。哲學活動是在教的範圍內幫助我們的一種疏通，是一道橋。界限就在這橋上，盡橋的責任就是它的界限。」[ix]以勞思光先生的話而言，中國哲學作為一種「引導性的哲學」，其目的在於達成「自我的轉化」，亦即牟宗三先生所謂的成聖、成佛、成真人。不過在牟先生看來，這一目標的達成，需要以學問的講明為前提，此即哲學作為橋的疏通作用。換言之，面對中國古典哲學的特殊性，牟先生其實是通過劃定源自西方哲學的概念思辨這一研究方式的範圍，在使其發揮積極作用的同時，而不至於越界，以使中國哲學研究淪為概念的遊戲。反觀陳少明教授所倡導的中國哲學研究進路，面對中國古典哲學的實踐品格，如何溝通其與經典解釋之間的關係，似乎也是不得不思考的一項重要課題。
【注釋】
[i]有關中國哲學學科之創立的最新討論可參閱Leaning to Emulate the Wise: The Genesis of Chinese Philosophy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Edited by John Makeha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2.
[ii]臺灣哲學界的中國哲學研究，似乎也存在自身的困境，不過其背景與所面對的問題與大陸學術界有很大的不同，相關討論可參考《思想》第9期（2008年5月）所刊發的李明輝、沈享民、林月惠、何乏筆等學者的相關文章。
[iii]有關「哲學」這一概念的確立，可參考陳瑋芬，〈「哲學」之創譯與演繹──兼論「哲學」與「理學」之辨〉，《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9.2[18](2012.12): 1-43。
[iv]筆者曾以哲學史的哲學性與歷史性這兩項要求為依據，對20世紀三部具有代表性的《中國哲學史》加以析論，參拙作，〈二十世紀《中國哲學史》寫作的背景、意義與缺失──以胡適、馮友蘭、勞思光為例〉，《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3.4(2013.12): 169-199。
[v]勞思光，〈中國哲學研究之檢討及建議〉，《虛境與希望──論當代哲學與文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頁5。
[vi]勞思光，〈回顧、希望與憂慮：關於「中國哲學研究」的幾點意見〉，《危機世界與新希望世紀──再論當代哲學與文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7），頁127-128。
[vii]這一局面已有所改觀，大陸學界近來已有一些嘗試建構當代中國哲學體系的論著出版，參郭齊勇，〈近年來中國大陸儒學的新進展〉，《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7.1(2015.1): 1-8。
[viii]對該問題的積極回應可參閱李明輝，〈儒學知識化與現代學術〉，《中國人民大學學報》6(2010): 2-7。
[ix]牟宗三，〈訪韓答問錄〉，《時代與感受》（牟宗三先生全集23）（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頁228。
來源：原載《哲學與文化》 第四十二卷第十二期 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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