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紅樓：新文化運動的大本營
本刊記者 余瑋
北京王府井大街北邊，中國美術館旁邊，坐落著一幢坐北朝南的北洋風格建築。在北京老城區的車水馬龍中，這裡或許並不會經常被路過的人注意到，但這裡在20世紀初是新文化和新思想的聖地。
這座紅色磚牆、紅色窗欞的著名建築是北大老校舍之一，原名「京師大學堂」，經常被稱為紅樓或北大紅樓或沙灘紅樓，靜靜地佇立在喧鬧繁華的街邊。
拜謁紅樓的時候，看到不少青年學生湧入紅樓，從他們聚精會神觀看圖說、聆聽講解的肢體語言中，讓人看到了五四精神正在得到傳承，這種精神宛若長了翅膀，又飛出了紅樓……
新文化紅人齊聚紅樓
北大紅樓舊址現在是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一樓是對外開放的展覽館，其一間書庫舊址被布置成蔡元培的辦公展室，裡面有書架、寫字檯和舊式檯燈。據考證，蔡元培的校長辦公室應該是二層的某個房間。
京師大學堂系北京大學前身，創辦於1898年7月，是中國第一所國立大學，也是中國近代正式設立的第一所大學，其成立標誌著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開端。1912年5月，京師大學堂更名為北京大學校，旋即冠「國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冠名「國立」的大學，嚴復出任首任校長。
1917年1月9日是個飄雪天，北京大學的新校舍紅樓正在施工。不遠處的沙灘后街的馬神廟公主府，一個戴眼鏡留著小鬍子的清瘦浙江人，正在進行校長就職演說。他就是該校第5任校長蔡元培。
就職演說中，蔡元培對學生提出3點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礪德行，三曰敬愛師長。蔡元培指出：「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他要求學生從此以後，一定要抱定為求學而來的宗旨，「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以後蔡元培每年在學生開學的時候都要將此重申一遍。
台下的學生顧頡剛在5天前第一次見到這位新來的校長，他曾回憶；「他到校第一天，校工們排隊在門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禮，他一反以前歷任校長目中無人、不予理睬的慣例，脫下自己頭上的禮帽，鄭重其事地向校工們回鞠了一個躬，這就讓校工和學生們大為驚訝。」
蔡元培起家於前清時在上海組建的反清暗殺組織光復會，並任會長，專門負責組織刺殺政府官員，徐錫麟和秋瑾都是他手下大名鼎鼎的革命殺手。民國元年，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主張採用西方教育制度，廢止祀孔讀經，實行男女同校等改革措施，確立起我國資產階級民主教育體制。二次革命失敗後，攜眷赴法，與李石曾等創辦留法勤工儉學會。國立北京大學由於繼承了「老爺」式學堂的傳統，加上受袁世凱搞帝制復古這種政治氣候的影響，校內民主思想受到壓抑，改革成效不顯著，北大的封建沉痾未去，表現為校政腐敗，學校制度混亂，學生求官心切，學術空氣淡薄，封建文化泛濫。蔡元培回國後在孫中山等人的支持下，毅然接受時任教育總長范源廉之邀，赴任北京大學校長。
紅樓展室里一個看似破舊而笨重的木箱被玻璃罩小心封起。據紀念館研究人員介紹，這是1916年10月蔡元培從法國坐船回上海時用來裝書籍的箱子。到北京大學任職後，蔡元培認為要打破北大的舊習慣，不僅在改變學生的觀念，還應「從聘請積學而熱心的教員著手」。他在教師聘任上採取的是「學詣」第一的原則，認為對於具有真才實學，教學熱心，有研究學問的興趣和能力的學者，則不管他的國籍、資格、年齡、思想傾向，都應加以聘任。根據這一原則對北京大學教師隊伍進行充實和整頓，一方面延請學有所成、富有聲譽的專家學者來北京大學任教，另一方面辭掉了一些不稱職的中外教師。梁漱溟投考北大落選，但曾在《東方雜誌》上發表過《究元決疑論》，對佛學有獨到見解，引起學術界注意，為蔡元培所賞識，被聘為北京大學的印度哲學教席。
蔡元培就職不久，提出了「兼容並包」的思想，開創了教授治校的管理方式，造就了北京大學的一代輝煌。北大紅樓廂房的展覽館中陳列著一張中國文學系教授會的啟事，紅色豎版信箋，毛筆寫成，記錄著某個下午北大文科15名教授選舉教授會主任的通知。那時候，北京大學在蔡元培的主持下通過了各學科教授會組織法，由教授組織評議會，將學校財政、人事等大權交給教授。而這種組織形式，在之前一直不被民國教育部所允許。管理體制的改革，體現了蔡元培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思想，目的是把推動學校發展的責任交給教授，讓真正懂得學術的人來管理學校。
1916年，時任北大校長鬍仁源、預科學長徐崇欽與比國儀品公司訂立借款合同，借洋20萬元，在漢花園（現沙灘）學生宿舍東側修建預科學生寄宿舍。1918年9月落成後改作北大校部、圖書館和文科用房，被稱為第一院。因樓房的主體建築用紅磚砌成，故稱紅樓。這年9月30日，文科教務處及文科事務室搬入紅樓，隨後北大校部各機構，包括校長、各科學長、庶務主任、校醫陸續遷往紅樓辦公。10月2日，北大文科開始在紅樓上課。從10月12日起，圖書館開始遷往紅樓，10月22日圖書館主任發出公告：「本館辦公室一概遷至新大樓第一層，各閱覽室亦皆布置完竣，自今日起即在新舍照常辦公。」圖書館的搬遷工作結束，意味著紅樓已經完全投入使用。
蔡元培以「學詣為主」，羅致各類學術人才，使北大教師隊伍一時出現流派紛呈的局面。他在北大給教授們搭建了一個自由且自治的平台，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魯迅、李大釗等各路新文化英豪從四面八方向紅樓集合。
學生在此舉行五四主題活動
紅色思想在紅樓萌芽
當年紅樓的布局為：一層幾乎全部是圖書館，二層是校內行政部門和大教室，三、四層均為教室。陳獨秀的辦公室在二樓，一層被闢為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後，二層是作為辦公使用，於是就在一層西側辟出陳獨秀展廳。展廳內，這位以安慶獨秀山改名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位中央局書記，遺留下了「行無愧怍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的詩句。
穿著西裝，左手拿著一卷書，右手叉在腰間——這是陳獨秀展廳的一尊栩栩如生的銅像，站像氣宇軒昂。與那個時代長袍馬褂的學究相比，陳獨秀飽學西學的新青年形象呼之欲出。展廳里，陳列有北京大學的聘書、《獨秀文存》，展示有當年《青年雜誌》、《新青年》雜誌的封面和所刊發的一些進步文章的原件。
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籌辦《青年雜誌》，並在創刊號發表《敬告青年》的寄語，向青年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隸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等6項建議。一年後，刊物正式改名為《新青年》。在讀者中，新任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萌發了特邀陳獨秀擔任北大教授的願望。繼而，《新青年》編輯部也隨之遷至北京。《新青年》立足北大，左右著思想界的風雲變幻，也為日後爆發的學生運動提供了精神燃料。
紅樓一層東南角的套間就是李大釗當年「原汁原味」的辦公用房——外屋會客、裡屋辦公。他為人友善質樸，不少師生都喜歡到這裡聊天，北方人居多，他們給這兩間斗室起了個雅號「飽無堂」（顧炎武批評北方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取名者以此自嘲）。李大釗雖身為知名教授，但除了一張藤椅和一個茶几之外，沒有一件不必要的陳設。會客廳更為簡樸，一張大方桌配六把木頭靠背椅，桌上茶盤裡是粗瓷提梁茶壺和散落的報紙。羅家倫在回憶中寫道：「無師生之別，也沒有客氣及禮節等一套，大家到來大家就辯，大家提出問題來大家互相問難。」
李大釗不僅是我國共產主義思想最早的傳播者，還是一位成就斐然的圖書館學家，現在被譽「中國現代圖書館之父」。走進紅樓，宛若可以看到那位留有兩撇鬍鬚、戴副眼鏡的謙和先生。李大釗在北大圖書館任職期間，對圖書管理技術精益求精，為北大圖書館的建設與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為了進行科學管理，他修改借書規則，實行個人藏書資源共享，成立閱報室，注意外文圖書的購藏，將圖書館由半封閉狀態變為開放式。他對師生極為熱情，既是主任又是館員，經常從書架上取出馬克思主義理論書籍，指導進步學生針對中國革命問題，有的放矢地閱讀，從而又將被動的借閱圖書館變為主動宣傳新思想、新文化的前沿陣地，成為傳播研究馬克思主義的革命中心。
1918年12月22日，陳獨秀、李大釗在北京創辦作為《新青年》雜誌補充的周報《每周評論》，編輯部設在北大紅樓文科學長辦公室。
從1920年起，李大釗陸續被聘為北京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史學系教授，也曾在經濟系兼課。當年，他是系統深入而且聯繫中國實際地講授馬克思主義學說，在中國的大學開先河之風。1922年12月，李大釗辭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的職務，擔任校長室秘書。
紅樓一層西側是第二閱覽室，迎門而立的是一張斑駁的舊式辦公桌，桌上筆架硯台一字擺開。桌邊的報架上陳列著《民國日報》《國民公報》《導報》（英文）等許多當年的報紙。眼前的場景讓歷史在這裡復活：閱覽室內有踱步思考的教授，條凳上隨處可見認真閱讀的青年學生——閱覽室入口處的小辦公桌前，一個操著南方口音的年輕人認真而忙碌地辦理著借閱手續。他就是當年「北漂」的毛澤東，時作第二閱覽室助理員。
毛澤東所做的一切在今天看來，是極其普通的「雜事」。他的具體工作是登記每天新到的報紙和閱覽人的姓名，同時管理著天津《大公報》、長沙《大公報》、上海《民國日報》、北京《民國公報》等15種報紙。每月雖然只有8塊大洋，但北大圖書館給他提供了良好的學習條件，他博覽群書，接受了新文化運動中的新思潮、新學說，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參加進步社團活動。紅樓的工作和生活是青年毛澤東的成長中一個至關重要的階段，塑造著他的胸襟和眼界。
學生黨支部在這裡開展主題黨日活動
紅樓見證五四風雲
1918年夏，北大文科、法科的進步學生傅斯年、羅家倫、楊振聲、顧頡剛等深受《新青年》影響，醞釀編印《新潮》雜誌。這年10月中旬，楊振聲被推定為新潮社第一任職員、編輯部書記。12月3日，在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錢玄同、李大釗等師長的直接指導與幫助下，進步學生在紅樓一樓東北角緊鄰李大釗辦公室的活動室里組織「新潮社」，成為《新青年》的友軍。參加的進步學生有：傅斯年、羅家倫、楊振聲、顧頡剛、江紹原、康白情、李小峰、孫伏園、俞平伯、汪敬熙、何思源等。蔡元培曾親自為雜誌題名，新潮社是北大第一個學生社團。
1919年1月，新文化刊物《新潮》正式編輯出版，以「TheRenaissance」（即「文藝復興」）為英文刊名。
這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在法國巴黎召開所謂的「和平會議」，中國作為戰勝國參加了會議。5月2日，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從巴黎和會傳來，群情激憤，北大學生與各高校學生代表在北大法科禮堂集會，決定把原定於5月7日國恥日舉行的示威大遊行提前到4日，並且當場在北大學生中推出20名委員負責召集，新潮社社員羅家倫就是其中之一。
而今，在新潮社活動室舊址的牆上掛著蔡元培手書的「新潮」二字及新潮社章程。室內桌子上、架子上滿是寫著口號的白布條幅，地上還散落有大量筆紙與傳單。1919年5月3日深夜，羅家倫等新潮社負責人帶領新潮社成員緊張地準備第二天遊行的場景歷歷在目：學生們連夜手書3000多條標語，桌上擺放著遊行的應用之物，鐵皮喇叭、水壺，還有羅家倫起草的《北京全體學界通告》……此情此景，讓人有身臨「五四」前夜之感，彷彿還能聽見當年的吶喊聲，又彷彿看見愛國學生遊行隊伍走上街頭。如果說北大紅樓是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那麼新潮社活動室無疑是「五四」期間學生運動的「指揮部」。當年的新潮社成員們所想不到的，他們開啟了新時代之門。
據羅家倫回憶，5月4日上午10時，羅家倫從城外高等師範學校回到位於紅樓一層的新潮社，「同學狄福鼎（君武）推門進來，說是今天的運動，不可沒有宣言，北京8校同學推北大起草，北大同學命我執筆。我見時間迫促，不容推辭，乃站著靠在一張長桌旁邊」寫成《北京全體學界通告》。
上午11時左右，北大學生在紅樓後面的操場集合排隊。這時教育部派了一個職員隨同幾個軍警長官，勸告他們不要參加遊行，學生們與其理論多時，並繞了個彎，從後門而不是從正門出了紅樓所在的院子，浩浩蕩蕩地沿北池子大街向天安門行進，但由於耽擱了一些時間，等到北大學生趕到天安門的時候，其他學校的學生都已經先到了。
七律《北大紅樓》（劉曉 詩 徐宜勝 書）
到當天下午1點，北京大學和其他在京高校學生3000多人在天安門集會時，《北京全體學界通告》已印成2萬份，在集會和隨後的遊行示威中，同學們把《通告》傳單散分給市民。這是當天惟一的印刷品。由於《通告》文字淺白、陳辭懇切，喚起人們心中積怨已久的國讎家恨，迅速流傳開來。
學生們高呼「還我青島」「取消21條」「外爭主權，內懲國賊」等口號，衝破反動軍警的阻撓，從四面八方匯聚到天安門前，舉行抗議集會，一場震驚中外的反帝愛國運動在北京爆發了。
運動爆發後，大批愛國學生遭到逮捕，後北洋政府迫於社會壓力，釋放了所有被捕學生。
5月7日上午，北京各高校備汽車前往警察廳，迎接被捕獲釋的同學。10時左右，一齊到達北大，然後各自回歸本校。蔡元培和北大全體師生齊集紅樓門外迎接被捕同學返校。當師生們見到被捕同學們的時候，雙方都非常激動，有記者是這樣記載這一幕的：「彼此初一見，那一種喜歡不盡的樣子，自然教我難以描寫，尤有那喜歡沒完，將一執手，彼此又全都大哭起來，感慨激昂，靜悄悄欲語無言的樣子。」
蔡元培因此一度被北洋政府免職，引發了北大師生在紅樓策劃的一場場「挽留蔡校長」運動。9月12日，蔡元培回到北京，20日正式到北大視事。當天日上午9時，北大全體學生及教職員在法科大禮堂舉行歡迎蔡校長回校大會。學生先到就位，秩序井然。蔡元培就席後，全體學生齊刷刷起立向蔡校長致敬……
1919年6月，和李大釗共同領導學生運動的陳獨秀被捕。
紅色思潮的傳播，社會主義學說的信仰者的聚集，使進一步成立革命組織成為一種可能。1920年初，李大釗與被釋放的準備返回上海的陳獨秀相約，在京滬兩地分別活動，籌建革命組織。這年3月，李大釗和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在紅樓討論建立中國共產黨的問題；10月，李大釗和張國燾、張申府等在這裡成立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取名「共產黨小組」，他每月捐出個人薪俸80塊銀圓作為黨小組開展各項活動的經費。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開，宣告中國共產黨成立。
「為雪心頭恨，而今作楚囚。被拘三十二，無一怕殺頭。痛毆賣國賊，火燒趙家樓。鋤奸不惜死，來把中國救。」走進紅樓，當年那振奮人心的詩句似乎又在耳邊回蕩。
紅樓，紅色中國的起點。這歷經百年的建築中，蘊含著許多生動的時代影像和豐厚的歷史記憶，承載蒼勁的現實與歷史，承載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印記，也留存過一批先鋒文化人的身影。
棕紅色的木質地板，走上去有「咚咚」的回聲，雖已時隔百年，但仍光潔可鑒，隱約可以投射出倒影。從踏進這座曾經歷經了風起雲湧的北大紅樓那一刻起，感受到的是一種厚重而靜謐的力量。
紅樓無語，儘管沒有粉刷一新，但紅色依舊，就像一支火炬，高擎「永恆的風景」。現在的紅樓看上去顯得寂靜，但走進去，用心體會，會感受到那是一個令人澎湃的時代。這裡館藏的不只是歷史，更有一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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