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長征後第一首詩，為何寫在貴州大山間？謎底揭曉令人感嘆

春哥聊戰史

【春哥註：一部戰爭史，跌宕起伏，充滿了許多傳奇人物和故事，也充滿了戰爭的大場面，大格局，在諸多名帥猛將的指揮下，歷史顯得雄渾激昂，而面對戰爭中犧牲的千萬靈魂，又會感到無助和絕望，戰爭意味著傷害和死亡。今天起，春哥這裡回顧歷史中比較著名的戰事和人物，條分縷析，還原當時的現場，留下一些紀念的筆觸。】

先來看一一幅毛主席書法作品：

毛主席《十六字令三首》

全文如下：

山，快馬加鞭未下鞍。驚回首，離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瀾。奔騰急，萬馬戰猶酣。

山，刺破青天鍔末殘。天欲墮，賴以拄其間。

讀完這些文字，什麼感覺，是不是覺得豪邁無比，酣暢淋漓，可見寫這文字的人此時心情大好，有重整旗鼓，再戰強敵的決心，一句「萬馬戰猶酣」可謂神來之筆。

這是毛主席長征之後的第一篇文字創作，非常珍貴，前面連續征戰，趕路都來不及，晚上都睡得也不踏實，沒有詩性，加上之前自己的意見沒有辦法進入軍隊高層的決策，看著連連失敗的局面內心非常焦慮。那麼寫這首小令的背景又是什麼呢？這裡不得不提一下遵義會議之前最後一場重要的行軍會議——猴場會議。

1934年12月底，紅軍主力前鋒紅1軍團兩路行進，紅2師進佔猴場（草塘）、陳家寨，31日進至木老平及其東北地區；紅2師於30日到達龍溪，進抵烏江岸邊，並立即展開北渡烏江的準備。大軍隨後跟進，野戰軍總部於31日到達猴場。然而，就在這時，部隊之中關於進軍方向的爭議卻再次發生。

黎平會議雖然解決了紅軍最為緊迫的戰略方向問題，但並沒有來得及對中央的領導體制和軍事指揮體製作出調整，因而會議決議的實施缺乏必要的思想保證和組織保證，部隊的認識並未完全統一。

洋顧問李德對否決了他的「繼續北上與紅2、紅6軍團會合的主張」大為不滿，通道、黎平兩次會議都沒有完整出席，而此時毛主席的軍事路線開始逐步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同，部隊內對毛主席重新參與軍事指揮的呼聲越來越高，李德在軍事指揮上再也不能頤指氣使，他開始「說話不算數」。因此他的情緒變得焦慮不安，經常無理指責中央政治局的決議和中革軍委的軍事決策，這種野蠻、無理的行為引起了許多人的不滿，也使得他日益成為孤家寡人，當時唯有博古等依舊將他奉若神明，但也無濟於事，因為李德前面的「成績」實在是太差了。

李德同志

紅軍進入貴州腹地，特別是逼近烏江後，李德不相信紅軍有能力突破天險，渡過烏江，他開始害怕自己把命丟在烏江邊。他與博古重彈與紅2、紅6軍團會合的老調，要求中央政治局重新審議黎平會議的決議，建議紅軍不過烏江，首先在烏江南岸建立臨時根據地，然後掉頭向東，重走老路，北上湘西與紅2、紅6軍團會合，從而再次挑起了爭論。

1935年1月1日，這天是元旦，當時條件簡陋，也沒有過節的習慣，不過體現一個萬象更新的意思。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甕安縣猴場召開會議，會議分析了自紅軍黎平西進以來的新形勢，完全肯定了這一戰略行動，認為它帶來了「開始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最後階段」，當時沒有長征這個辭彙，依然把這樣的轉移看作是第五次反圍剿行動的一部分。

毛主席的正確主張得到進一步的肯定，而博古、李德的主張則被堅決地否決。毛主席在會上指出：「李德同志不要怕，我們保證能打過烏江，要是向別的方向走，就是上敵人的當。他們的大口袋隨時等著我們鑽進去」會議批評了博古、李德不過烏江，不在川黔邊地區建立根據地，而要回頭和紅2、紅6軍團會合的錯誤主張，重申了黎平會議關於創建川黔邊新蘇區的決議，決定紅軍立即搶渡烏江，攻佔遵義。從這個場景可見當時開會的劍拔弩張，不是誰的一言堂，而是各抒己見，相信大家的判斷力，毛主席的意見逐步得到絕大多數人的深刻理解和贊同。

為了防止博古、李德以中革軍委的名義擅自發布命令，改變中央政治局決定的情況發生，同時也為了解決最高「三人團」凌駕於中央政治局之上，大權獨攬，使政治局的決議難以得到堅決貫徹，以及軍事指揮上的機械呆板、消極避戰等問題，《決定》中特別作出了幾項規定，其中最重要的一條：「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作報告」。

這一規定，實際上收回了最高「三人團」的軍事決定權，自然也就等於取消了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以來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獨斷專行權，為毛澤東重新執掌紅軍的指揮權作了鋪墊。此後，李德基本上被剝奪了指揮紅軍作戰的權力。正如周恩來後來所回憶的那樣：「經過不斷的鬥爭，在遵義會議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讓李德指揮作戰。」這裡所指的「遵義會議前夜」，就是猴場會議。

猴場會議是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的繼續，也是隨後召開的遵義會議的重要準備。經過這次會議，不僅紅軍新的戰略方向得到進一步統一思想和從上到下的確認，更重要的是毛主席的正確軍事路線得到了進一步的肯定，這就為遵義會議徹底解決軍事與組織問題，順利實現黨和紅軍最高領導的改組，奠定了思想和組織上的直接基礎。

而毛主席的《十六字小令三首》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創作的，可見作者的豪邁氣概，一是為自己的意見得到承認而高興，二是看到了紅軍未來路會越走越好，這種革命豪情是毛主席自始至終在詩文中抒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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