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大俠們成天帶著一把刀，不犯法嗎？

經常有人問：「宋代七次頒布禁止私人藏有武器的法律，地域範圍從京師擴展到全國，武器種類從兵器擴展到了老百姓生活日用的刀具，那麼《天龍八部》《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裡面的人，怎麼還敢拿著各種兵器到處跑？」

對此，敷衍的回答就是：武俠小說都是虛構的，認真你就輸了。

但從史實的角度來看，必須指出，這個問題本身就包含了錯誤的信息：宋代並未在全國範圍禁止「老百姓生活日用的刀具」。提問人很可能是受了一些文章的影響，才以為宋代大範圍禁刀。比如「趙匡胤破天荒地給武器也加上了鎖鏈。開國十年之後的開寶三年，宋太祖頒布了一條意味深長的法令：京都士人及百姓均不得私蓄兵器。」

還有一些討論：因為北宋禁民間私藏兵器，導致「中國兵器鑄造工藝落後於世界乃至失傳」，也致使漢唐的尚武精神從宋代開始沒落。

坦率地說，此說謬矣。因為若說政府禁止民間私藏兵器，那歷代均如此，非獨宋朝有禁令。顧炎武的《日知錄》《日知錄之餘》「禁兵器」條，輯錄有歷代禁止私藏兵器的法律，略舉幾例：

王莽始建國二年（公元9年），即「禁民不得挾弩鎧，徙西海」；

隋朝大業五年（609年），「民間鐵叉、搭鉤、柔刃之類，皆禁絕之」；

唐律規定，「甲、弩、矛、旌旗、幡幟」都屬犯禁之物，不得私藏，「諸私有禁兵器者，徒一年半」；

宋朝的《刑統》其實抄自《唐律疏議》，也是規定「諸私有禁兵器者，徒一年半」；

明朝景泰二年，「禁廣東、福建、浙江等處軍民之家不得私藏兵器，匿不首者，全家充軍，造者本身與匠俱論死，其知情者亦連坐之」，禁令更為苛嚴。

為什麼隋唐宋明均有關於民間私兵的禁令，卻單獨認為宋朝的禁私兵「導致了尚武精神的沒落、兵器鑄造工藝的落後」？如果這不是出自對歷史的不熟悉，顯然便是心存偏見了。

宋朝儘管立法禁止民間私藏兵器——跟其他王朝一樣，但這裡的「兵器」，有一個限定，是指「甲、弩、矛、矟、具裝等，依令私家不合有」，至於「弓、箭、刀、楯、短矛者，此上五事，私家聽有」（《宋刑統》）。也就是說，民間私人是可以合法持有弓、箭、刀、楯、短矛的。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中，「孫羊正店」旁邊就有一家武器店，有一個大概是顧客的人正在試挽一面大弓。顯然，弓箭等武器是公開出售的。《水滸傳》小說中，許多好漢都是帶著一把朴刀走江湖的，因為朴刀也是民間可以持有的武器。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上的武器鋪）

宋朝開國之初，太祖趙匡胤確實下過一條禁令：「京都士庶之家，不得私蓄兵器。」（《宋史?兵志》）但是必須注意，禁的同樣是「兵器」，而不是一般民用武器，熙寧初年的《畿縣保甲條制》可以證明：「除禁兵器外，其餘弓箭等許從便自置，習學武藝」。

雍熙二年（985年），宦官何紹貞護送宮女至鞏義永昌陵（宋太祖皇陵），再從永昌陵返回皇城，行至中牟縣時，發現有幾名平民模樣的人「持兵行道旁」。何紹貞認為，這些人私帶武器，必定是心圖不軌。因此，命令隨從將他們全部抓起來，「笞掠之。人不勝其苦，皆自誣服」。

何紹貞以為自己破獲了一起私藏禁兵器、危害公共安全的案子，便將那幾個人「縛送致京師」，並報告了宋太宗。太宗聞知，「甚驚」，既而又想：這幾個人「雖持兵」，但並未做出不法之事，如果真是壞人，怎麼可能甘心被何紹貞「制而縛之」？這裡面恐怕另有隱情。

於是宋太宗詔令開封府重新審理這一案子。經開封府審訊，案情這才得實：原來，那幾個「持兵行道旁」的人，都是尋常百姓。這次出門，是要到嵩山祭神，之所以攜帶了武器，則是為「自防耳」。他們所帶武器，也屬於法律許可的「弓、箭、刀、楯、短矛」等。因此，開封府法官判處這幾名「私帶兵器」的被告人無罪。

宋太宗看了開封案的結案報告，大駭曰：「幾陷平民於法！」為表達政府的歉意，太宗皇帝給這幾名受了冤枉的人送了禮物，「各賜茶卉、束帛而遣之」。又對無事生非的宦官何紹貞予以處分，「決杖，配北班」。（《宋太宗實錄》卷三十二）

這個小故事說明：宋政府對於武器的使用會有嚴格管制，法律不允許民間私藏「禁兵器」。不過，平民出於防身、自衛等正當目的，可以攜帶法律許可範圍內的武器。

當然，個別地方由於特殊原因，一些殺傷力大的刀具也受到管制，如在嶺南一帶，因為「民為盜者多持博刀，捕獲止科杖罪，法輕不能禁」，宋仁宗於景祐二年（1035年），詔令廣南東西路「民家不得私置博刀，犯者並鍛人並以私有禁兵律論。」（《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百十七）。博刀即朴刀，不過嶺南禁朴刀只是特例。

在此之前的天聖八年（1030年）三月，仁宗也曾下詔：「川峽路今後不得造著袴刀，違者依例斷遣。」所謂「著袴刀」，是指安裝了刀柄的朴刀。但兩個月後，即這年五月份，地方官便上書反對這一禁令：「川峽山險，全用此刀開山種田，謂之『耕火種』。今若一例禁斷，有妨農務，兼恐禁止不得，民者犯眾。」最後朝廷不得不修改了禁令，只是禁止給朴刀安裝上長柄，作為兵器使用（《宋會要輯稿?兵》）。

趙宋政權剛剛平定江南之時，也曾經「禁江南諸州民家不得私蓄弓劍、甲鎧，違者按其罪」。但到太平興國八年（983年），有司便提出解除這一武器禁令，因為按照法律，列入限制級別的兵器是指甲、弩、矟、具裝等，「弓箭、刀檷、短矛並聽私蓄」（《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十四）。朝廷聽從這一建議，放開了禁令。宋真宗時，還有官員提議：「蜀民以射生為業，民私蓄弓矢，請行禁絕。」但宋真宗反對：「平時民家或用防盜，不必禁也。"(《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八十一）

縱觀宋朝300年立法，大致上可以肯定地說，民用的哨棒、刀具、弓箭，都是可以攜帶的合法武器。《天龍八部》《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中的宋朝俠客，以及《水滸傳》里的好漢們，帶著一把朴刀之類到處跑，是沒有問題的。

到元朝時，元廷對民用武器的限制才變得更加嚴格，對私藏禁兵的懲罰也更加嚴厲。元朝律法規定：「諸都城小民，造彈弓及執者，杖七十七，沒其家財之半，在外郡縣不在禁限；諸打捕及捕盜巡馬弓手、巡鹽弓手，許執弓箭，余悉禁之；……諸民間有藏鐵尺、鐵骨朵，及含刀鐵拄杖者，禁之。」（《元史?刑法志》）列入禁制的武器類別，遠遠超過前代，連彈弓、弓箭、鐵尺都禁止民間使用。所以坊間便有了元朝禁用菜刀、只准十戶共用一把菜刀的傳言。傳聞未必是史實，但生活在元朝的張無忌，如果想帶著弓箭刀劍出門，確實得非常小心。

對違反禁令的人，元政府將重懲不貸：「諸私藏甲全副者，處死；不成副者，笞五十七，徒一年；零散甲片下堪穿系禦敵者，笞三十七。槍、若刀、若弩私有十件者，處死；五件以上，杖九十七，徒三年；四件以上，杖七十七，徒二年；不堪使用，笞五十七。弓箭私有十副者，處死；五副以上，杖九十七，徒三年；四副以下，杖七十七，徒二年；不成副，笞五十七」（《元史?刑法志》）。按元朝的標準，一張弓加三十枝箭，為一副。私藏十副弓箭，罪可論死。

（明代仇英版《清明上河圖》上攜帶弓箭的商隊）

明清時期，由於熱兵器的技術已經相當成熟，政府對私兵的禁制，主要放在火器上。《大明律》規定，「凡民間私有人馬甲、傍牌、火筒、火炮、旗纛、號帶之類應禁軍器者，一件杖八十，每一件加一等，私造者加私有罪一等，各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非全成者，並勿論，許令納官。其弓、箭、槍、刀、弩及魚叉、禾叉，不在禁限。」法律對弩放開了禁制，這大概是因為，明代的弩，殺傷力已不如宋弩。而且，在火器面前，弓弩的威脅也實在有限。

《大清律》「私藏應禁軍器」條仍沿用《大明律》，清政府管制武器的重點還是火器：「私鑄紅衣等大小炮位及抬槍者，不論官員軍民人等及鑄造匠役，一併處斬，妻子給付功臣之家為奴，家產入官。鑄造處所鄰右、房主、里長等，俱擬絞監候。」對私藏火器的懲罰極重。

此時，管狀火槍的應用已經相當普遍，比如在廣東，「粵人善鳥槍，山縣民兒生十歲，即授鳥槍一具，教之擊鳥」（屈大均《廣東新語》）。因此，「禁槍」一直是清政府的頭等大事之一，乾隆曾諭令各省督撫，「將民間私鑄鳥槍一事，實力查禁，毋許工匠再行鑄造，並曉諭民間有私藏者，即令隨時繳銷」（《清實錄乾隆朝實錄》）。但效果卻不怎麼樣，據學者研究，「自乾隆四十六年至乾隆五十八年 13年間，清政府至少收繳鳥槍、鐵銃43666桿。以全國之大，十幾年才收到4萬多桿鳥槍，平均每年也就只有3000多桿，這樣的成果實在有限。」（參見邱捷《清朝前中期的民間火器》）

到清末時，清政府只好默認現實，允許一部分民間團體（如鏢局）合法擁有、使用火槍，但要求持槍人到政府部門登記註冊。

歷代政府禁止民間私藏兵器，主要是出於兩方面的考慮：其一，維持官府對於民間的暴力優勢，防止民間私兵威脅政權的安全性。其二，維護社會公共安全，畢竟私兵泛濫對於平民的人身與財產安全也會構成威脅。從公共安全的角度來看，對民間兵器加以適度的管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像元王朝那樣，連彈弓、弓箭都要禁止，那也太缺乏自信了。

註：本文轉載自：我們都愛宋朝。本賬號系網易新聞&網易號「各有態度」簽約賬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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