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為五四運動健將為何傅斯年不接周炳琳去台灣

文史 05-06

周炳琳(1892—1963)與傅斯年(1896—1950)同為五四運動健將、愛國民主人士。在爭取民主的歷程中，他們結下了親密的友誼，同時也因民主取向的不同，最終走向了不同的歸宿。然而，泛黃的歷史卷宗中，仍依稀留有二人攜手前行的足跡，從中，我們不僅可以品讀出一段歲月積澱的友誼，更可以體味到民國知識分子的愛國情懷與艱難求索……

五四時期的學生領袖

周炳琳和傅斯年是北大同窗、好友。他們同一年，即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16年，周炳琳升入北京大學法科，傅斯年升入文科國學門。在校期間，二人同住在北京大學西齋學生宿舍。

1919年，周炳琳與許德珩、張國燾、陳劍修、段錫朋、鄧中夏、孟壽椿等組織「國民雜誌社」，撰寫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如《鮑爾什維克主義底研究》(《國民》雜誌1919年12月)、《社會主義在中國應該怎麼樣運動》(《國民》雜誌1920年6月)等，參加發起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傅斯年則於1918年在《新青年》上撰寫《文學革新申義》、《白話文學與心理的改革》等文章，論述他的文學革命思想。同年與徐彥之、羅家倫、楊振聲、康白情、俞平伯等組織「新潮社」。1919年《新潮》月刊創刊，傅斯年任主任編輯，先後發表《新潮發刊旨趣書》、《中國學術界之基本謬誤》、《白話文學與心理的改革》、《社會革命——俄國式革命》等論文。

在五四運動的洗禮中，周炳琳曾擔任北京大學學生會秘書、北京學生聯合會秘書、全國學生聯合會常務委員等。1919年5月4日那天，傅斯年在天安門前集會上被各校推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兼遊行總指揮。北大學生攻入趙家樓賣國賊曹汝霖宅時，周炳琳親見傅斯年將曹宅的紅綢被面撕下圍在腰上，於是周炳琳問他：「你這是幹什麼？！」

傅斯年1919年北大畢業後，考取山東省官費留學，次年入英國倫敦大學研究實驗心理學。三年後轉入德國柏林大學哲學研究院，研習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勃朗克的量子力學和馬赫哲學，然而對他影響最大的還是德國傳統的比較語言學和考據學。周炳琳1920年在北京大學畢業後經蔡元培校長選拔，獲得穆藕初獎學金，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文學碩士學位。後又留學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法國巴黎大學和德國柏林大學等著名學府，研究經濟學、政治學和法學。雖然致力於不同的研究領域、身處不同的國度，但這些絲毫無損二人的密切關係。

1923年，傅斯年在英國倫敦買到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的英文精裝原本時，非常高興，當即用毛筆在書名頁前的空白頁上寫下：購得我們工人階級的聖經，其喜也不可名狀。這本書後來一直存放在周炳琳先生家中。我在研讀《資本論》時因為中譯本非常難懂，是從周先生處借來傅斯年先生的這本英文原本，才一字一句地讀懂的。我曾聽周炳琳夫人魏璧女士說過：傅斯年曾從國外帶手槍回國從事革命活動，他的辦法是將西文精裝的原版書挖出空洞裝入手槍。

抗日救亡中的愛國者

結束遊學歲月後，周炳琳與傅斯年先後於1925年、1926年回國，之後就為了各自的事業而奔忙。不過，1931年，他們的人生軌跡又一次重合在一起。這一年，周炳琳受聘於北京大學任經濟系教授兼法學院院長，而傅斯年此時兼任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

九一八事變後，民族危機日益嚴重。周炳琳和傅斯年以手中的筆作為武器，投身於抗日救亡的奔走籲求之中。1932年春，周炳琳和胡適、丁文江、蔣廷黻、傅斯年等組織「獨立評論社」，創辦《獨立評論》周刊，並由周炳琳以北平市特別市黨部委員的身份經手辦理「獨立評論社」的立案和《獨立評論》周刊的登記手續。該刊成為當時我國高級知識分子的重要言論陣地。

周炳琳在《獨立評論》上發表多篇文章，對日寇的侵略行徑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嚴厲的批判，主張討伐偽滿洲國，收復東北失地。他還對日本侵略者提出的「華北特殊化」和「共同防共」的主張進行批駁。他的《冀察現局》和張奚若的《冀察不應以特殊自居》兩篇文章曾導致《獨立評論》受到「立即停刊」的處分。這時，傅斯年也在《獨立評論》上發表多篇文章揭露和聲討日寇對中國的侵略，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動員全國人民奮起抗日。他們的這些言論為一二九運動奠定了思想基礎，得到全國主張抗日人士的擁護，自然也遭到擁護國民黨政府不抵抗政策的人們及親日派和漢奸賣國賊的反對。

1935年，華北有少數漢奸假借民意，策動所謂「華北自治運動」，妄圖實行賣國陰謀。周炳琳和傅斯年竭力反對此種分裂行為。這時，蔣介石派何應欽來華北制止人民的抗日活動。1935年12月，北平教育界推舉周炳琳、傅斯年於3日晨由北平赴保定，到商震宅會見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並迎何應欽到北平主持工作。下午2時，何應欽與周炳琳、傅斯年同車到北平。4日下午4時，徐誦明、梅貽琦、李蒸、陸志韋、陶孟和、蔣廷黻、傅斯年、周炳琳、張奚若、劉運籌、顧毓琇等到中南海居仁堂見何應欽，向他報告華北時局經過情形，並陳述對時局的意見。

這時，周炳琳和傅斯年一同起草《國立平津院校教職員聯合會宣言》，並於12月2日發出。宣言稱：

近有假借民意，策動所謂華北自治運動，實行賣國陰謀，天津北平國立學校全體教職員二千六百餘人，堅決反對，同時並深信華北全體民眾均一致反對此種運動。中華民國為吾人祖先數千年披荊斬棘艱難創造之遺產，中華民族為我四萬萬共同血統、共同歷史、共同語言文化之同胞所組成，絕對不容分裂，大義所在，責無旁貸，吾人當盡全力向中央及地方當局請求立即制止此種運動以保領土，而維主權，並盼全國同胞一致奮起，共救危亡。

同時，周炳琳和傅斯年又一同起草發出《平津國立院校全體教職員通電》：

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各院部署鈞鑒：

今有假借民意，策動所謂華北自治運動，實行賣國陰謀，同人等堅決反對，並發表宣言，喚起全國同胞一致奮起，共救危亡。務懇迅即設法制止此種運動，以保領土，而維主權，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平津國立院校教職員全體同叩冬(二日)

抗日戰爭前的幾年裡，傅斯年因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和中央研究院代總幹事的關係，住在南京。北大校長蔣夢麟、文學院院長鬍適和法學院院長周炳琳都遠在北平。傅斯年經常給他們寫「閱後焚之」的密信，報告南京重要的政治消息。

傅斯年在1936年3月19日致蔣夢麟(字孟鄰)、胡適(字適之)、周炳琳(字枚蓀)函中寫道：

孟鄰、適之、枚蓀三先生：

別來半月余矣，未知近況何似？

到此之次晨，書詒(段錫朋)來，即將孟鄰先生所示者告之。書詒雲，想法子去。是晚，在教育部吃飯，雪艇(王世傑，教育部長)雲，兩事(一，已捕而情節輕者釋之，重者解京。二，勿辦所謂教育委員會)已由馮煥章(馮玉祥，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石敬亭(軍事委員會委員，代理山東省主席)分別電北平。斯年忙且小病(傷風)，至今未奉聞，為歉為歉！

此時北平情形不知何樣。今日報載《晨報》接收，此輩又多一地盤矣。學校情形如何？枚蓀便中乞惠我一信。

某巨公專挑不相干的事做，大計則談不到。而且毫無消息，遠不如北平靈通(我也不曾出去打聽過)。

所中事極忙，恐非一二月不能就緒(幾個人工作)，四月末或五月初當北上小住也。余續白，敬頌

日安

斯年謹上

[1936年]三月十九日

1936年西安事變後，張學良主動送蔣介石回南京，此事令世人震驚。傅斯年1937年1月3日於南京致函蔣夢麟、胡適、周炳琳報告此事及南京政局。1月 4日，傅斯年又緻密信給蔣夢麟、胡適、周炳琳，報告西安和南京的政治情況，並要求「看後焚之」。1月7日，傅斯年得知南京政府審判張學良時，再一次寫信給蔣夢麟、胡適，並轉周炳琳、張奚若，報告張學良在受審時的表現。這又是一封絕密信件，要求「看後焚之耳」。周炳琳沒有把這些絕密信焚毀，而是將它交給胡適先生了。胡適也沒有將它們焚毀，使我們至今尚能見到這些信件。

這一時期，從傅斯年的書信看來，他和周炳琳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

西南聯大歲月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周炳琳在南京政府教育部常務次長任上，經手辦理將北大、清華、南開三所大學遷往湖南長沙，成立臨時大學的文件。他率教育部的人員先是遷到漢口，後來乘江輪遷到重慶。此時作為教育部常務次長的周炳琳和作為北大教授的傅斯年均被派定為長沙臨時大學的籌備委員。12月南京陷落，武漢告急，長沙吃緊，長沙臨時大學又遷雲南昆明，成立西南聯合大學。西南聯大先是任命周炳琳為總務長，後又任命周為教務長，但他因受任中央政治學校教務主任並奉蔣介石命整頓中央政治學校，而辭去聯大的這些職務。在中央政治學校工作了一年，他因推崇「自由教育」的辦學觀念與教育長陳果夫發生嚴重的矛盾，終於辭職回到西南聯大任經濟系教授，一度曾任法商學院院長。

北京大學校長原為蔣夢麟，他在任北大校長以前擔任南京政府教育部部長時曾親手制定「大學校長不得兼任行政官吏」的規章。抗戰後期，他在重慶擔任了行政院秘書長的職務，理應辭去北大校長職務，可是，蔣夢麟仍想繼續擔任北京大學校長，這就遭到北大同仁的一致反對。鄭天挺教授認為：「果有此事，未免辱人太甚，不惟個人之恥，抑亦學校之恥。」

傅斯年對蔣夢麟出任行政院秘書長，也非常生氣。他在1945年6月30日致周炳琳、鄭天挺(字端升)的信中寫道：

先與孟鄰先生說，初談大吵大鬧，直可入電影。第二天他來了，說我們用意極善，極可感，請適之擔任(北大校長)，在他無問題。孟鄰先生此一態度，至可佩也。一切待枚蓀、端升二兄來此細商。但適之先生身體一時不能返，他肯就否，亦難決，乞公等考慮之。

關於此事，蔣夢麟在7月8日致鄭天挺的信中寫道：

弟決去職(指辭北大校長)系采孟真之建議，蓋當時尚未聞有公然之攻擊。孟真來行政院，彼一啟口，弟便怒罵之，彼亦怒目相報，孟真去後，弟便深感其信之忠直。越日驅車還謁，告之其偏見中有真理，真理中有偏見，決采其意見而感謝之。厥後愈思而愈感其忠誠。

1945年8月7日，傅斯年又同重慶政府要員北大校友朱家驊當面勸蔣夢麟辭去北大校長職務，蔣夢麟終於同意辭去北大校長職。這時，傅斯年又向教育部長朱家驊建議「枚蓀代理一時」，事見傅斯年1945年10月17日致胡適函。周炳琳因是反對蔣兼任北大校長的領頭人物，堅決拒絕代理北大校長，表示「不肯居於負責的地位」。他建議由胡適繼任北大校長，並由傅斯年代理校長。周炳琳與文學院長湯用彤、生物系主任張景鉞、圖書館長毛子水4位教授聯名電請胡適回國擔任北大校長。9月，政府任命胡適為北大校長，並由傅斯年在胡適回國前代理北大校長。傅斯年於1945年至1946年間代理了北大校長。

在西南聯大，常務委員會為最高行政領導機構，常委會委員為三校校長，常委會主席首先由梅貽琦擔任。1945年9月，梅貽琦赴重慶出席教育委員會議，11月又赴北平準備接收清華園，梅委託周炳琳代理常委會主席。在周炳琳代理常委會主席期間，11月25日晚昆明發生了反內戰時事演講會遭到軍警包圍和開槍恐嚇的事件。次日，昆明各校學生宣告罷課抗議。11月29日，聯大召開教授會議，推舉周炳琳等起草《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全體教授為11月25日地方軍政當局侵害集會自由事件抗議書》。

周炳琳於1945年11月29日致函傅斯年，報告25日晚事件經過，以及西南聯大校務會議的處置情況，並向傅斯年了解政府對此事的看法。原信現存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是聞一多先生之孫聞黎明研究員專程去台北複印回來的。

1945年12月1日，昆明發生國民黨軍警殺害進步師生的慘案，引起公憤。12月2日，西南聯大召開教授會議，推派周炳琳等代表教授會參加四烈士公祭，並致悼詞。12月4日，西南聯大又召開教授會議討論是否罷教聲援學生運動問題，經過辯論，通過了周炳琳提出的「停課七天」的決議。中共中央在重慶辦的《新華日報》於12月9日發表社論《中國青年的光榮》，認為罷課具有重大意義，因為這「是過去任何一次學生運動中所未曾有過的」。

「一二一」慘案發生後，傅斯年帶著平息事態的使命被政府派到昆明，作為聯大常委會委員處理學生運動。他和周炳琳都住在雲南省主席龍雲讓出的公館東院的才盛巷北京大學辦事處中。梅貽琦一回到昆明，就到才盛巷與周炳琳、傅斯年等晤談。12月14日，梅貽琦在才盛巷與傅斯年商議後，於15日由常委會全體委員召集學生代表在清華大學辦事處談話，由傅斯年、周炳琳等勸告同學按照梅貽琦的要求及時複課。12月17日，由於西南聯大學生未能按學校要求複課，梅貽琦表示要辭去聯大常委會委員職務。教授會立即召開會議，周炳琳為主席，聞一多為記錄。

會議決定：明日勸導學生複課。這一時期，周炳琳、傅斯年和梅貽琦多次在一起商討動員學生複課、保存西南聯大不被政府解散的對策。12月22日，西南聯大教授會發出由周炳琳牽頭起草的《呈最高法院告訴狀》，控告「一二一」慘案的主謀兇犯李宗黃、關麟征、邱清泉等。23日，梅貽琦、周炳琳等到昆明機場送傅斯年飛往重慶。同日，「一二一」慘案的主使人李宗黃調離昆明。26日，昆明學生罷課聯合會宣布次日起停靈 (四烈士靈柩停在聯大圖書館中)複課。

「一二一」慘案的罪魁禍首李宗黃僅僅調離昆明是遠遠不足以平民憤的。傅斯年在1945年12月8日致朱家驊密電中指出李宗黃「實為主謀主使」，又在12月11日致電中指出「李宗黃如能即去，教授心意可以平」。周炳琳於1946年2月6日致函教育部長朱家驊，堅決要求將李宗黃撤職懲辦。可是重慶政府不但沒有將李宗黃撤職，反而任命他為國防最高委員會黨政考核委員會秘書長，激起了聯大師生和昆明民眾的極大義憤。 2月17日昆明各界在西南聯大新校舍召開「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抗議重慶『二一』慘案，堅持要嚴懲『一二一』慘案禍首大會」，對李宗黃沒有受到公正的懲處反而陞官一事提出嚴正抗議。

不同的歸宿

從1938年到1945年，周炳琳和傅斯年都擔任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周炳琳還擔任該會副秘書長多年。在參政會上，周炳琳竭力主張國共兩黨協力抗日，反對反共。當參政會通過攻訐中共的決議案時，周炳琳力排眾議，義正辭嚴地斥責此種親者痛仇者快的惡行。他還批判蔣介石的反動政策，指出國統區的「政治混亂」，國民黨的統治必將失敗，致使國民黨的參政員攻擊他「詆毀元首」，提議開除他的國民黨黨籍。傅斯年在國民參政會上痛斥特權階級，力主政治革新。他揭露孔祥熙和宋子文的腐敗行為，終於使這兩任行政院長很快下了台。他因敢於仗義執言，贏得了「傅大炮」的美稱。在1945年的參政會上，他們還揭露孔祥熙鯨吞巨額美金公債的罪行，迫使孔辭去了中央銀行總裁的職務。

1946年7月15日，聞一多教授在西南聯大西倉坡教授宿舍門外遭到特務伏擊，身中十餘彈，血流翠湖之濱，壯烈犧牲。這時周炳琳已先期離昆明到達重慶。他對聞一多教授的被暗殺，極為憤怒。7月17日周炳琳寫信給梅貽琦常務委員，要求徹底追查兇犯。在重慶，周炳琳還聯合西南聯大複員路過此地的教授們，以快郵代電，致函教育部朱家驊部長，要求政府迅速追查兇犯，「緝兇歸案，嚴究主使」。

1946年西南聯大結束。北京大學遷回北平開學。傅斯年作為北京大學代理校長來到北平。他對於在敵偽時期偽北京大學任教的教師，一概不予錄用，問題嚴重的更以漢奸論處。他自稱：「我是傅青主的後代，我同漢奸是勢不兩立的。」這時周炳琳仍任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他從國內外積極延聘學有專長的著名學者來北大法學院充實教授的陣容，如：經濟系有趙迺摶、周作仁、楊西孟、陳振漢、宋作楠、樊弘、蔣碩傑等；政治系有錢端升、許德珩、吳之椿、王鐵崖、吳恩裕、樓邦彥、龔祥瑞、崔書琴、張佛泉等；法律系有戴修瓚、燕樹棠、冀貢泉、芮沐、費青、蔡樞衡、李士彤、劉志敭、汪暄等。

在這些人中，也出現一個問題。劉志敭，抗戰以前是北京大學法律系教授，北平淪陷期間，曾任敵偽職務，抗戰勝利後被判刑，1947年出獄後，周炳琳擬延聘他到北大法律系任教，當時胡適校長、傅斯年代理校長均不同意。可是周炳琳卻仍堅持己見，一意孤行，由於當時北大聘請教授之權主要在院長，周仍聘請劉志敭為法律系教授。傅斯年在1947年6月19日寫信給周炳琳，以三十年老朋友的關係，言詞十分懇切地指出：「枚蓀兄，你萬萬不該如此的」。解放後，1951年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劉志敭在北大紅樓參加了北大法學院為職工召開的鎮反動員大會，他坐在我旁邊並沒有異常的表現，可是當夜他就因心臟病發作逝世。

傅斯年身體肥胖，患有高血壓及冠心病。孩子們在背後都管他叫「傅大胖子」，由於周炳琳提名他任北大校長，工作忙碌，把治病給耽誤了。

的確，傅斯年當時身患重病，本應立即住院，但他仍堅持為北大工作。他自稱：我是北大的功狗。1946年秋，他天天到北大來處理公務，他的夫人俞大彩整天坐在周炳琳家的客廳里，等他很晚下班後一同回家。她送給周夫人魏璧女士一支當時被視作貴重禮物的原子筆(就是今天普通的圓珠筆)，據說原來是陳誠將軍送給傅斯年的。

1948年冬，北平已被人民解放軍包圍，傅作義戰和不定。傅斯年直接找到蔣介石，經其批准，與陳雪屏、蔣經國三人負責設法接出北平的學者。傅斯年千方百計聯繫尚在北平的一些學者。不過，深知周炳琳政治主張的他，並沒有去聯絡這位多年好友。

1949年1月，傅斯年出任台灣大學校長。當時，台灣大學極為混亂，傅斯年到校後，意將台灣大學辦成台灣的學術中心，為此他制定學校管理及發展規劃，整頓台灣大學的教學秩序，裁汰不合格的教師，延聘有真才實學的學者任教，嚴格入學考試製度、學期考試製度和畢業考試製度，成立校務會議、民主辦校，建立「敦品、力學、愛國、愛人」的校訓，使台灣大學走上新的發展道路。

由於傅斯年以重病之軀，日夜操勞校務，未能及時治療高血壓症，在台灣省參議會的一次會議上不幸猝發腦溢血，於1950年12月20日逝世。台灣大學在法學院禮堂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蔣介石親臨追悼會致祭。在台大實驗植物園內建立「傅園」，作為他的墓園，園內建有紀念亭，傅斯年的骨灰安放在紀念亭內的大理石墓中。台大校長由原北京大學化學系主任錢思亮教授繼任，他繼承傅斯年的遺志，繼續按照傅的辦學方針治理台大。

周炳琳於1963年10月24日病逝於北京醫院。治喪委員會由何香凝任主任委員，在北京嘉興寺舉行了追悼會。他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來源：《百年潮》2010年第8期文/張友仁原題：《周炳琳與傅斯年》鳳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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