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經濟改革的歷史經驗

最新 05-05

［摘要］本文從國有經濟改革必須遵循實事求是原則、生產力標準、矛盾法則、以人為本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經濟制度，國有經濟改革必須與國有經濟的戰略調整和國有企業的戰略重組相結合，國有經濟監管必須實現向主要管資本轉變並需強化各層次對國有資本的監管，國有企業必須分類推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國有經濟改革必須與科技創新相結合，國有經濟改革要著眼提高經濟效益和社會責任擔當，必須發揮非公有制經濟和對外開放對國有經濟改革的促進作用，必須創造國有經濟改革所必需的經濟環境、營商環境、法律環境和社會環境，必須推行漸進式改革和重視改革理論作用等方面梳理了國有經濟改革的經驗。

列寧曾以總結革命經驗的方式紀念十月革命。［1］這一點似可看作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一個優良傳統。據此，時值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本文擬對國有經濟改革經驗做些初步分析。

1979年以來，國有經濟改革不僅已經取得了重大成就，而且積累了豐富經驗。主要是：

第一，國有經濟改革必須遵循作為唯物論基本原則的實事求是。改革以前，由於盲目地學習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把整個國民經濟搞成了國有經濟的一統天下。儘管當時還存在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社會主義公有制形式，但這時的集體所有制實際上也是准國有制。同時還將這種公有制的實現形式確定為計劃經濟體制。

這裡說的盲目性有兩重含義：一是並沒有看清當時蘇聯實行單一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主要是國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已經演變成妨礙社會生產力的阻力，是亟須改革的制度。這種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初期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確實起過重要積極作用。但伴隨蘇聯經濟的發展，它卻愈來愈不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亟須進行改革。二是沒有看清中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正是這個實際決定了不能實行單一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主要是國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這種制度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初期也起過重要的積極作用。改革後有一種流行的觀點根本否定這種作用。這是有違歷史事實的。［2］但後來這種制度也確實變得愈來愈不適合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成為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桎梏。以致釀成了「大躍進」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大災難，險些斷送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命運。

但在改革以後，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實際出發，確定在社會主義公有制佔主要地位(其中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的條件下，實行多種所有制的共同發展，並且實行市場經濟體制。這又煥發了社會主義制度的青春，使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氣。

這個歷史對比表明：堅持實事求是，是改革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但堅持這項原則，不僅是準確確定改革方向所必需的，而且是整個改革過程必須遵循的。國有經濟改革的進展，都是依據體現實事求是原則的改革試點和試點經驗的總結。正是由於在改革進程中緊緊把握和貫徹了實事求是原則，才使得這個作為前無古人的全新事業的國有經濟改革取得了持續的進展。

之所以能夠做到這樣，首先應歸功於作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第二發展階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開創者鄧小平。1978年年底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了改革開放的方針。鄧小平在此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做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報告。這個報告實際上成為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這表明實事求是一開始就是我國改革開放的必須堅持的基本原則。他在1982年召開的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又著重指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3］這同樣意味著包括國有經濟改革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實事求是這一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

第二，國有經濟改革必須依據作為歷史唯物論基本原則的生產力標準。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首次提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大的歷史性的發展。而且，毛澤東還依據這個基本原理，部分地揭示了這個基本矛盾的表現。比如，就國家與企業的關係來說，他認為，國家集權過多，對企業獨立性注意不夠；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關係，也是中央集權過多，對地方獨立性注意不夠。［4］但是他始終沒有跳出蘇聯實行的計劃經濟體制(這是單一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實現形式)的框框，從而沒能依據他提出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理論揭示出計劃經濟體制與社會生產力發展之間存在根本性的矛盾。

揭示這一點的也是鄧小平。鄧小平依據我國和各社會主義國家經驗的科學總結，多次強調：「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後，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要發展生產力，經濟體制改革是必由之路。」這樣，鄧小平就把中國市場取向改革方向建立在堅不可摧的歷史唯物論的基礎上。不僅如此，他還明確提出了判斷改革整個進程中是非的科學標準。他說：「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還要求：「要在改革過程中，保持生產有較好的發展。」［5］這樣，我國不僅改革的根本出發點是為了解放生產力，而且整個改革進程都要適應生產發展的需要。這是國有經濟改革能夠顯示強大生命力，並能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

第三，國有經濟改革必須依據作為辯證法核心的矛盾法則。如前所述，國有經濟改革本身就是為了解決作為國有經濟實現形式的計劃經濟體制不適合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矛盾。這本身就是矛盾法則的運用。此外，這裡需要提出兩點：一是國有經濟改革包括極其複雜的矛盾。它不僅涉及國家與國有企業關係，而且涉及中央和地方以及中央各部門之間的關係，還涉及國有經濟與非國有經濟的關係。顯然，只有妥善處理這些關係，國有經濟改革才能得到順利發展；否則是不可能的。二是國有經濟改革的全過程必須堅持對阻礙改革的各種錯誤思潮的批判。在這方面主要是對否定改革的「左」的思潮和把改革引向私有化邪路右的思潮的批判。這兩種思潮在國有經濟改革的各個發展階段，其作用是有區別的。在改革初期儘管存在私有化思潮，但維護計劃經濟體制的「左」的思潮佔了主要地位。這種「左」的思潮與改革思想在20世紀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曾經進行過反覆較量。只是在1992年年初鄧小平重要講話對此做了結論以後，這場爭論才趨於平息。但伴隨國內資本主義思想的發展和國外資本主義思想的流入，右的思潮又上升到主要地位。其主要代表就是極力宣揚私有化的新自由主義。近幾年來我國學界對新自由主義進行了深入批判，這是十分必要的，今後仍須堅持。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國有經濟改革已經深入人心的條件下，過去那種露骨地反對國有經濟改革「左」的思潮已經難以為繼了。於是採取了較為隱蔽的形式來宣揚其主張。其特點是：一方面表示贊成國有經濟改革；另一方面又採取玩弄概念的手法來否定國有經濟改革。但這個問題需要專文分析。這裡只是簡單提一下。

第四，國有經濟改革必須遵循以人為本原則，切實做到改革出發點為了人民，改革進行依靠人民，改革成果分享人民。只有這樣，改革才能獲得最廣泛的群眾基礎，才能戰勝改革所遇到的一切困難。國有經濟改革進程中切實貫徹了這些原則。前已提及，國有經濟改革各項重大舉措都是經過改革試點經驗總結的。而這些經驗歸根結底是由人民群眾創造的。而且，人民對改革成果已有了深深的獲得感。在改革以前的1953—1978年，在傳統經濟體制和傳統經濟戰略雙重作用下，事實上在很大程度上發生了為生產而生產的錯誤傾向。這期間經濟年均增速為6.1%，而全體居民消費水平年均增速只有2.3%。二者之比(以後者為1，下同)為2.65∶1。改革後就根本改變了這種極不正常的情況。黨的十八大以來則更為明顯。其中，1979—2011年，經濟年均增速和全體居民消費水平年均增速分別為9.1%和8.0%，二者之比縮小到1.13∶1。2012—2016年，二者年均增速分別為7.3%和7.6%，後者超過了前者0.3個百分點。2017年，經濟和全體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增長了6.9%和7.3%，後者超過了前者0.4個百分點。誠然，這些成果是由全部改革帶來的。但國有經濟改革是其中最重要方面。這樣，儘管國有經濟改革過去、現在和將來還會遇到各種風險和困難，但完全可以預期是能戰勝的。

第五，國有經濟改革必須遵循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經濟制度。為此，一方面必須堅持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這不僅是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所必需的，而且是促進非公有制發展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居於主導地位的國有經濟擁有完備的裝備製造業、原材料工業和生產基礎設施。顯然，非公有制的發展，離不開國有經濟在這些生產要素方面的支持。旨在鞏固國有經濟主導地位的改革，會釋放數以千萬計的冗員。這是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所必需的勞動力來源。國有經濟還是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最重要的國內市場。流行的觀點在論到國有經濟改革重要性時，往往強調前一方面，忽略後一方面，這是不全面的。另一方面必須堅持各種所有制在市場競爭中的平等地位。這不僅是實現「兩個毫不動搖」(即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必須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方針所必需的，而且只有這樣，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才是有生命力的。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還是推動國有經濟改革的一個重要條件(詳見後述)。

第六，國有經濟改革必須同國有經濟的戰略調整和國有企業的戰略重組結合起來。問題在於：改革以前，國有經濟不僅佔據了國民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的關鍵領域(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遍及競爭性行業；不僅擁有大量的大中企業(這在適當的範圍內也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擁有數量更多、佔比更大的小企業。國有經濟布局的這兩種狀況，不僅擠佔了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所必要的空間，有礙於非公有制經濟的正常發展；而且也是發展強勢國有經濟力所不及的，並不利於國有經濟的健康發展，不利於國有經濟有效地發揮主導作用。從這方面來說，國有經濟的戰略調整和國有企業的戰略重組不僅是國有經濟改革的兩個重要方面，而且是國有經濟監管和國有企業兩方面改革的重要前提。實踐已經證明：只有把國有經濟的戰略調整和國有企業的戰略重組推進到位，才有利於國有經濟監管和國有企業兩方面改革的順利推進。

第七，國有經濟改革必須在國有經濟監管方面實現從主要管企業到主要管資本的轉變，國有企業方面必須實現從原來作為政府附屬物的生產單位到作為獨立的市場主體的轉變，並須把二者緊密結合起來。只有這樣，才有可能真正做到政企分開和政資分開，企業也才有可能真正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也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國有經濟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兼容，才能使國有經濟真正融入中國市場經濟。

第八，要實現國有經濟監管方面從主要管企業到主要管資本的轉變，就必須切實大力推行已創造多年並有成效的管資本的形式。即組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國有資產監管機構依法對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履行出資人職責，並授權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對其出資企業履行股東職責，承擔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責任。實現從主要管企業到主要管資本的轉變，是從國有經濟改革的總體說的。它並不排斥國有資產監管機構對某些特殊重要的國有獨資公司(如涉及國家安全的企業)實行直接管企業。

但要在完全意義上實現向主要管資本的轉變，不僅涉及國資委對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的監管，而且涉及國務院對國資委在這方面的監管，還要進一步涉及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對國務院在這方面的監管。只有把這三個相互聯繫環節的監管真正落到實處，才能徹底實現向主要管資本的轉變。2017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印發了《關於建立國務院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國有資產管理情況制度的意見》，是強化全國人大對國務院國有資本監管具有重要意義的一步。但這方面改革任務的完全實現還需做出艱苦努力。

第九，國有企業改革，必須依據不同國有企業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將國有企業分為商業類和公益類，推行分類改革。必須繼續大力推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國有企業經理層必須實行市場應聘，以及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薪酬分配製度；企業員工也要實行市場化管理。［6］

國有企業改革還必須著力發展混合所有制企業。混合所有制企業以其固有特點(包括不同所有制的市場主體和員工持股等)和靈活性(國有資本可以依據企業重要性的差異實行絕對控股、相對控股和參股等)，不僅有利於加強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而且有利於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是實現公有制佔主要地位、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一種有效的形式。

改革以來，在這些方面都已取得重要成就。到2017年年底，中央企業各級子企業包括98家中央企業集團公司基本上完成了公司制改制。其中，超過三分之二的企業引進社會資本實現了混合所有制。［7］

第十，必須把國有經濟的改革與國有企業的科技創新緊密結合起來。改革是科技創新的第一推動力；而在現代化生產條件下，科技創新也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另一個根本動力，是顯示改革成果的一個基本方面。因此，必須把二者結合起來，才能相得益彰。但國有企業的科技創新不是伴隨改革自動實現的，而是必須放在經濟管理和企業管理的重要位置上，採取切實有效措施才能見效的。改革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國有經濟在這方面已取得顯著成就。數據顯示，十八大以來，中央企業研發經費約佔全國研發經費支出總額的四分之一，獲得國家科技獎勵400餘項，累計擁有有效專利48萬餘項。其中2012年至2016年，央企獲得國家技術發明獎、國家科技進步獎共計424項，約佔同類獎項總數的三分之一。四年來，央企共獲得全部14項科技進步特等獎中的12項，獲得科技進步一等獎48項、二等獎277項，還獲得13項技術發明一等獎中的6項。這四年，央企用於研發的費用呈逐年增長之勢，年均增長率達7.37%。其中，研發經費佔營業總收入的比重由2012年時的1.34%增至2016年的1.67%，約為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研發投入強度的1.8倍。2016年，央企研發費用總額達3926.6億元。同時，央企科研人員儲備力度也在不斷增強。這四年，央企研發人員年均增加2.67萬，研發人員占年末職工人數比重由5.57%上升至6.22%。其中，高水平技術工人隊伍不斷壯大，高級技工、技師的數量大幅增加。截至2016年年底，央企擁有工程院院士189人，中科院院士41人。此外，擁有「千人計劃」「青年千人計劃」「萬人計劃」「百千萬人才工程」等各類國家人才計劃人員1180人。2017年9月13日，科技部、國資委共同召開中央企業科技創新推進會，簽署支持中央企業創新發展戰略合作協議，並就共同支持中央企業創新發展做出部署。這意味著國有企業將在創新上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國資委將聯合科技部，從七個方面大力推進中央企業創新，包括：鼓勵和支持中央企業參與國家重大研發任務；支持中央企業設立各類研發機構，打造產業協同創新平台；大力實施人才強企戰略，加快建立中央企業人才聚集的體制機制；支持和指導科技創新政策在中央企業先行先試和落地實施；大力支持中央企業參與北京、上海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加快推進創新創業，支持中央企業建立一批專業化眾創空間；共同開展創業投資合作，推動科技成果轉化。［8］

第十一，國有經濟改革必須著眼於提高作為社會生產力發展綜合指標的經濟效益。改革以來，由於多種原因，國有企業經濟效益的水平並不高。但近年來伴隨國有經濟改革步伐的加快，經濟效益有了顯著改善。國務院國資委數據顯示，2017年國資委監管系統企業累計實現營業收入50萬億元，同比增長14.7%；實現利潤總額2.9萬億元，同比增長23.5%；中央企業累計實現營業收入26.4萬億元，同比增長13.3%；實現利潤總額1.4萬億元，同比增長15.2%，增速創五年來最好水平。

第十二，國有經濟改革還必須著眼於提高社會責任的擔當。各種所有制企業都負有社會責任的擔當。國有經濟以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主導作用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最主要的經濟基礎這種特殊重要地位，負有更大的社會責任。多年來，國有經濟改革在這方面已經取得顯著成果。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責任研究中心相關研究，國企100強社會責任發展指數持續領先於民企100強、外企100強。2017年，國企、民營和外資三類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指數差異化明顯，其中國有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指數得分最高(58.7分)，民營企業其次(29.7分)，外資企業最低(23.9分)。與2016年相比，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指數均出現不同程度的增長，分別增長2.6分、6.4分，而外資企業下降2.1分。還需指出，在國有企業100強樣本企業中，國務院國資委監管的中央企業佔54家，國有金融企業和地方國有企業佔46家。國有企業100強發展指數前30名企業中，中央企業佔據28家。由此可見，中央企業的社會責任工作水平大大支撐了國有企業100強社會責任發展指數水平。［9］

第十三，必須充分發展發揮非公有制經濟對國有經濟改革的促進作用。改革歷史表明：在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佔主要地位的前提下發展各種所有制經濟已經對國民經濟改革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主要是：一是在國有經濟改革沒有到位的情況下，非公有制經濟以其靈活的經濟機制在市場競爭中顯示了優勢，由此形成的市場壓力推動了國有經濟改革的發展。二是伴隨國有經濟改革的開展，必須裁減其原來就存在的大量冗員。正是非公有制的發展，成為吸收這些冗員的主渠道，為國有經濟改革創造了一個十分重要的條件。三是發展混合所有制企業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一個很重要方面。在這方面非公有制企業的參與也是不可或缺的。

第十四，必須充分發揮對外開放對國民經濟改革的促進作用。對外開放包括引進外資，興辦「三資」企業。上述發展非公有制企業促進國有經濟改革的三方面作用，「三資」企業在不同程度上也都是具有的。此外，「三資」企業在引進外國資本、技術和管理經驗等方面還有其他非公有制經濟所不具有的獨特作用。

對外開放還包括進出口貨物和服務以及承包對外工程等方面。這些方面對於調節國內總供求關係和經濟結構以及輸出勞動力等方面也都有重要作用。

還需著重提出，對外開放還包括輸出資本以及與此相聯繫的貨物、服務和勞動力輸出。列寧依據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世界情況，把資本輸出確定為帝國主義的五大經濟特徵之一。這是完全正確的。但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的中國情況表明：在工業化已經發展到後期且現代化有很大發展以後，在經濟全球化進一步大發展的條件下，社會主義中國也需要輸出資本。但這兩種資本輸出的性質是有根本區別的。前者的根本目的是為了獲得高額壟斷利潤，並以此為工具從經濟和政治等方面掠奪資本輸入國的主權。這是一種剝削和被剝削、壓迫和被壓迫的關係。後者遵循的根本原則是平等合作、互利共贏的原則，不僅有利於輸出國，而且有利於輸入國。［10］對作為資本輸出國的我國來說，這對於調節總供求關係、經濟結構和勞動力的供求關係都是有益的。還需著重指出，我國企業(包括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要實現做大做優做強，在國際市場上進行競爭，是必需的重要一環。對輸入國來說，可以獲得他們發展經濟所必需的資金、技術和商品。這是一種政治平等、經濟互利的關係。

第十五，必須為國有經濟的正常發展創造它所必需的經濟環境(即經濟的穩定發展)、營商環境(如統一的、平等的、開放的、有序的市場和便利寬鬆的商事制度)、法律環境(即國有經濟改革必須擁有的法律保障)和社會環境(即穩定的社會政治局面)。總的說來，我國在改革過程中是做得比較好的。但這些方面也有不少教訓。比如，儘管改革以後已經改變了改革前曾經發生的五次強波周期和超強波周期，但還是發生了五次中波周期。而在每一次中波周期的波峰年，由於經濟過熱，不得不放慢改革步伐，以致延緩了改革進程。只是在黨的十八大以後，才第一次實現了向微波周期的轉變，根本改變了這種狀況。［11］

第十六，必須適應改革的固有特點，推行漸進式改革。我國國有經濟改革，是前無古人的全新事業，又是採取自上而下有領導地進行的。作為改革領導者由於受到認識規律的制約，不可能一次就完整地把握改革的客觀規律。而且國有經濟改革的各個方面，其實現所需具備的條件和難易程度都是有差別的。僅此二端就足以充分說明：國有經濟改革不可能採取突擊的方式，而只能採取漸進的方式。這種方式還有很多優點。比如，有助於避免犯大的錯誤，出了錯誤也易於改正。

第十七，必須十分重視改革理論對改革實踐的指導作用。由鄧小平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及其以後的發展，對包括國有經濟改革在內的經濟改革起了極其重要的指導作用。但在發揮改革理論對改革實踐的指導作用方面也有不足之處。僅就國有經濟改革來說，鑒於國有經濟分布過廣和國有小企業佔比過大的情況，在1978年改革開始以後，就要把國有經濟的改革和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與國有企業的戰略性重組緊密結合起來。但由於當時在指導思想上實際上存在著要把全部國有企業都要搞活的思想，遲遲提不出這一點。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基於改革經驗的總結，認識到要搞活全部國有企業是不可能的，要有效實現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也不需要這樣做。只有把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和國有企業的戰略性重組與國有企業改革結合起來，才是搞活企業的必由之路，才能有效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又如，推行建立作為現代企業制度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是國有經濟改革的一個根本環節。但這一點也是直到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才明確提出。再如，在國有經濟的監管方面實現從主要管企業到主要管資本的轉變，是國有經濟改革另一個更重要的根本環節。但這一點是直到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才明確提出的。凡此種種，其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改革理論研究及其對改革指導作用的滯後，顯然是一個重要原因。但這一點在黨的十八大以來已經有根本改變。其突出表現就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和國務院發布的包括國有經濟改革在內的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指導文件，其數量之多、頻率之高、涉及面之廣、切入實際之深、問題導向之明和指導力之強都是改革以來從未有過的。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是與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理論研究以及智庫建設的作用直接相聯繫的。

第十八，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的主題，是黨和人民歷盡千辛萬苦、付出巨大代價取得的根本成就。」［12］顯然，這個根本性的結論，對國有經濟改革也是完全適用的。據此，可以認為，國有經濟改革的根本經驗，就在於它實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國有經濟改革的實踐緊密地結合起來。

［參考文獻］

［1］列寧.紀念《十月革命四周年》、列寧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565.

［2］［6］汪海波.新中國工業經濟史(第三版)［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17：94-96，507-511.

［3］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0，1994：2-3.

［4］毛澤東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3-49，194-244.

［5］鄧小平文選(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8，268，370，373.

［7］中國經濟時報.2018-02-02.

［8］中國經濟時報.2017-09-18.

［9］中國經濟時報.2018-01-16，01-30.

［10］汪海波.論對外投資的歷史發展［J］.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學報，2016(1).

［11］汪海波.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新發展［J］.中國浦東幹部學院學報，2017(3).

［12］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文件彙編［M］.人民出版社，201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