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文化精神及其中國化、現代化
馬克思主義文化精神及其中國化、現代化
◎文/程廣雲
「
摘 要：本文將馬克思主義文化精神規定為「鬥爭」、「團結」和「理想」三個主題，認為馬克思主義核心問題的本來含義是生存論，但「生存論中心」卻在而後解釋中被「認識論中心」所遮蔽。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無產階級實踐之間構成了一個基本悖論：先進的西方（如英美法德等）革命失敗，落後的東方（如俄中等）革命勝利。馬克思主義文化精神與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契合點是鬥爭精神、社會本位和歷史理想。革命和建設之間同樣構成了一個基本悖論：無產階級生存境遇和生存狀態的改變導致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化和實用化。只有復明「生存論中心」，才能重建馬克思主義文化精神。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文化精神生存論中心 認識論中心 中國化 現代化
」
……我思考著現今時代和過去時代的空虛和苦痛，思考著白天的談話和晚間的活動，腦子裡產生了一個涉及存在之最終規律的問題。我想從這位哲人那裡得到回答。在人們沉默下來的時候，我竭力搜索枯腸尋求最佳措詞，後來我用下面這樣一個大問題打斷了這位革命家和科學家的沉默：
「什麼是存在？」
他眼望著我們面前的咆哮的大海和岸上喧鬧的人群，一瞬間好像陷入了沉思。對我問的「什麼是存在？」這個問題他嚴肅而鄭重地回答說：
「鬥爭！」
開始我以為我聽到的是絕望之聲，然而也許這就是生活的規律。
——卡爾·馬克思同《太陽報》通訊員約翰·斯溫頓談話記[1]
筆者在本文中，將馬克思主義解讀為19—20世紀自西方流傳到東方，並最終流行於全世界的一種文化現象，探討其中的精神實質，並關注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文化精神，其中國化、現代化的確切蘊含。
應當指出的是，我們這裡所指謂的馬克思主義文化精神是以生存論問題為核心的。在本文中，筆者堅持認為，馬克思主義核心問題的本來含義是生存論。但「生存論中心」卻在而後解釋中被「認識論中心」所遮蔽。這是馬克思主義作為「民間文化」話語在「官方意識形態」話語以及「知識分子學術」話語中失落的根源。只有復明「生存論中心」，才能重建「馬克思主義文化精神」，以使馬克思主義重新獲得廣闊社會基礎，繼續深入人心。
一、馬克思主義文化精神
眾所周知，「存在」，歷來是哲學的首要問題。黑格爾認為，哲學的真正開端是巴門尼德，而哲學的真正起點則是巴門尼德所提出的「存在」概念。迄今為止，哲學仍然在「存在」這一問題中兜圈子。笛卡爾：「我思想，所以我存在」；貝克萊：「存在就是被感知」；費希特：「我行動，所以我存在」；維特根斯坦：「我言說，所以我存在」；加繆：「我反抗，所以我存在」；……其中，海德格爾對於「存在」作出了最為精密細緻的界說。他將「存在」與「存在物」、「存在者」嚴格區別開來，認為「存在」是一切「存在物」、「存在者」的根基。海德格爾提出了「存在何以在」的問題，而他自己的回答則是「此在」。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可以將馬克思的「鬥爭就是存在」（「我鬥爭，所以我存在」）這一命題規定為馬克思主義文化精神的首要命題。
馬克思主義文化精神首先並且主要是西方傳統、近代（現代）文化精神的發揚光大。無論在對待自然的態度上，還是在對待社會的態度上，西方傳統、近代（現代）文化精神的源遠流長的基本特徵都是征服、改造、鬥爭、反抗。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文化精神的活水源頭。
西方傳統文化精神對於馬克思主義文化精神產生了根本的影響。西方傳統文化精神是希臘文化精神和希伯萊文化精神的有機統一。希臘文化精神原本反映在「希臘神話」中。在「希臘神話」中，介於人神之間的半人半神的英雄既具有像神一樣的智慧和力量，又像人一樣必死。為了實現人生的意義和價值，獲得不朽，他們以「征服世界」為使命。這就是希臘文化精神的英雄主義。「盜火者」普羅米修斯是其中的典型。奠定羅馬世界根基的統治者愷撒的名言是「我來，我看見，我征服」。而角鬥士斯巴達克則奮起反抗，成為古代無產階級（奴隸）爭取解放的光輝典範。從小亞細亞傳播到羅馬世界的基督教形成了希伯萊文化精神。基督教起於猶太教，猶太教歷來屬於猶太民族宗教，而基督教則逐步成為世界宗教。隨著東西羅馬分裂，基督教分為天主教和東正教。天主教是基督教的正統，而東正教則是斯拉夫—俄羅斯民族宗教。究竟猶太教對於馬克思，東正教對於列寧具有何種特殊影響？這個問題可以更進一步探討。但是，一般地說，《聖經》（《舊約》、《新約》）的基本教義是說明人既為上帝所創造，又因背叛上帝而遭到懲罰，因而人只有通過信仰、懺悔，才能獲得拯救。在基督教中，必須特別注意原始基督教對於馬克思主義文化精神的影響。文藝復興、科學革命、宗教改革、思想啟蒙以來西方近代（現代）文化精神對於馬克思主義文化精神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從文藝復興運動時期「用人性反對神性；用人權反對神權」的人文主義（人道主義）到啟蒙運動時期「反對宗教蒙昧主義，宣揚理性與科學；反對封建專制制度，宣揚民主與法制」的啟蒙精神，從自然科學革命到宗教改革，尤其德國的狂飆突進運動和新教運動，這些都對馬克思主義文化精神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重大和深遠的影響。在新教中，必須特別注意托馬斯·閔採爾領導的德國農民戰爭對於馬克思主義文化精神的影響。從斯巴達克奴隸起義、原始基督教到托馬斯·閔採爾領導的德國農民戰爭，這是西方文化精神中底層民眾鬥爭、反抗的傳統。
馬克思主義首先是原創者——馬克思的思想創新。因此，馬克思主義首先反映了原創者——馬克思本人的生存境遇。一個人的生存境遇是由兩方面構成的：一是他的客觀生存環境和遭遇；二是他對於自己生存環境和遭遇的主觀態度。就馬克思的出身、教養、早年的生長環境和生活經歷等等說，馬克思是作為一位典型的平民知識分子（這裡所謂知識分子不是指僅有知識的人，而是指既有知識，又有文化—社會關懷的人）存在的。平民身份決定了他的現實境遇，這就決定了他作為社會底層一員的命運。與此同時，知識分子身份決定了他的理想觀念，這又決定了他作為文化高層一員的使命意識。這一張力決定了馬克思的基本性格。眾所周知，馬克思在他的大女兒燕妮提出的問卷中是這樣填寫的（史稱馬克思的「自白」）：「您對幸福的理解」——「鬥爭」；「您對不幸的理解」——「屈服」。[2]毫無疑問，對於社會底層人民群眾來說，不是鬥爭，就是屈服，二者必居其一。而對於文化高層知識分子來說，則只能鬥爭，不能屈服，別無選擇。
青年馬克思也正是懷抱這樣一種激情—理性投身於理論批判和實際鬥爭中的。他「希望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要對現存的一切進行無情的批判，所謂無情，意義有二，即這種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結論，臨到觸犯當權者時也不退縮。」[3]他希望將理論批判和實際鬥爭結合起來。但是，他知道，一旦從理論批判進入到實際鬥爭，就不是個別知識分子所能夠承擔的，就必須動員廣大人民群眾一道參加。他寫道：「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ad hominem]。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4]馬克思是這樣根據嚴格的邏輯推理髮現無產階級的：「哲學把無產階級當作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這個解放的頭腦是哲學，它的心臟是無產階級。」[5]殊途同歸，馬克思的戰友——恩格斯是在實際生活的親身實踐中發現無產階級的。「恩格斯第一個指出，無產階級不只是一個受苦的階級，正是它所處的那種低賤的經濟地位，無可遏止地推動它前進，迫使它去爭取本身的最終解放。而戰鬥中的無產階級是能夠自己幫助自己的。」[6]
馬克思恩格斯個人的思想與無產階級整個階級的生存狀況的相遇，使馬克思主義成為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它既使馬克思主義獲得了階級基礎，又使無產階級獲得了自覺意識。從此，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文化精神首先在西方工業無產階級中得以成立。
無產階級不僅是一個受苦難的階級，而且，正是由於它的這一地位，它也就是一個特別能戰鬥的階級。鬥爭，是無產階級存在的證明。但是，馬克思主義作為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不僅在於它喚醒了無產階級的鬥爭意識，而且在於它指明了鬥爭的現實途徑和鬥爭的理想目標。
「如何鬥爭？」——鬥爭的途徑問題是馬克思主義文化精神的第二個基本方面。
無產階級的生存境遇決定了它在鬥爭中，除了本身以外，沒有其他任何力量可以憑藉。它既沒有「槍杆子」，也沒有「筆杆子」；它沒有財富、知識、權力、輿論等等。它只有憑藉自身的聯合、組織，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將數量轉化為力量，依靠集體力量，與它的敵人——資產階級以及其他社會力量作殊死搏鬥。
「團結就是力量」，這是無產階級鬥爭的基本途徑。眾所周知，馬克思的「墓志銘」是這樣兩句話：「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7]這裡，第一句話表達的是「鬥爭」主題，而第二句話表達的則是「團結」主題。
應當指出的是，馬克思恩格斯作為「學者革命家」，只是一般地強調了無產階級的「聯合」。而列寧作為「職業革命家」，則特別地強調了無產階級政黨的「組織」。列寧曾經指出：「無產階級在爭取政權的鬥爭中，除了組織，沒有別的武器。」[8]
「為何鬥爭？」——鬥爭的目標問題是馬克思主義文化精神的第三個基本方面。
從柏拉圖的《理想國》到莫爾的《烏托邦》，在人類社會歷史上，共產主義作為人類共同理想，源遠流長。它是人們對於原始社會制度的美好回憶，對於現存社會制度的浪漫抗議和對於未來社會制度的美好憧憬。但是，空想社會主義之所以是空想，是因為它僅僅停留在對於人類社會歷史之「應然」的解釋上，僅僅停留在對於無產階級作為一個苦難階級之道德的同情上。相反，馬克思恩格斯實現了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變革。科學社會主義之所以是科學，是因為它深入到對於人類社會歷史之「必然」的解釋上，深入到對於無產階級作為一個革命階級之經濟的理解上。恩格斯反覆指出：由於馬克思「兩個偉大的發現——唯物主義歷史觀和通過剩餘價值揭開資本主義生產的秘密，……社會主義變成了科學」。[9]馬克思主義通過唯物主義歷史觀指明了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歷史必然性，而又通過剩餘價值學說指明了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社會現實力量。從此，共產主義理想經過科學論證，成為無產階級鬥爭信念。
「共產主義就是理想」，這是無產階級鬥爭的基本目標。眾所周知，《國際歌》最後反覆疊唱的三句是：「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10]這裡，第一句話表達的是「鬥爭」主題，第二句話表達的是「團結」主題，而第三句話表達的則是「理想」主題。
尼·奧斯特洛夫斯基在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借保爾·柯察金之口寫道：「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屬於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回憶往事的時候，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愧；在臨死的時候，他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經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鬥爭。』」[11]總之，無產階級為共產主義理想而團結戰鬥，這是馬克思主義文化的根本精神。
從歷史的邏輯的角度來考察，馬克思主義的鬥爭精神是歷史—邏輯在先的。馬克思恩格斯既是革命家，又是科學家。馬克思恩格斯不僅是在鬥爭中建構他們的革命策略和科學理論的，而且，在他們的策略和理論中，鬥爭是這一建構的起點。「這一理論對世界各國社會主義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於它把嚴格的和高度的科學性（它是社會科學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結合起來，並且不僅僅是因為學說的創始人兼有學者和革命家的品質而偶然地結合起來，而是把二者內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結合在這個理論本身中。」[12]
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馬克思主義的「鬥爭」是社會的實踐活動。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勞動、交往、生產」等等歸根結底是人類存在的本體。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指出，馬克思主義本來是建立在生存論基礎上的。在馬克思主義原創性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反覆指出：「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我們首先應當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13]馬克思恩格斯在這部著作中正是以人類生存為前提建構他們的基本理論的。只有從人的生存以及一系列對象性活動中，才能真正理解人類社會及其歷史。正是從實踐：勞動、交往、生產和再生產——人的生存以及一系列對象性活動中，馬克思構建了歷史唯物主義——社會有機系統以及「自然」歷史過程的理論。
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存在著兩條基本路徑：一條是研究的路徑，一條是敘述的路徑。前一條路徑體現了「生存論」方向。馬克思主義從對於人類，尤其無產階級之生存境遇的關懷中，確立了鬥爭的立場，由此確立了革命的策略和科學的理論。而後一條路徑則體現了「認識論」方向。似乎馬克思主義發現了關於人類社會歷史必然規律的科學真理，由此規定了無產階級鬥爭的立場。
馬克思主義本來是「生存論中心」，但而後卻在這一闡釋中被「認識論中心」所遮蔽。這就導致了以後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化和實用化。在教條化和實用化的馬克思主義立場上，只有人們應當遵循的「鐵律」，人們應當為之犧牲的真理，而沒有對於人們生存境遇的關懷。在生存境遇的忘卻中，人們只是實現理想的工具，達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
二、馬克思主義文化精神中國化
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國際共產主義、各國社會主義實踐之間存在著一個基本悖論：根據馬克思恩格斯最初按照一般原理所預測的，社會主義應當在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如英國、法國、德國等）內首先取得勝利，但具體事實卻恰恰相反，社會主義在一些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如俄國）甚至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如中國）內首先取得了勝利。這一悖論在「認識論中心」的解釋模式下是無法解決的。無論根據歷史必然性的解釋框架，還是根據社會現實力量的解釋框架，在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問題上，西方比東方都更成熟。這一悖論只有在「生存論中心」的解釋模式下才能解決。革命，在相當一些情況下，並不是由歷史必然性和社會現實力量的成熟決定的，而是由人們的生存境遇的惡化決定的。由此，先進的西方成為保守的西方，而落後的東方則成為革命的東方。因此，社會主義雖然在理論上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成果，但在現實中卻是資本主義不發展的後果。
巴黎公社之後，西歐資本主義社會一度進入和平發展時期。馬克思恩格斯很早就注意到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的和平發展，無產階級的革命風暴漸次平息這一歷史事實。恩格斯最早在談到英國無產階級時指出：「英國無產階級實際上日益資產階級化了，因而這一所有民族中最資產階級化的民族，看來想把事情最終弄到這樣的地步，即除了資產階級，它還要有資產階級化的貴族和資產階級化的無產階級。」[14]後來的歷史事實證明了，英國的這一特殊現象逐漸成為西歐（西方）社會的普遍現象。除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稍有革命波動外，西方無產階級隨著自身生存境遇的逐步改善，革命性愈益削弱，保守性愈益增強。
當西方的革命風暴漸次沉寂時，東方的革命風暴正在醞釀。「西方不亮東方亮。」馬克思恩格斯在「困惑」中將目光從西方投入到東方，從西歐投入到俄國。馬克思早年就提出過「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概念，晚年又提出了「東方社會發展道路」的理論。從對於俄國「農村公社」制度的研究中，馬克思指出：「俄國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把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用到公社中來。」但是，「要挽救俄國公社，就必須有俄國革命。」[15]後來的歷史事實證明了這一預言。俄國（蘇聯）以及東歐某些國家、中國以及東亞某些國家、中美某國相繼取得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建成社會主義制度。馬克思主義發源於西方（西歐）發達國家，卻流行於東方（亞非拉美）發展中國家；當它為發達國家無產階級所淡漠時，卻為發展中國家貧苦民眾所信奉。這一歷史事實在「認識論中心」的解釋模式下是不可思議的，但在「生存論中心」的解釋模式下卻順理成章。
因此，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入中國並且逐步成為主流意識形態首先是由當時中國貧苦民眾的生存境遇決定的，而不是由當時中國資本主義社會因素以及無產階級的成熟程度決定的。同時，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相遇，表明了二者之間在精神實質上的某種契合。
乍一觀察，馬克思主義文化精神與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似乎格格不入。馬克思主義文化的根本精神是鬥爭精神，而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精神則是和合精神（「天人合一」、「和為貴」等等）。其實，在中國傳統文化系統中，這種和合精神只是主文化（儒家）—亞文化（道家、釋家）精神。但是，在中國傳統文化系統中還有一種反文化精神。它存在於民間社會裡，在分合治亂和改朝換代的歷史更替中，明明暗暗，若隱若現。這是一種鬥爭精神。首先，它在中國神話系統中表現為這樣一組神話系列。這組神話系列的胚胎是蚩尤神話。蚩尤是第一個反抗神的叛逆神。由此生髮出一組神話系列來。從「刑天舞干戚」、「鯀竊息壤」的叛神主題到「精衛填海」、「夸父逐日」、「愚公移山」、「羿射九日」、「鯀禹治洪水」的抗天主題，這些神話在精神實質上無疑存在一種親緣關係，散落在民間文化中。其次，它在中國史傳系統中表現為這樣兩組史傳系列。一組史傳系列的胚胎是荊軻刺秦。從刺客到武俠，江湖好漢行俠仗義不絕如縷。一組史傳系列的胚胎是陳勝起義。在歷次農民起義中，這種精神屢次得到表現。只要計算一下農民起義的次數和規模，就會發現：在各個民族中，中華民族其實是最有鬥爭精神的。反映這一民間精神的經典文學作品是《水滸傳》、《西遊記》。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漢、花果山水簾洞的美猴王孫悟空，在民間文化話語中是表達這種鬥爭精神的兩個鮮明符號。從陳勝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16]到孫悟空的「皇帝輪流坐，明年到我家」[17]，這種歷史（天命）循環論為底層民眾的鬥爭提供了基本的信念。當然，民間的鬥爭精神往往落入官方的和合精神之窠臼中。宋江等一百零八將從聚義造反到忠義招安、孫悟空從大鬧天宮到西天取經，是這種落入窠臼的表現。而在中國近代社會—文化的危機與變革中，這種民間精神又重新得以彰顯。正是在這一基礎上，社會進化論（生存競爭說）、唯物主義歷史觀（階級鬥爭說）得以廣泛流傳。「五四」之前社會進化論（生存競爭說）的廣泛流傳為「五四」之後唯物主義歷史觀（階級鬥爭說）的廣泛流傳開闢了道路。總之，馬克思主義文化精神正是在這種反文化——民間文化精神中獲得了生長的土壤。
馬克思主義文化精神與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第二個契合點是社會本位。
馬克思主義文化在鬥爭中建構了集體（階級）本位，而中國傳統文化正統——儒家文化則早已在血緣生殖中建構了群體（家族）本位。從儒家的「四海之內，皆兄弟也」[18]到洪秀全的「天下多男子，儘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儘是姊妹之群」[19]，這種泛家族主義為底層民眾的鬥爭提供了基本的組織保證。
馬克思主義文化精神與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第三個契合點是歷史理想。
從儒家的「大同」理想、道家的「太平」理想、陶淵明的「桃花源」理想、農民起義的平均主義理想（「均貧富」、「等貴賤」和「均田免糧」等等）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國」、康有為的《大同書》、孫中山的「民生主義」等等，這種空想社會主義為底層民眾的鬥爭提供了基本的理想。「五四」之前空想社會主義的源遠流長為「五四」之後科學社會主義的廣泛流傳開闢了道路。
「五四」期間，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入中國。此後，它在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相遇中，逐步中國化。這是兩種文化精神互動的過程。
在某種意義上，「五四」前後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的文藝復興和思想啟蒙運動。「五四」精神是陳獨秀所概括的「民主」和「科學」的精神，是李大釗所概括的「博愛」、「自由」、「平等」和「犧牲」的精神。而魯迅則是「五四」精神的人格化身。魯迅是中國的「民魂」，是中國的「脊樑」。他以他的人品和文品為自己贏得了廣泛而又持久的聲譽。魯迅精神是「深沉的韌性的戰鬥」精神，是「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有一分熱，發一分光」的鬥爭和犧牲精神。[20]「五四」精神的本質是個人本位和批判精神。其核心是知識分子的獨立品格。
但是，由於在革命戰爭中，知識分子逐步退於邊緣位置，工農大眾逐步進於中心位置，「五四」文化精神也就逐步為馬克思主義文化精神所代替。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化精神是在中國革命戰爭中逐步形成、發展起來的。
在井岡山和瑞金時期，這一精神已經開始在實踐中初具雛形。而紅軍在長征中所塑造的長征精神則是一座歷史的豐碑。史詩一般的長征具有不朽的魅力。長征精神是革命樂觀主義、革命英雄主義和大無畏氣概的鮮明體現。但長征也不過是一次偉大的精神實踐而已。只有在延安時期，這一精神才能獲得一個系統的理論的體現。延安精神是在整風和大生產運動中，通過毛澤東等人的理論概括正式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毛澤東所概括的「民族的」、「科學的」和「大眾的」精神。與「五四」精神的「全盤西化」（胡適）、「拿來主義」（魯迅）的基本傾向不同，延安精神的基本傾向是民族化——中國化；而與「五四」精神的民主個人主義的實質有別，延安精神的實質則是民主集中主義、民主專政主義；延安精神的本質是人民本位和革命精神。其核心是工農大眾的集體意識。毛澤東提出了「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為人民服務」的精神。他在對於「愚公移山」的詮釋中，將「人民大眾」比喻為「上帝」。[21]
毛澤東正是以這種人民本位主義以及集體鬥爭精神來重建中國人的信念和理想的，也正是以這種人民本位主義以及集體鬥爭精神來作為中國人之存在根據的。這裡，首先，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文化精神中的鬥爭精神來消解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中的和合精神。其次，毛澤東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繼承在於，他仍然是以人本身作為存在之根據，從而堅持了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中的儒學人本主義方向；而毛澤東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變革則在於，他是以人民為本體，而不是以家族為本體，以人民本位主義來代替家族本位主義，從而消除了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中的儒學封建宗法色彩。
雷鋒在「日記」中寫道：「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去……」[22]這一句話說得非常地道，它揭示了人民本位主義以及集體鬥爭精神的精神實質：以人民為個人存在的本體，個人從集體中獲得鬥爭的力量源泉。
在經歷了革命戰爭與和平建設的歷史洗禮之後，馬克思主義文化精神已經融化於中華民族的血液與骨髓中，成為民族精神的精華。
三、馬克思主義文化精神現代化
同時，馬克思主義文化精神作為時代精神的精華，必然隨時代變化而變化。
對於馬克思主義來說，時代變化主要表現於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隨著某些國家無產階級政黨從在野黨（反對黨、地下黨）轉變為執政黨，馬克思主義也就從「民間文化」話語轉變為「官方意識形態」話語。馬克思主義文化精神從此面臨著執政的考驗。由於民間生存境遇與官方生存狀態的根本區別，馬克思主義文化精神作為民間文化精神，在官方意識形態精神中面臨著失落的危險。
第二，從革命戰爭轉變為和平建設，是時代的根本變化。在奪取和鞏固了政權後，國內「小氣候」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政治穩定與經濟建設成為首要的任務。而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熱戰」和戰後的「冷戰」後，國際「大氣候」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的主題。在革命戰爭中所形成的馬克思主義文化精神如何適應和平建設？在原有語境中所形成的「鬥爭」主題、「團結」主題、「理想」主題，在變化了的語境中如何成立？這是一個根本問題。馬克思主義文化精神從此面臨著和平建設的考驗。
第三，為了適應時代需要，各個社會主義國家都要進行改革（經濟—政治體制改革）開放，從傳統社會主義體制過渡到現代社會主義體制。在改革開放中，文化的多元化是必然的。在多元化的文化語境中，馬克思主義文化精神作為一元化的意識形態話語如何在與其他文化話語的對話中求得生存、發展，同樣是一個嚴峻的問題。馬克思主義文化精神從此面臨著改革開放的考驗。馬克思主義除了從「民間文化」話語轉變為「官方意識形態」話語之外，還面臨著「知識分子學術」話語。由於民間生存境遇不僅與官方生存狀態有根本區別，而且與知識分子生存狀態有根本區別，馬克思主義文化精神作為民間文化精神，不僅在官方意識形態精神中面臨著失落的危險，在知識分子學術精神中同樣面臨著失落的危險。
馬克思主義自從誕生以來，經歷了兩次重大轉向：第一次是從「理論」的馬克思主義轉向「實踐」的馬克思主義。這一次轉向伴隨著一次「空間」的遷移：從「西方」形態的馬克思主義轉向「東方」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實現這次轉向的關鍵人物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第二次轉向是從「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轉向「建設」的馬克思主義。這一次轉向伴隨著一次「時間」的變遷：從「傳統」形態的馬克思主義轉向「現代」形態的馬克思主義。迄今為止，實現這次轉向的關鍵人物是鄧小平。
正如理論和實踐之間曾經構成了一個基本悖論一樣，革命和建設之間同樣構成了一個基本悖論。無產階級以及勞動民眾投身革命，是基於自身生存境遇的惡化，是為了改善自身的生存狀態。但是，一旦人們的生存狀況從根本上得到改變，人們的革命精神風貌也就從根本上得到改變。於是，馬克思主義話語與它的生存論基礎之間發生了矛盾。
教條化和實用化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傾向是：一味談論馬克思主義話語，淡漠它的生存論基礎。由此，馬克思主義文化精神也就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斯大林、毛澤東晚年在對待馬克思主義上，都有這樣一種傾向。首先，人為製造階級鬥爭（「肅反」、「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等等），但斯大林僅僅是將「鬥爭」轉變為一種權力鬥爭，毛澤東卻同時是將「鬥爭」轉變為一種生存方式。毛澤東晚年重複了自己早年的思想特徵，提出了「鬥爭哲學」的思想：「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23]「造反有理！」[24]在「一窮二白」之「肯定否定」的「辯證」邏輯中，甚至包含著「窮革命」、「窮過渡」的歷史設想，企圖以維持人民群眾的物質貧困來保持人民群眾的革命精神，從而將階級鬥爭與階級本身的生存狀況割裂了開來。其次，強調集體的生存，淡漠個人的生存，但所謂「集體」往往又成為某些特殊人物謀求個人權益的借口。「集體」與個人之間的抽象關係掩蓋了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真實關係。最後，以理想來取代現實，結果既損害了人們的理想，又危害了人們的現實生活。
因此，反對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和實用化的實質是將馬克思主義文化精神重新置於它的生存論基礎上，恢復馬克思主義文化的根本精神：對於民眾，尤其無產階級以及勞動民眾之生存境遇的關懷。
鄧小平將「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即鄧小平理論的精髓），將「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25]在對於國情——我國現在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認識基礎上，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設計了以「先富」帶動「共富」，「三步走」的經濟發展戰略，以「小康」理想來中介「大同」理想與現實生活之間的差距，從而恢復了馬克思主義文化精神的生存論基礎。
從蘇聯東歐到中國，在關於馬克思主義文化精神的探討中，至今有過兩次話語策略轉換：第一次是以「人道主義」的話語策略來解構「實證主義」的話語策略；第二次是以「實踐唯物主義」的話語策略來解構「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話語策略。這反映了馬克思主義文化精神適應時代需要的變化。但這兩次話語策略轉換均未能從根本上體現馬克思主義文化精神。關鍵的問題是：馬克思主義文化的根本精神不僅表現在對於人類（普通民眾）之生存境遇的關懷上，而且尤其表現在對於無產階級（底層民眾）之生存境遇的關懷上。如果我們懂得關懷各個階層（上層、中層）民眾之生存境遇，唯獨忘卻底層民眾之生存境遇，那麼我們同樣從根本上背離了馬克思主義。
現在我們應當進行的是第三次話語策略轉換：以「生存論中心」的話語策略來解構「認識論中心」的話語策略。與前兩次相比較，這一次更為根本。只有將馬克思主義還原為底層民眾的話語，才能恢復它的活力、魅力，使其永世長存、萬古長新。當然，在變化了的語境下，馬克思主義的話語形態應當隨之有所改變。在經濟建設中心取代政治革命中心，商品經濟—市場經濟體製取代自然經濟—計劃經濟體制，民有—民營經濟主體取代國有—國營經濟主體以及民主政治體製取代集權政治體制，多元化文化取代一元化意識形態時，馬克思主義應當適當調整自身的話語策略：第一，重新建立馬克思主義文化話語與其他革命文化話語、進步文化話語（如人文主義—科學主義—啟蒙話語、積極浪漫主義話語、批判現實主義話語等）之間的「文化同盟」和「文化統一戰線」，改變以往「話語霸權」為「話語領導權」，共同反對一些腐朽文化話語（如宗教蒙昧主義話語、頹廢主義話語等）。第二，增強馬克思主義話語的包容性、寬容性。例如，在強調集體鬥爭精神時，承認個人競爭意識的正當性和可行性；以革命現實主義來統一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等等。只有適應時代需要，實現馬克思主義的話語策略轉換，才能在現代條件下，真正體現馬克思主義文化的根本精神。
（原載《北京社會科學》1999年第3期，收入《築土為壇——多元文化與公共政治》，華夏出版社2016年版，根據原稿發布）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中共中央編譯局編譯，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22頁。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中共中央編譯局編譯，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8頁。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中共中央編譯局編譯，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頁。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中共中央編譯局編，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頁。
[5]同上書，第15、16頁。
[6]《列寧選集》第1卷，中共中央編譯局編，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1~92頁。
[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中共中央編譯局編，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61）、307頁。
[8]《列寧選集》第1卷，中共中央編譯局編，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6頁。
[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中共中央編譯局編，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6、740頁。
[10]《國際歌》，[法]歐仁·鮑狄埃詞，比爾·狄蓋特曲。
[11][蘇聯]尼·奧斯特洛夫斯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梅益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328頁。
[12]《列寧選集》第1卷，中共中央編譯局編，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3頁。
[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中共中央編譯局編，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78~79頁。
[1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中共中央編譯局編，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2頁。
[1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中共中央編譯局編，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5、773頁。
[16][漢]司馬遷：《史記·陳涉世家》。
[17][明]吳承恩：《西遊記》第七回。
[18]《論語·顏淵》。
[19]洪秀全：《原道醒世訓》。
[20]《魯迅選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35頁；《魯迅選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467頁；《魯迅選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128頁。
[21]《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9頁；《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1102頁。
[22]《雷鋒日記選》，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第83頁。
[23]毛澤東：《奮鬥自勉》（1917），引自《中國青年》1954年第24期魏巍文章。
[24]毛澤東語錄，引自《紅旗》雜誌1966年第11期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大字報。
[25]《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頁；《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頁。
?本次推送編輯：劉馨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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