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訪北川，了解我故去的父親

文字采寫/澎湃新聞記者 張小蓮 圖片編輯/戚雅

楊衛華；1963年生於重慶，曾任四川《綿陽晚報》攝影部主任，從事新聞攝影工作20年，汶川大地震「敬禮娃娃」照片拍攝者。2015年2月因病去世，享年51歲。

講述者：楊衛華之子楊博。

父親是2015年春節去世的，那幾天綿陽一直下著陰雨。

父親下葬後，有很多後事要處理。他沒有兄弟姐妹，沒有妻子，這些事只能由我來做。我一個人在父親家住了段時間。我對這個房子並不熟悉，父親尚在時，我在這裡住的日子也屈指可數。

那天，我剛洗完澡，想吹頭髮，但滿屋找了一圈也沒找到吹風機，便下意識地問了出來：「爸，你把吹風機放哪了？」

空蕩蕩的屋子裡，沒有任何聲音回應我。那一刻，我才真正意識到，我已經沒有爸爸了。

大學畢業時，楊博和父親。 楊博 供圖

【一】

父親在我心裡，一直是個陌生遙遠的形象。

小學五年級有次考試，作文題目是「我的父親」，我交了人生中第一張白卷。老師問我為什麼，我說我不知道寫什麼，我不知道我的父親是個怎樣的人。

父母離婚之前已分居多年，父親在綿陽市區工作，母親在山裡的空氣動力研究所工作，我從小一直隨母親住，與父親在一起的時間很少，一周只見一次。我小時候體弱，每次生病都是母親陪在身邊。我對父親沒什麼印象，也沒太多的感情，見面也沒什麼話講。

我很不喜歡去父親家，看到他和那位阿姨在一起，就不想在那兒待著。父親說：「這就是你家。」我說這不是我家。他有點不高興：「為啥子不是？」我沒有回答。

可能是我潛意識裡，一直介意父親對母親造成的傷害，以至於她這麼多年都沒有再婚。雖然她不說，但我能感受到她對父親的恨，我從小和她生活在一起，這種負面情緒多少會影響到我。

我和父親真正開始親近起來是初一。學校舉辦運動會，我想拍些照片，問父親借相機。他有點驚訝，又蠻高興的。那天下午我們聊了很多，他教我怎麼拍，怎麼抓瞬間，怎麼調光圈快門，把他的經驗知識都告訴我。這是我第一次拿相機，也是長這麼大第一次和父親交流。

父親看了我拍的照片，第一次誇我，說比他報社有些記者拍得還好，說我有天賦。後來我一心想學攝影，像父親一樣成為了一名攝影記者。仔細想來，我是在父親的鼓勵下慢慢喜歡上攝影的。

父親曾對我說，他對我未來的設想是三個選擇，要麼做自己想做的，要麼往母親那個方向靠，最末才是做攝影。他覺得干這行比較辛苦，而且我的性格不善交際，他可能擔心我干不來。沒想到我想做的恰恰是攝影，父親便盡他所能幫助我。從初中開始，只要有機會，他都會帶我一起去拍攝採訪，以身作則告訴我，怎樣才是一名優秀的新聞工作者。

我雖然知道父親是記者，但一直不了解他的工作，直到2008年，他第一次帶我走進北川震區。

2008年5月12日14時28分，汶川特大地震發生。我正好往教學樓走，走在平地上，猛地搖了一下，感覺要倒了，之後又沒什麼動靜。當時通訊中斷，我不知道這場地震有多嚴重。後來接通父親的電話，我問他那邊怎麼樣，他說他去採訪了。

幾天後，我隨母親在綿陽市區安置，父親趕來和我匆匆見了一面。他看上去很疲憊，整個人黑了一圈，好像也老了一些。他大概說了些「好好照顧自己」之類的話，便走了。

三個月後，父親帶我去了北川。路還沒修好，時不時會出現一個大坑，還有落石從山上滾下來，砸到車頂。我不禁有些害怕，父親說：「這算什麼，那天晚上我遇到的石頭比這大多了。」

父親告訴我，5·12當晚他就開車進了北川，餘震不斷，亂石齊飛，也沒有路燈，特別黑。我聽著覺得非常危險，不知道那天晚上父親是懷著怎樣的心情闖入北川的。

我去的時候，廢墟還沒有完全清理，空氣中瀰漫著腐臭味，偶爾能看見遇難者的遺體。我看到一個被壓扁的小朋友，心裡特別難受，總感覺他還沒死，想去救他。

我看不到父親的表情，他像往常一樣走在前面，但與往常不同的是，他一路都很沉默。他指著一片廢墟告訴我，5月13日那天早晨，他就是在這裡聽見了郎錚的求救。

我看向那片廢墟，完全看不出它原來是個幼兒園。父親說，那天他本來打算站在高處拍照，順便觀察下地形，偶然聽見小孩的哭聲，他順著聲音找到了郎錚——一個穿著黃色衣服困在廢墟深處的三歲小孩。郎錚被救出後，對著解放軍叔叔說了句謝謝，並向他們敬禮。父親本能地拍下了這個瞬間，沒想到這張照片會有這麼大的影響。

郎錚「5·12」時被救圖。 楊衛華 圖

【二】

地震發生後一個多月里，父親幾乎都在北川採訪。此後6年，到他病重，他一直在追蹤災後重建問題，記錄地震倖存者的生活，見證新北川從無到有、從一片河灘變成一座新城的過程。震後連續三個春節，他都是在帳篷里、板房裡、新居里，和北川的受災群眾一起度過的。

我也跟父親在北川度過一次春節。上大學後，每年寒暑假我都會跟著父親一起回訪北川，已不下十次了。

2013年7月，北川突降暴雨，引發特大洪災，老北川地震遺址幾乎被淹沒。我和父親去時，水勢還很大。看著漫到胸口的洪水，我有些膽怯，問父親：「真的就這樣進去拍嗎？」父親用著名戰地記者的那句名言激勵我：「做我們這行，你不沖在最前面，你能拍到好照片嗎？」

幾天前剛發洪水，父親就獨自來過一次。他收到消息後，急忙趕過去，沒來得及吃飯，也忘記帶他平時採訪都會帶的葡萄糖鹽汽水和乾糧，結果在開車上景家山拍全景的路上，低血糖犯了，差點暈過去，幸好遇到一位老鄉，把他帶到家裡喝糖水、吃東西，救了他一命。

我們穿著連體防水衣探入被淹沒的地震遺址，有些地方水沒到脖子，腳也陷進淤泥里，寸步難行。我看著對岸的北川大酒店，想起父親幾天前在這裡拍下的照片。當時還下著暴雨，面前波濤巨浪，水聲震耳，一不小心，隨時可能被捲入洪流中。

2013年7月，北川突降暴雨，引發特大洪災，老北川地震遺址幾乎被淹沒。 楊衛華 圖

2013年7月19日，楊博和父親楊衛華在北川老縣城地震遺址拍攝。這一年，北川縣遭遇了50年最強洪水。 楊博 供圖

父親並非不知道害怕。他曾跟我說過，2001年綿陽洪災，他隨武警部隊坐衝鋒舟採訪，衝鋒舟被洪水打翻，他差點淹死，抓住江中心的一棵樹才沒被沖走。從那以後，他就開始買保險了，他說萬一有什麼意外，可以給我留點錢。

三個月後，父親確診肝癌。北川洪水之行，成了我和父親最後一次外出拍攝。

父親兩次手術和最後一次住院，我都陪在身邊，這大概是我們在一起最長的時間。但因為我們長期尷尬、不交流慣了，一直到他去世，我都沒有跟他好好說過話。

整個治療過程中，父親一直表現出異於常人的堅強，我從未見他有過一絲的負面情緒。有天夜裡，他突然說他疼得睡不著，我站在床邊讓他靠著我，他抱著我說：「我真的好難受，我堅持不下去了，好想早點結束死了算了，但我真的放不下你啊！」我感覺到他在哭。那一刻我有很多話想對父親說，最終也沒說出口。

那段時間，每天都被告知，今天可能是最後一天。我什麼都做不了，只能看著父親的生命一天天凋零。我心裡很矛盾，一面想父親早點解脫，一面又希望醫生說的不是真的，希望還能有轉機，希望這是一場噩夢，可以讓我早點醒過來。

那天早上，我陪完夜回去睡覺，剛躺下就接到譚叔叔（編註：楊衛華生前好友，綿陽市中心醫院醫生）的電話。我前腳剛到，父親就走了，我一直看著他，腦子一片空白。

我原來以為，父親在我生活中可有可無，畢竟他一直都是這樣的存在；但當他真正離開的時候，我才意識到我失去的是多麼重要的後盾。

父親去世後很長一段時間，我都不知道該以怎麼樣的狀態去面對生活，做什麼開心事兒都會有愧疚感，似乎開心活著是不對的，但活得太悲傷，似乎也不對，父親肯定不希望我這樣。

仔細想想，我好像從來沒為父親做過什麼事。

父親生前想辦個地震影展，因生病耽擱了。做完肝移植手術後，譚叔叔曾勸父親把他拍的照片整理一下，他那時還很樂觀，沒有時間緊迫感，笑說：「哎呀，你讓我出遺作了嗎？」後來才接受了建議，他生命的最後幾個月都在做這件事。但因為病情惡化太快，終究沒來得及整理完。譚叔叔說，他是帶著太多的遺憾走的。

如今地震過去十年了，父親也去世三年了，我想在這個時候，幫父親完成未了的心愿。

【三】

最近剛整理完父親的照片，有幾個T的容量，地震相關的有幾千G、數萬張。

這是我第一次系統、完整地看他一輩子拍的所有照片，我發現我好像跟父親說上話了。父親用鏡頭記錄了一段歷史，如果沒有父親這樣的人，以後可能很少人知道，這裡曾經發生過的事情。

我想知道，地震究竟怎樣影響和改變了父親，這場災難對他而言意味著什麼。我決定重訪北川，重訪父親拍過的那些人。

大年初一，我先去了新北川縣城拍舞龍。街上熙熙攘攘，廣場上歌舞昇平，每個人的臉上都洋溢著笑容。地震之殤似乎離我們越來越遠了。我站在禹王橋底下，發了一會呆。總覺得父親會在旁邊說，發什麼呆，快拍呀，然後指導我，這樣拍比較好，那樣拍才對。以前會因此和他拌嘴，現在卻很想聽他嘮叨。不嘮叨我，我都有點不知道拍什麼了。

我獨自開車去老北川地震遺址，沒想到，來參觀的車輛在路上排起了長龍，全國各地的車都有。這是我第一次自己開車來北川，有些山路比較險，一邊是懸崖，心裡還挺忐忑的。之前每次來都是父親開車，我什麼也不用擔心。

到了著名的三倒拐，我看了看右邊的景家山，想起以前父親告訴我，他剛參加工作時，廠里要把他分配到景家山上，他抬頭一看，心想，這麼高我才不要來呢。誰知道二十年後，父親一次又一次地跑上景家山，拔草開路，尋找最佳拍攝點。

父親常說，你要拍跟別人不一樣的角度，你就不要找容易到達的地方。所以他經常會帶我爬山，爬到高處，懸崖邊，沒有遮擋的地方拍攝。有時候我拍著拍著不自覺往前靠，他會在後面緊緊拉著我，生怕我掉下去。

幾天後，我去了唐家山堰塞湖旁的樓房坪村，2011年這裡重建後，我和父親來拍過幾家人。那次杜爺爺也是一個人在家，他兒子長期在外打工。政府每年給每戶送20隻雞，他種了很多菜，自己吃不完，都摘給雞吃了。臨走前，杜爺爺邀請我和他一起吃餃子，平時他都是一個人吃飯，我覺得我應該留下來陪他吃個飯。又突然想到，其實父親也跟杜爺爺一樣，長期都是一個人。

唐家山樓房坪村的標語，這裡原是唐家山堰塞湖指揮部。 楊博 圖

杜爺爺一個人下田幹活。 楊博 圖

記憶里每年的除夕年夜飯都是和母親一起吃的，唯一一次和父親正式在一起過年，卻是在病房裡。

有年春節我問父親，你一個人過年寂寞嗎？他好像很意外，表情有點尷尬，說：「其實沒什麼，一個人也挺好的，除了有時候生病比較難受。再說，我過年跟譚叔叔他們一起的嘛！」

譚叔叔和父親就住兩對門，我當時真的以為父親有朋友陪就夠了。很久以後我才知道，父親生病那段時間，譚叔叔曾撞見他一個人在家掉淚。

春節前，我去拜訪了郎錚家。一進門，郎錚就熱情地抱了我。我很驚訝，因為之前見他，他對我還很靦腆，他跟我父親比較親。

地震後，父親經常去看郎錚。郎錚讀小學，父親親自送他去學校。父親住院時，郎錚也來探望過。父親的葬禮，郎錚一家人都來了。他們的關係已經超越了採訪，就像親人一樣。

郎錚現在讀初一，個子長到1米7了。郎爸經常帶他去打球，當年他被壓骨折的左臂，現在可以活動自如，用左手打乒乓球都能輕鬆贏過郎爸。吃飯時，父子倆一起討論NBA。郎爸說年三十抽到他值班，朗錚有點失望，埋怨說：「你怎麼那麼倒霉！那麼多人就抽到你了！」郎爸說：「嘿，那叫運氣好，那麼多人只抽到我了。」

郎錚與爸爸打籃球。 楊博 圖

看著他們父子間的親密互動，我很羨慕。我和父親從來沒有這樣平常又自然的對話。

說起父親，郎錚一家都很感激。郎錚說他有時候騎車，還會特地繞到父親家門口看一看。郎爸說：「現在唯一的心愿就是好好培養郎錚，將來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才對得起你爸的在天之靈。」我想，如果父親還在，他會很開心看到郎錚這樣健康快樂的成長。

走訪一圈下來，我還沒有找到答案。於是，我去找了父親的同事賀阿姨。

【四】

賀阿姨和父親合作過很多次，既是拍檔，又是朋友，父親成名後，她曾採訪過父親在災區的經歷：

「我們倆平常喜歡開玩笑，沒一句正經。但採訪那天，我們特地找了個茶樓，相對而坐，從正午到黃昏，談話一次次中斷。他一次次紅了眼睛，最終，淚流下來。」

「5·12當晚他闖入震區，抵達北川中學時已是深夜11點。大片大片的廢墟上，呼救聲清晰、凄慘。面對與兒子一般大的孩子，他實在沒辦法再拿著相機去拍照。他加入到救援隊伍中，刨瓦礫，搬磚塊，傳遺體。不能扔在腳下，腳下到處是人。隨便一塊磚頭，可能砸到生者或死者。」

「當時的救援很無力，因為沒有工具，都是用木頭棍子對付鋼筋水泥，有的還要拿菜刀把孩子被壓著的腿砍斷，否則救不起來。他深刻地體會過人類在大災難面前的那種無力感。」

一篇寫父親的報道里提到，當晚有個十七八歲的女孩拉著父親的褲腳向他求救，但因為他當時正在救另一個同學，只能眼睜睜看著這個女孩在面前死去。一個月後，他再次來到北川中學，面對廢墟三鞠躬、三叩頭，嚎啕大哭。

父親對我說過，偶爾他一個人在家裡，會出現幻聽，總感覺底下有人在向他喊救命。那時地震已過去很久了。

賀阿姨說，他一直沒有消化這場災難。他說自己像是一個「受益者」，別人受災了，他卻獲了獎。許多時候，他感覺自己像在贖罪一樣。

「他一直在拍片，不光是為別人做，也是為自己做，他一直在尋求一種內心的救贖。雖然他不是地震的直接受害者，但這場地震也壓在了他身上。他在現場受到的震撼和傷害是同樣巨大的。所以他比很多人都做得更投入更深刻，否則如果僅僅是對事業的態度，他不可能要用生命去做的。」

譚叔叔曾勸過父親很多次，他的身體條件不允許他這樣超負荷工作，但他停不下來。

「他越跑陷得越深，幾乎放棄了自己的日常生活。」賀阿姨說，「他用鏡頭拍下來的，既有家園的重建，也有內心的重建，比如說他對試管嬰兒的全紀錄，實際上在講述一個家庭如何再把感情建立起來，把希望建立起來。」

地震中有很多失去孩子的高齡父母，正常受孕很難再懷上孩子，國家為他們提供了再生育全程免費技術服務。像震後首例試管嬰兒王涪蓉一家，父親生前關注多年，為他們找學校、尋住房，經常給他們送錢送物。

當年在地震中，年過四十的王樹雲夫婦失去了19歲的兒子，他們做了結紮手術，無法再育，便通過試管嬰兒技術生下一個女兒。今年，王涪蓉已經8歲了，上二年級，活潑好動，備受寵愛。

除了郎錚和王涪蓉，父親還跟蹤了很多個孩子的成長，包括「夾縫男孩」鄭海洋。

（編註：汶川地震中，北川中學高一學生鄭海洋被壓在水泥板下22個小時，被救出的那一刻，他透過縫隙擺出「勝利」的手勢，對著鏡頭微笑。因與同桌廖波同埋於夾縫之中，被外界稱為「夾縫男孩」。廖波失去左腿，鄭海洋失去了雙腿。全班69個同學，53人喪生。）

做完高位截肢手術並在康復一年後，鄭海洋重返校園，上課地點搬到了綿陽城北的長虹板房學校：

「我就是在那時認識楊叔叔的。第一次見面，沒聊多少，當時人很多，只有他留了電話號碼，說有什麼事可以找他。我一開始不好意思打電話，第一次麻煩他，是因為我行動不便，從學校帶了很多書，他就開車過來送我回安昌板房，路上跟我講了很多話。之後我們每個月都見一兩次，都數不過來了，反正常常見，常常打電話，什麼都聊，感情問題也聊。」

「地震後那幾年，很多人過來看我幫我，但都不長久。楊叔叔一直都在，他對我真的很關心。我去成都裝假肢，他開車送我去，到半夜兩點再把送回來；他幫我找資助人，解決了我大學所有的費用，我第一次創業，也是他找的資助人給了我一部分資金；我說我想學攝影，他親自帶我去買相機，我錢不夠，他還幫我付了一部分。」

「後來他生病，我想去看他，但打電話他不接，發信息他也不回，一直不告訴我在哪兒住院，我和廖波挨個醫院、挨個病房去找。最後他看到我們來了，非常驚訝，馬上從病床上爬起來。我給他買了書，在書上寫了很多話，激勵他。」

「楊叔叔去世後，偶爾夜深人靜時，我還會發微信給他。」

目前鄭海洋還在創業路上，正在做一款專註於殘疾人康復的APP，他發現，殘疾人其實很需要通過信息平台得到幫助和關愛。

地震後，他曾有很長一段時間意志消沉、自暴自棄，不明白「為什麼讓我活下來，又奪去我的雙腿」。當時外界對鄭海洋關注甚少，我拿著父親拍的照片給他看，他說，很感謝父親記錄了他當時的樣子。

【五】

賀阿姨還說了些我不知道的事情。我讀高中時，成績不好，父親曾拜託賀阿姨出面請我的老師吃飯，希望老師對我要求嚴格一點。父親其實不善於做這種事情，都不知道買一包煙來給老師散，還是賀阿姨跑到吧台拿了一包煙。

我在唐家山堰塞湖拍過一組「漩坪鄉被淹5年後浮出水面」的照片，得到一些關注，上了央視。賀阿姨說，父親是一個感情很外向的人，他要哭的話就是真的動了感情，反過來，他開心的時候也很開心，哈哈大笑，笑起來，眼睛在閃，牙齒也在閃。所以「他當時的得意和驕傲從他臉上一眼就能看出來」，「他一天到晚東奔西跑的，就怕耽誤兒子，結果兒子成長得這麼好。」

我知道父親是很疼愛我的，雖然他沒有表達出來。

大二有一門課是傳統攝影，沖洗膠片時我總是把握不好顯影定影的時間，就去問父親，他在電話里跟我講了一通，最後說：「唉呀，我跟你說不清楚。」然後當天中午就直接從綿陽飛到上海來了。當時我很吃驚，覺得沒必要特地飛過來，我無非自己多試幾次。他可能很想手把手教我吧。

2014年我大學畢業，當時父親因藥物作用開始脫髮，手腳脫皮，腳掌踩在地面都痛，我讓他不要來，他堅持要來參加我的畢業典禮，我知道他不想錯過我人生最重要的時刻之一。我在學校門口等他，看著他因為疼痛蜷著手弓著背地走路，所剩無幾的頭髮已經發白，我意識到父親真的老了。那天他很開心，一直拉著我拍照。

我在上海讀大學，每次返校父親都會送我去機場，每次回來都會接我回家。有次飛機晚點，凌晨兩三點才起飛，到上海已經五六點了，我發簡訊說我到了，父親竟然秒回，我問他怎麼還沒睡，他說：「你沒到我睡不著。」

父親去世後，我一直強忍著，不在人前表現悲傷，冷靜操辦父親的葬禮。葬禮那天，母親給了我一封手寫信，讓我在火化時燒給父親，我問她寫了什麼，她說：「我原諒他了。」

父親曾對我說，離婚這件事對不起我，我當時沒有作任何回應。現在我更加理解父親了，卻已經沒有機會與他和解，認認真真對他說一次感謝了。

那天晚上父親抱著我喊疼，我沒有哭。父親去世時，我也沒有哭。葬禮結束後，親友一一過來跟我握手，最後一個輪到譚叔叔，我想事情終於完成了，如同緊繃的弦突然斷了，再也忍不住，抱著譚叔叔痛哭。那是我第一次釋放長久以來壓抑的情感。

父親在病房的最後時間，我的兩個發小來探病，父親給我們仨小時候拍過一張合影，便提議給我們再拍一張。父親去世後我整理那天的照片，才明白原來那個時候，父親的病情真的惡化到很嚴重了。因為那張合照構圖歪了，要知道父親對照片的要求是很苛刻的，以前他讓我拍個身份證或者什麼資料，我隨手一拍發給他，他會因為拍得不正或者背景不幹凈，斥責我重新拍。而這次，我真的也很想讓我父親給我重拍一次。

1995年1月23日，楊博與父親楊衛華在深圳世界之窗合影。 楊博 供圖

本期編輯 邢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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