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湖聽泉：盤點王安石變法的兩大敗筆，註定不會成功

文／鼎湖聽泉

縱觀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有歷史研究者曾直言不諱地說，中國十幾次大的改朝換代都可以成功，而十幾次大的社會變革卻無一不以失敗告終，國人可以屈從於暴力卻拙於制度創新，這難免引起處於改革時代的時人深思。

以下，我們將要講述的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改革之一——「王安石變法」。王安石貴為宰相，位極人臣，為什麼也失敗了呢？這個確實值得玩味。因為王安石變法也可以說是史上最典型的社會轉型敗筆之一，甚至可算是一次災難，後人詬病頗多，那麼王安石變法之敗，敗在哪裡？

敗筆之一：精益管理卻變成了壟斷專營

首先，我們先來回顧一下「王安石變法」的主要內容。王安石變法是改革派針對北宋當時冗兵、冗官、冗費等多種積弊，是在社會矛盾激化、民族對立和內部派別對抗的嚴峻背景下進行的一場以富國強兵為目的的改革。王安石頒布了農田水利法、均輸法、青苗法等多種新法，還推行保甲法和將兵法以富國強兵。這些措施也一度取得積極成效，王安石還由此被譽為「中國十一世紀偉大的改革家」。

宋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特殊的時代。中國絕大多數統治者都重農抑商，而宋朝從開國起就十分重視發展工商業。政府支持造船、鑄幣、開礦、榷稅、酒醋專賣等事業。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認為，王安石的全面變法如能成功，中國將邁入一種數目字管理的狀態，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將全面改觀。

但王安石的一些做法卻在「盤活國家資本」＋「官方壟斷經營」這條路子上越走越遠。

官倉有了囤積是好事情，但進行壟斷性經營就成了「賣梳朴即梳朴貴，賣脂麻則脂麻貴」；丈量核實土地收稅是好事情，但不顧各地區別就一刀切的做法，難以執行並迅速流產；貸款給農民是好事情，但強制攤派或者變相私分放利則適得其反。而且即便到了現在，中國龐大的政府機構都難以完成如此艱巨的任務，何況當時的宋代政府呢？

按照黃仁宇的說法，「他的設計主旨在使財政部分商業化。可是他不能在下端形成各種財物公平而自由的交換局面，基本的數字就加不起來，而上端的法令也只靠高級權威強迫指示執行，遲早會破裂。」

敗筆之二：盤活人心這一關，很失敗

王安石變法是一場公共治理改革，應該在一定的法理上推演。但是，這場變法帶有濃厚的個人色彩。「宰相」兼「首席經濟學家」王安石以其強悍的執政風格給變法抹上了一道陰影。

神宗皇帝在啟用王安石前和宰相唐介的對話頗有意味。《王安石傳》載：帝欲用安石，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耶？經術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介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變更。」帝不以為然，竟以安石參知政事。

變法失敗其實在這裡埋下了伏筆。王安石有個外號叫「拗相公」，他不屑於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反而是把人心搞得惶惶然。王安石「老子天下第一」的性格助長了他的獨斷專行，對於那些對「新法」提出不同意見和看法的人，他一概給予殘酷無情地打擊。

據史載，作為北宋政壇「良心」之一的蘇東坡見王安石贊神宗以獨斷專任，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表示異議，卻激怒了生性倔強的王安石，甚至於指使御史謝景溫「下六路捕逮篙工、水師窮其事」（《宋史·謝景溫傳》），要整死蘇東坡才罷休，最終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也就是常人所說的咱惹不起躲得起。

而和王安石在文學上惺惺相惜的保守派司馬光也因曾致函王安石不要用事太急，遭到王安石強烈抗議。他甚至不聽宋神宗的勸告，把司馬光等「漸進式」改革派推到改革派的對立面，給他們戴上反對變法的「舊黨」的「政治帽子」並對其進行人事「大洗牌」。最終司馬光也成了反對變法的急先鋒。

由此可見，成功的變法需要在朝野之間、官民之間達成普遍共識。正如某些歷史研究者所言：「它只是少數清醒的人從上而下卻脫離基層老百姓的變革，改革如果不能普惠民眾，得不到人民群眾的真心支持和擁護，所謂的改革成果也只會是一堆泡沫，最終飄散在歷史長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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