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從孝文帝遷都那刻開始走向滅亡

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以進攻南齊為借口，率領文武大臣及步兵騎兵三十多萬南下。行至洛陽時，正好碰到秋雨綿綿，道路泥濘，行軍困難，但孝文帝仍堅持行軍，大臣們本就不想征伐北齊便借天氣原因紛紛出來勸阻，孝文帝則乘機迫使大臣們同意了遷都洛陽的要求，這便是北魏孝文帝改革過程中的一個重要舉措。這一舉措的成功方便了北魏進一步學習和接受漢族先進文化，並加強了對黃河流域的統治。但是遷都洛陽除了給北魏帶來了巨大的好處之後，也帶了巨大負面影響。然而，孝文帝的英年早逝，使得遷都洛陽給北魏王朝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不僅沒有得到消除反而進一步加深，並且最終導致了北魏的滅亡。

遷都洛陽之後，孝文帝厲行全面漢化，他所面臨的任務是十分艱巨的。同時，在社會變革過程中，諸多環節不僅需要執政者的熱情與魄力，而且需要一定的過程與時間的消耗。太和二十三年（４９９年），年僅３３歲的孝文帝病死於南征的前線。當時的漢化運動正在發展，同時也帶來了一些問題，這都需要通過更深層的改革來克服，以免出現嚴重的危機。但孝文帝的突然去世使其全面漢化政策因未及深入和完成，遺留問題不少，負面效應明顯。

大同古城之北魏明堂

一是遷洛破壞了拓跋鮮卑原來的利益制衡關係,激化了拓跋鮮卑的內部矛盾,使北魏王朝原來的立國根基動搖了。儘管北魏孝文帝以南征為借口迫使文武百官同意了遷都洛陽。但就整體而言，鮮卑民族的保守勢力根深蒂固，反對遷都、抵拒漢化的舊貴族人數頗多，力量甚大。例如貴族元老重臣拓跋丕,就因反對遷洛而被降職為都督,領并州刺史。一些極端保守的鮮卑舊貴族，在遷都過程中則不斷製造事端，甚至在代北發動軍事政變，如穆泰、陸睿等人，其背後的精神支柱實際上是元丕，而孝文帝太子元恂也不贊成遷都，參預謀反，一度謀劃北奔。可以說，以孝文帝為代表的南遷集團與代北保守勢力公然決裂了，這便引起了鮮卑上層內部的嚴重分裂與衝突，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北魏的統治基礎，而孝文帝的英年早逝，使其未來得及制訂出消除這些分裂的措施，導致這種分裂與衝突一直存在。

二是分定姓族，使鮮卑宗室貴族等成為一個特權階層，在漢化改革過程中獲得了最大利益，與鮮卑民族中的其他階層形成了嚴重的分化和對立。孝文帝遷洛之後,由於在指導思想上認為主要威脅來自南朝,輕視北邊防務,不再優待六鎮將士,而內遷的貴族仕途通達,排斥守邊貴族,號其為族「府戶」,當做僕役看待。朝廷對六鎮將士少給衣食,各鎮軍官自更殘酷地吃刻薄普通士卒.此外,隨從魏孝文帝內遷的普通鮮卑人和宿衛軍人,被看作寒人和武人,寒人永無入仕的希望,武人不列清流,不得任高官美職,這種人也對朝官切齒.為各方面所切齒的朝官,分成派別,爭奪權位,又互相切齒。這樣,鮮卑族內部的分裂,愈來愈深,到魏孝明帝時,鮮卑政權已失去大多數鮮卑人的支持，最終導致公元523年爆發的六鎮流民暴動,及至爾朱榮攻入洛陽。

龍門石窟 北魏孝文帝禮佛圖 浮雕

三是，南遷洛陽，促使北魏統治集團腐化墮落，喪失了平城時代的樸素傳統和尚武精神，重走西晉司馬氏集團的老路,無可挽回地腐敗下去，並且激化了社會階級矛盾。《洛陽伽藍記》卷四記述當時「帝室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饒，爭修園宅，互相競誇」，他們甚至與腐朽的西晉王公相競，聲稱「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以奢侈相驕。西晉發生過石崇與王愷鬥富的故事 , 而遷洛之後的北魏出現了元深與元雍爭豪的醜聞。 另一方面，孝文帝遷都之後，父子相繼在洛陽大興土木，耗費民力國力，加劇人民的負擔和對人民的剝削。孝文帝遷都之後，重修魏晉時的台榭觀閣並增添設施以滿足自己的享受，修築洛陽城的民夫日「有萬計，,而工程的耗費「日損千金」，他這樣作的結果是上行下效。另外，他的兒子宣武帝更是寵幸奸佞,朝政大壞而一發不可收拾。而當時的人民則承受著沉重的徭役負擔，再加上遷都之後，孝文帝多次對南方用兵，.兵連禍結,民不聊生,勢必加重人民的負擔,因此，在遷洛之後孝文帝在世時,就不斷發生起義暴動,先後有定州民王金鉤,新野民張睹、徐州郭陸等揭竿而起,反對橫徵暴斂。宣武帝、孝明帝時,此類事件就更多。

其實，關於孝文帝遷都洛陽的認識，個人感覺呂思勉先生的論述最為恰當。呂思勉先生曾有論云：「南遷之計，於虜為損乎？為益乎？……謂武質而安，文華而亂，固已曲盡事情，離乎夷狄而未即乎中國，固不免有此禍。然遂終自安於夷狄可乎？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一人如是，一族亦然。鳥飛準繩，豈計一時之曲直？是則以一時言，南遷於虜若為害，以永久言，於虜實為利也。孝文亦人傑哉！」呂先生所論言簡意賅，將民族融合的終極規律與鮮卑民族盛衰的命運結合起來，這是比較公道和深刻的論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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