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120年·北大人：從留學到授課，一個駐華記者40年的北大情節

5月1日這天，已經退休三年的CNN前北京分社社長兼首席記者吉米·佛羅克魯茲的行程依然緊湊忙碌。中午時分，剛從菲律賓返回北京的航班下來，他立刻帶著行李鑽進計程車直奔北大校園，心情急迫而熱烈。

在北大迎來120周年校慶之夕，北大校友吉米回到了北大。這是一場早已約定好的聚會，他要和77級的北大歷史系老同學相聚。這些年齡基本都已經超過60歲的老人們，再次相見後，擁抱、大笑、寒暄，就好像40年的時光從未遠走。

吉米和當年77級歷史系同學返校聚會。

作為在中國生活了四十多年的資深駐華記者，菲律賓人吉米有一個讓他最為看重且延續至今的身份，他是一名真正的北大人。1977年，吉米作為中國恢復高考以後進入北大歷史系學習的第一批留學生，在未名湖畔度過了難忘的四年時光。而如今，退休之後的吉米開始在北大新聞傳播學院講授一門媒體實務的選修課，他也成為第一位當選北大校友會副會長的外籍人士。他和北大延綿了四十年的情感，依然在繼續。

一個被人忘記是外國人的北大同學

「吉米，你記得嗎，當年我和你住一個屋，為了學英文，我把房間里所有的傢具都貼上了英文標籤。暖瓶、水壺、窗戶、門，全部貼上，這樣不會忘記。

我說我要背單詞。要不是你，我當年出國留學可沒那麼容易。」從加拿大趕回北大，現為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美國華盛頓威爾遜中心全球研究員的姜聞然爽朗地笑著，拍著吉米的肩膀，而吉米順勢微笑著用英文念了一句四十年前流行的口號，那是他們共同的記憶。

40年前，姜聞然教吉米唱過很多當年流行的歌曲，而吉米也教會了姜聞然和其他同學很多披頭士、卡本特等當年流行的歐美歌曲。他們曾一起擠在狹小的房間里縱聲歌唱，舞蹈，輕易地就推開了對方世界裡的那扇門。

77級歷史系30位同學，為了北大120周年校慶，這些分散在全球各地的校友們有21位趕回了北大。吉米無疑是特殊的一位，他的同學們會這樣打趣他。「好多人在國外工作生活，你一個外國人卻在中國堅定地待下來。」

但其實，在吉米同學們的心裡，早已經沒有把他當成一個外國人。姜聞然笑著說，吉米是一個完全讓人忘記他是外國人身份的同學，一口幾乎沒有什麼口音的流利中文，不太高的亞洲身材，酷似中國南方人的面孔，讓大家都忘記吉米的老外標籤。

吉米（左）和當年77級歷史系同學返校聚會。

吉米已經在中國度過了四十多年。從資深駐華記者崗位退休的他，這兩年，經常在朋友圈分享的就是他重返北大校園的生活，只要在未名湖畔走一走，去北大學生食堂打一份小炒，和年輕的北大學生在一起，他的臉上就會露出由衷的微笑。他曾經教會了他的中國同學很多外國流行歌曲，去年和北大一位年輕的學生在北大120周年校慶啟動儀式上一起高歌了一曲《you raise me up》。

吉米也經常會問自己，北大精神是什麼?吉米始終認為，北大就像是長在自己內心深處的根，在內心中發芽、茂盛成長。北大是自己認可的文化，不是抽象的，不是一種口號，而是時光苒荏下有聲有色自然而然的存在。

四十多年來，中國有了翻天巨變。而對吉米這個資深的中國觀察者來說，中國這幾年還在變化，而北大同樣需要適應這樣的變化。

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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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北大情節」，同學們聰明又有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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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星新聞：您是1977年進入北大歷史系的留學生，作為中國恢復高考之後的第一批留學生，當年是什麼原因讓你對北大情有獨鍾？

吉米：我是1971年到中國的，也在中國經歷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在湖南衡陽的湘江農場待過。我後來進入北京語言學院學習漢語。學漢語的時候，我就經常到北大來看望朋友什麼的。那個時候我就知道，北大是中國最好的大學，所以特別嚮往北大，當時就有雄心壯志有一天也進入北大學習。沒有想到，我自己也能實現這個夢想，以留學生的身份。趕上1977年，那一年剛恢復高考，是一個很特別的時代。但是進入大學以後，最有意思、最開心的就是和我的那些同學們聊天。當時入學的同學們，大多都是有過社會經驗的，有的下過鄉，有的在工廠或者部隊待過，班裡年紀大的同學當時都已經超過30歲了。我們會聊一些也許現在看來很宏觀的話題，比如改革開放怎麼改，中國未來會去向何方。那是一段充滿理想色彩的時光。而這些，都是北大帶給我的。

紅星新聞：作為一名外國留學生，當時為什麼會選擇歷史系？

吉米：我當時選擇文科，要麼中文、要麼哲學，要麼歷史。而歷史更接近我的興趣點，了解中國歷史的知識，可以幫助我更了解中國的現狀，也能準確理解中國的事情。當然，這一點在我後來做了駐華記者之後體現得更明顯。事實證明，我選對了。

紅星新聞：你在中國生活了四十多年，如何去描述你心中的「北大情節」？

吉米：近現代史上很多重大的政治和歷史事件，實際都和北大有關。可以說，我一進到北大，就能感受到北大精神。這是一個很容易接受新思想的學府，非常活躍。認識了北大同學之後，我發現北大學生不僅僅是聰明的、拔尖的，而且很有思想，很有責任感。你看，我們當時討論的，不是個人未來如何，北大條件如何，討論的是中國會何處去。他們都是胸懷天下的。我記得當時北大學生參加公開活動的即興發言都會非常精彩，他們是聰明又有責任感的北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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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交朋友，專門跑去中國學生食堂站著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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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星新聞：那個年代，在剛剛開放的中國，中國人和外國人很快在校園裡打成一片並成為好朋友並不容易，您那個時候是怎麼和您的中國同學結下四十年的深厚友誼的？

吉米：我當時和張金衛、姜聞然、李孝聰一起住。可能因為我是亞洲人，亞洲面孔更容易打交道一點。而且我當時在中國已經生活了六年，生活習慣也更加中國化一些。可能一開始會有隔膜，也會比較謹慎，畢竟大家還是有差異的。但我有一張亞洲的面孔，中文還可以。聊天可以跟上大家的節奏和話題，隔膜逐漸消除，大家就忘掉吉米是一個外國人。

其實，當時在課堂上，和很多同學交流的機會並不多。所以，當時我們雖然可以在留學生食堂吃飯，但我卻要跑到中國學生食堂吃飯，有一個目的就是想要加深對同學的了解和友誼。當時的學生食堂條件並不好，食堂里凳子不夠，我們自己打飯菜之後，就圍著一張大桌子站著，一邊吃一邊聊。那個時候有這樣的機會，有一些私交，很難得，和同學交往，食堂就是一個好的渠道。偶爾，我也會去他們的宿舍聊一聊。

紅星新聞：當年的北大生活，在和同學交往過程中，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事？

吉米：我記得有一次我過生日。當時一些同學和留學生就到我住的小屋裡。我住在26樓的346房間。那個小屋很小，結果一下來了30多個人。當時學校里剛剛開始流行學習迪斯科，我們播放了當時很流行的外國音樂，就在小屋裡跳起來，開起了舞會。經過這之後，同學之間的距離其實更近了。

紅星新聞：您在北大求學期間，還加入了校男子籃球隊，是當時唯一一個外國人，還一起拿過北京賽區的冠軍和全國比賽的季軍，您還記得當時發生的有趣的事么？

吉米：我當時確實很熱衷參與校園活動。我記得，當時籃球隊每天下午四五點多要開始訓練，通常訓練是六點半結束。我當時面臨一個困難的選擇，訓練完以後到底是吃飯還是洗澡。因為當時熱水供應時間有限，過了晚上七點就沒有了。餐廳也是，七點就關門了。兩樣只能選一樣，所以當時很糾結，後來就決定先去打飯，再去洗澡，最後再吃飯。

當時和籃球隊一起比賽是非常高興又輕鬆的事情。今年我還要和籃球隊的成員們一起聚會，當年籃球隊的隊友現在有當律師的，有做教授的，還有搞研究的，都是各行各業的精英。我們籃球隊成員還專門自己去訂做了一件T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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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為前北大校長上英文課，畢業論文是「12.9學生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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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星新聞：除了參加校籃球隊，除了教同學英文，您當時好像在北大還給一些北大老師們上過英文課？

吉米：我當時給時任北大數學系主任（後任北大校長）丁石孫先生等一些北大老師們上課。他們當時是要出國深造，我幫助先生們複習，教一些基礎英文的知識。其實當時教材很匱乏，我和另外一個留學生找材料，自己做教材。為了讓教學有意思一些，我們會假裝去一個餐廳，假裝點菜，這個過程中教老師們怎麼用英文點菜，怎麼使用餐具，用哪些辭彙更合適。用這些比較形象的方法，來讓先生們加深記憶。

紅星新聞：在北大求學期間，北大老師們又給您帶來了哪些深刻的影響？這種影響體現在什麼方面？

吉米：很多北大老師都很有風骨，在學術上也很厲害。宋史大家鄧廣銘先生，當時就是一個受崇拜的老教授，我曾經聽過他一個學期的課程，教室里擠滿了人。我當時可能對近現代史更感興趣，所以近代史大家王曉秋對我影響更為直接一些。當時王曉秋老師很年輕，也特別喜歡和學生們聊天。我的畢業論文寫的是中國「12.9學生運動」,王曉秋是我的指導老師，他為我了解中國近現代史打開了一扇窗。我想，如果沒有在北大求學的那幾年，我對中國的研究不會那麼深。在北大，我不僅找到了一些問題的答案，也有了一些疑問，讓我在之後的日子更仔細地思考。

紅星新聞：所以您作為一個在中國做了幾十年駐華記者的資深媒體人，您的職業生涯和當年北大的學習生涯有什麼關係呢？

吉米：作為一個中國觀察者，我分析中國現狀，北大教的知識很有用。中國的一些問題，要用歷史的眼光來看。而且，我結識的北大同學們，後來都是各行各業的精英，他們對我做記者怎麼認識中國也很重要。我那時候做記者，在中國出去採訪，一說是北大的，採訪對象就很容易和我打開心扉，也天然拉近了親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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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到北大，都有回老家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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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星新聞：您退休以後，沒有回您的故鄉菲律賓，也沒有去其他國家，而是留在中國，還開始以一個北大老師的身份走上北大的課堂講課。從一個北大學生，四十年後又變成了北大老師，這種情感源於何處？

吉米：我每次到北大，都有回老家的感覺。比如這次返校，就好像回家一樣。和老同學聚會，就好像和家人聚會。前年開始，我在北大新聞傳播學院開了一門媒體事務選修課，每周一次，每次三個小時，我的學生有中國學生，也有外國學生。這算是我的一種責任，也是一種對北大的回報，我希望傳授我在中國生活四十多年的獨特經驗，也希望作為一個媒體人和中國問題分析家，給新一代的學生傳授知識和經驗。這對我來說，是特別開心的事情。其實，我幾年前退休的時候，就有一個念頭，那就是傳授（知識），希望把自己的經驗告訴更多人。而北大給了我一個這樣的舞台。我留在中國，既有情感的羈絆，也需要一個舞台。而北大，是最合適的舞台。

吉米和同學聚會。圖據吉米朋友圈

紅星新聞：您在去年還當選了北大校友會的副會長，應該是第一位擔任這個職務的外籍人士。相比您職業生涯當中的各種頭銜，以一個外籍人士身份當選北大校友會的副會長，您的感觸是什麼？

吉米：給我這樣一個榮譽，恰恰證明北大是包容的，開放的。北大重視國際化，不僅是口號。而現在，北大也非常重視留學生工作、國際交流工作、校友工作，這當然包括留學生校友。我在五六年前的時候，也當選了北大國際校友聯絡會的會長。其實這是一個信號，北大是一所國際化的大學，希望通過這樣的校友會，加深和國外的學術交流，希望通過這樣的組織，加深校友之間的友誼和團結。我同樣也希望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做一些項目，回報學校和社會。

擁有北大人這個身份，其實一直是讓我自豪的事情。我也希望給北大當好參謀，怎麼樣去提高北大國際化的水平，如何加深和國外各個大學的聯繫等等。我現在留在北大，可以做一些事情，做一些貢獻，也是給我留在中國一個更充分的理由。

紅星新聞：聽說您還一直在寫一本在中國四十年經歷的書，這意味著您還會繼續留在中國？

吉米：我已經寫了一段時間了，希望年底可以寫完，明年可以出版。這本書的內容有很多篇幅都和北大有關。我現在在中國租房住，生活簡單充實，也很快樂。北大教會我追求知識和真理，我也希望過的是有意義的生活。我在中國這四十年，最有價值的事情，可能就是近距離參與、觀察了這些年來中國重要的歷史事件。

紅星新聞記者丨趙倩 北京攝影報道

編輯丨馮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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