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動力在哪裡？

近年來，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已從過去年均10%的高速增長逐步降低為6%-7%的中速增長，追求經濟高質量發展成為增進社會福利的重要方向。《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必須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著力加快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著力構建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不斷增強我國經濟創新力和競爭力。

2018年4月28日下午，由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和浙江財經大學聯合舉辦的第二屆中國經濟學家高端論壇之高端訪談「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動力變革」在浙江財經大學下沙校區順利舉行。參加高端訪談的嘉賓有香港中文大學偉倫經濟學講座教授、經濟學系主任張俊森，浙江省政府研究室原主任沈建明，浙江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黨組書記、副主席盛世豪，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院長黃祖輝，浙江財經大學校長鍾曉敏。訪談由浙江財經大學財政稅務學院金戈教授主持。

訪談分為「向嘉賓提問」、「嘉賓互動」及「觀眾提問」三個環節。在「向嘉賓提問」環節，主持人向五位嘉賓提出了三組問題。

問題一：請談一談有助於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國際與浙江經驗。

張俊森認為，人力資本積累的一個重要途徑是吸引外來人才。從全球角度來看這個問題，不同國家和地區吸引人才的政策有差異。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吸引全球人力資本的力度非常大。美國主要有兩個特點：一是就業市場為各類人才給出的工資非常高，非常吸引人；二是就業市場的自由和開放，所以頂尖的科學家基本上還是往美國跑。相對而言，香港地區吸引各類人才不算特別成功，香港的主要問題在於房價比較高，但是它又沒有比較好的人才購房配套措施，所以在科技人才引進方面，香港就比不上深圳，更比不上新加坡。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我們可以盡量嘗試著向外籍人士敞開我們的胸懷，歡迎他們來。不管他們是印度人還是哪個國家的人，只要他們願意過來，我們應該包容和歡迎。

沈建明從浙江的經驗出發，指出浙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在於五個方面。首先，高質量應該體現為產品和服務的高質量。浙江制定了一個未來五年的計劃，要有3000個產品通過浙江製造標準（對標德國製造標準）。第二，在產業層面要有一個發展導向，我們在七大產業後又加了一個文創產業成為八大產業，這實際上是從產業層面的一種推動。第三，培育高質量企業。高質量發展主體是企業，沒有一批高質量的企業，高質量發展只是一句空話。第四，通過整治環境來推進整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第五，高質量發展需要有制度保障。高質量發展當中一個概念非常重要，就是要素運行本身的高質量。通過改革（比如稅收「最多跑一次」）來推進要素配置市場化，只有依託有效的市場機制，未來才會有高質量的發展。

問題二：請談一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高質量發展的關係。

盛世豪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關鍵要從供給層面來理解。在這個意義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關鍵是要讓企業具有三個力。第一個是活力，市場的主體是企業，企業要有活力，就能夠按照消費者的需求去提供跟消費者需求相適應的產品。第二個是創新力，僅有活力還不夠。我們可以通過比較浙江民營經濟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與新世紀以來的發展格局就可看出，現代企業需要有創新力。第三個是競爭力。僅有創新力還不夠，還需要在創新力的基礎上建立競爭力。如果一家企業沒有自己的核心技術，沒有自己的關鍵技術，在市場上它的競爭力就不強。

黃祖輝認為，高質量的內涵並非僅指技術範疇，真正的高質量應該是適應市場需求的供給。目前，有很多商品並不適應市場需求，導致供需不平衡。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該使得農業經營主體適應市場需求，調整自己的生產經營活動，而非在政府政策指揮下進行經營布局。中國的經濟發展主要由政府主導，但是如果政府過度干預、過度替代市場，會導致較嚴重的後果。舉例而言，目前蘋果的地區競爭非常激烈。中國的蘋果產量世界第一，在出口有限的情況下，蘋果滯銷問題非常嚴重，過量生產和過度競爭導致蘋果銷售價格非常低。導致上述情況的主要原因是很多農業經營主體（特別是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經營農業並非以市場需求為導向，而是關注政府的農業產業政策及其農業補貼。這些補貼能夠彌補上述經營主體的農業生產成本，因而較低的市場銷售價格並不影響這部分經營主體，但對普通小農戶的蘋果生產和銷售造成嚴重後果。

問題三：請談一談地方財政體制改革與高質量發展的關係。

鍾曉敏認為，如今我國經濟體量全球排名第二，但是環境依然高污染，收入分配依舊不公平，社會發展還是非常滯後。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局面？我們可以從財政體制方面找成因。我們團隊的研究發現，無論是財政收入體制、支出體制，還是轉移支付制度，都對粗放式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比如，我們的稅收制度不是以建立在效益、所得基礎上的直接稅為主體，而是以產值、營業額為稅基的間接稅為主體，只要增加產值，就會產生稅收。這樣，地方政府的導向就是有產值就行，不講效益。找到了原因，我們就要尋求對策去改變現有的地方財稅體制來促進發展方式的轉變。經濟高質量發展要以人為中心，與五大發展理念相結合。財政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方面，可以大有作為。只要是有利於發展理念的，財政都可以進行適當的調整，比如稅收應該以直接稅為主，支出更多要投在教育方面、科技方面。

在「嘉賓互動」環節，主持人請嘉賓來共同討論：為了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我們需要在動力方面進行哪些變革？

張俊森認為，人力資本是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動力。沒有人力資本和人才，什麼都是空談，是「空中樓閣」；沒有人力資本和人才，就沒有突破式創新、核心技術、優質企業和制度環境。只要人才到位，其他的改革也好，產能過剩治理也好，就能迎刃而解。此外，內需也是很重要的動力。以前我們強調投資拉動和外需，現在我們更需要通過內需來促進經濟增長。

沈建明認為，經濟發展第一個基本動力就是改革。改革要解決一個問題，就是推進市場化。我們的目標應該是堅定不移地推進市場化。市場化的核心是要素配置的市場化。第二個基本動力是開放。開放有兩個內涵，一是要在全球範圍內推進要素配置市場化，二是要從全球視野來考慮中國經濟，包括浙江，也包括具體的產品和服務的競爭。第三個基本動力就是創新。實現高質量發展就必須跨過低端往高端走，走這條路就要依靠創新，除此以外似乎沒有別的路可走。

盛世豪認為，高質量經濟發展需要有現代化經濟體系和市場體系的保障，還需要有市場公平競爭來推動。如果沒有公平競爭，市場是扭曲的，那麼很多企業就會利用這個扭曲市場里的一些漏洞、一些機制，來獲取不該有的利益。只有市場規則公平，競爭才能公平，才會真正讓好的企業、強的企業勝出，整個市場自然就會向高質量發展軌道轉變。

黃祖輝認為，在討論動力的時候，首先要釐清動力的作用對象是什麼。為什麼要提倡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說明以往的需求拉動存在局限性。從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動力角度來講，就是要強調市場的作用，提倡市場經濟。《十九大報告》中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有兩句話，即完善產權制度、要素市場化配置。這就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最有效動力。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依賴於「三個激活」，即激活市場、激活主體、激活要素。激活市場依賴於政府。政府應是「有限政府」，不過度干預市場，在市場失靈的地方提供公共政策。所謂「有為政府」應該是讓市場對資源配置起作用。

鍾曉敏認為，高質量發展的動力，首先還是要歸結到人的主動性、積極性的發揮，因為創新驅動關鍵在於人。所以現階段人才培養尤其重要。國家也看到了，所以要優先發展教育。但要讓人具有創新性，關鍵是要營造一個可以讓人去創新的環境，這很重要。在高校里，我們要營造一種寬鬆的學術環境、寬鬆的學習環境，允許大家能夠公平對話，各種觀點能夠同時存在，在管理上就不能千人一面去管。美國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環境的寬鬆，美國的大學老師和我們國內大學老師感覺可能不一樣，我們的老師背負著各種形式的負擔，這需要著力去解決。制度是創新的另一重要因素。好的制度有利於創新。比如說產權制度。需要通過改革去改變我們現存的、不利於創新的制度障礙。

最後，在「提問環節」，五位嘉賓與在場觀眾展開了互動，簡短討論了「企業上市、現代金融與實體經濟」、「收入分配與高質量發展」、「農村土地改革與土地財政」等話題。

統稿：金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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