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的我們》遭遇1300萬元退票，幕後之手到底是誰？

當劉若英的導演處女作《後來的我們》在電影票房節節上漲的同時，一場事關1300萬票房的「事故」卻代替電影內容本身，成為了「五一檔」最受關注的事件。

4月28日晚，該電影上映首日，就陸續有影院經理反饋該電影出現異常退票情況，且遠超平常的退票比例和幅度。根據貓眼提供的數據，截至4月28日23點，僅貓眼平台涉及的惡意刷票退票量就已經達38萬張，涉及票房約1300萬元。而另一家第三方票務平台淘票票後台數據顯示，《後來的我們》退票率為9.16%，接近日常退票率的三倍。

退票會直接導致影院收入的流失。而此前電影常用的宣發套路——比如票補或與影院談鎖場保底的形式，影院的收入則不會流失。

票補、鎖場等形式指的是，一般在電影上映前幾天放出低價預售，有的甚至發行方會自己花錢買票，利用這種形式可以提高影院在放映前幾日的排片，並藉此口碑營銷，提升觀眾期待值，並在電影上映後拉伸票房走勢，爭取更大票房空間——在這個過程中，發行方、票務平台、影院都可以拿到各自的利益。

不過，票補、宣發等數據的不透明也對電影市場產生了各種消極的影響，尤其是大規模票補進入市場，暗箱操作之下就會造成虛假票房。最典型的就是2016年的《葉問3》，其午夜場高達200元一張票且均售罄的狀態，最終引起了廣電總局（現已合併到了電影局）等監管機構的注意。

而這次的「退票」，似乎是「票補」之後新的升級版營銷手段——幕後操作者事先購入大量電影票，提升影片預售票房，影院則會根據預售數據增加排映場次，有觀影需求的用戶會提前購片，再次拉升一輪預售。到了上映後，操作者再利用退票功能退票，而此前摻雜了正常售出的影票的場次這時已經無法取消排片。如此，操作者可以用更低的費用（甚至都不用退票費）就解決了排片的問題，並成功為電影造勢。

但問題在於，這種方式把原先的利益鏈條打破了，所以勢必會引起利益鏈中受損的一方——院線的不滿。

關於誰是「幕後操作者」，貓眼毫無疑問有著最大嫌疑。因為貓眼是《後來的我們》出品方之一，同時還是主宣發方，無論從動機還是操作便捷性上都存在可能。貓眼此後的聲明中稱惡意刷票「疑似黃牛行為」，但1300萬如此大規模的資金投入，「黃牛」似乎沒有這樣的實力。

除了貓眼，其他電影出品方、發行方甚至是競爭對手都可能是潛在嫌疑對象，這一切還需要等待電影局的調查結果。

在《葉問3》虛假票房事件曝光，當時的廣電總局介入後，「票補」現象似乎偃旗息鼓了一陣。帶來的一個結果是，2016年中國電影票房增速驟減，雖然這裡當然也不乏當年電影質量不佳的因素，但光線傳媒董事長王長田和萬達院線總裁曾茂軍都曾表示，電影市場高歌猛進的2015年，票補量高達40億元左右，2016年則減少為15億元。

去年11月，在線票務平台淘票票曾率先表態要讓數據透明——披露影片營銷費用實時支出和具體流向情況，以及將票補數據精確到每日與城市的具體額度。目前，在淘票票專業版已增加實時查詢票補數據的功能。

然而， 這一現狀的改變僅靠平台自覺並不足夠，還需要更多力量的加入。而更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是，當線上票務平台已經承擔了超過80%的電影票出口，不論貓眼還是淘票票，作為帶有大眾服務功能的第三方票務平台，介入電影製作、宣發是否合適？

不同於中國，好萊塢的電影製作和院線業務是嚴格分開的。

其實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好萊塢的黃金期，以派拉蒙、華納兄弟為代表的八大電影製片廠也是控制著製作、發行、放映等等上下游各環節，從而「操作」票房。比如他們可以在自己的影院只排自己的片子，將一些質量差的影片「捆綁銷售」給一些小影院。

但是1946年開始推行的「派拉蒙法案」對美國電影產業做了一次結構性調整。派拉蒙法案打破了八大片場的壟斷格局，讓更多公司參與到製作、發行、放映等環節中。

而中國的兩家票務平台，現在也有點像當年有著絕對話語權的八大片場的地位。無論是上游的製作公司還是下游的影院都需要依仗票務平台的用戶。而背靠大資本的這兩大平台越來越不甘於僅僅賣票賺取服務，它們開始向電影上游的製作環節逐漸滲透——換句話說，它們已緊緊掐住了電影產業的脈搏。

要打開這個死結，似乎也只有像當年的好萊塢那樣依靠新的制度。或許價值1300萬的退票，能讓管理者開始思考如何規避這樣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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