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馬克思主義的西方科學大師

2002年五月，美國當代最出名的進化生物學家斯蒂芬·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因患癌症病逝，享年60歲。他在學術上的最大成就是和埃爾德里吉（Niles Eldredge）共同提出「間斷平衡」學說，認為生物的進化模式是一個舊物種在長時間的穩定後，在短時間內出現新物種。他同時還是一位優秀的作家，近30年來為美國《博物學》雜誌撰寫了300篇普及進化論的專欄文章，這些文章陸續結集出版後，都成了暢銷書。他還是批判神創論和抨擊遺傳決定論的活躍鬥士，頻頻出現在媒體上。這一切使得他成為美國家喻戶曉的公眾人物，其知名度絕不在卡爾·薩根（Carl Sagan）之下，在2001年美國國會圖書館曾命名他為美國「活傳奇人物」。許多美國生物學家都聲稱是因為小時候讀了古爾德的文章才對生物學發生了興趣。近年來國內雖然已引進翻譯了不少古爾德著作，其名氣卻遠不如薩根，而國內在介紹古爾德時，也無人提及——或者根本就無人知道——古爾德是個馬克思主義者。在美國也很少有人知道這一點，古爾德的政治信仰被宣傳他的人小心翼翼地遮掩住，例如美國《科學》雜誌刊登的死者傳略中，僅以「古爾德的政治觀點一直屬左派，而他的哲學最能以世俗人本主義概括」一句模模糊糊地帶過，以致有位讀者去函提醒，不該忽視古爾德的馬克思主義信仰，他的科學工作和科學著作都顯示了他的政治背景和思想的影響。

古爾德的信仰屬於家傳，他的父母都是紐約的左派，他曾經聲稱他在「父親膝上學會了馬克思主義」，不過後來又說他的政治觀點和父親存在分歧，這大概指的是他不接受斯大林主義。古爾德一直熱衷於政治活動，在60－70年代多次參加反戰、反種族主義示威，特別是在1969年，哈佛大學學生為抗議校方捲入越南戰爭而關閉校園，古爾德當時還只是哈佛大學的助理教授，冒著不能升為永久教授（往往被不恰當地譯為「終身教授」）的危險參加了學生的抗議活動。他還擔任紐約馬克思主義組織布萊奇論壇（Brecht Forum）和刊物《重思馬克思主義》的顧問。美國生物學界另一位更為公開的馬克思主義者、首創用生物化學方法研究遺傳多樣性的著名遺傳學家列萬廷（Richard Lewontin）是古爾德的同事和戰友，兩人合寫過多篇文章，特別是聯手批評新興的社會生物學。在70年代，列萬廷為抗議美國科學院屬下的全國科學委員會捲入越南戰爭，辭去院士一職，組織「科學為了人民」（Science for the People），古爾德是該團體的成員。

《科學》雜誌的死者略傳中稱古爾德是極少數可以不臉紅地被稱為「文藝復興人物」的科學知識分子之一，這指的是他文理雙全，博學多才，為百科全書式的真正大師。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另兩位百科全書式的大生物學家貝爾納（J.D. Bernal，1901-1971）和荷爾登（J.S.B. Haldane，又譯做霍爾丹，1892-1964）也都是馬克思主義者。這兩人都是英國人。貝爾納是分子生物學的先驅，首創用晶體衍射研究蛋白質結構，他的兩個學生佩魯茨（M. Perutz）和霍奇金（D.C. Hodgkin）因此分別在1962和1964年獲諾貝爾獎。他在1939年出版《科學的社會功能》一書，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系統地分析科學哲學問題，因此也被認為是科學哲學的創建者之一。他積極組織政治活動，被稱為「劍橋的聖人」，在其周圍聚集了一批左翼科學家。有趣的是，貝爾納同時在蘇聯和美國獲得最高榮譽：蘇聯授予他列寧獎章，美國授予他自由獎章。荷爾登是群體遺傳學的創建者之一，對生理學、遺傳學、進化生物學和生物化學都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同時又是多產的作家，發表過多部科普和文學著作，至今風行不衰，其名言常常在生物學家撰寫的隨筆中出現。荷爾登也熱衷於政治辯論，並在1957年為抗議英國政府對蘇伊士運河的不公正處理而放棄英國國籍移民印度。此外，20世紀上半葉最傑出的遺傳學家之一、諾貝爾獎獲得者穆勒（H.J. Muller）也以思想左傾著稱，30年代因此被迫離開美國去歐洲，曾應邀去蘇聯工作三年，後因不滿李森科主義而回到美國。

在西方物理學家中，似乎沒有類似的重量級人物信仰馬克思主義。畢竟，生物學與人類社會的關係要比物理學密切得多，而生命現象的極度複雜也會促使研究者思考哲學問題。在面對複雜的生命系統時，強調全面、動態地看問題的辯證法不失為一種吸引人的分析工具。古爾德寫道：「當做為一種變化哲學的指南，而不是強制的教條戒律時，辯證法的經典法則體現了一種整體論的觀點，其看法隨著完整系統的各組分之間的相互作用而發生變化，並且將各組分自身當做同時是系統的產物和放入物。」「西方學者應該更認真地對待辨證思維，不應該因為某些第二世界國家（指蘇聯及其盟國）製造了一個紙板式的版本做為官方教義，就因此拋棄它。」列萬廷的生物哲學著作更自覺和明顯地應用了他們心目中的「辯證法」，他對基因、生物體和環境三者之間的關係的論述，是我見到的最深刻、獨到的分析，雖然他小心翼翼地避免用「辯證的」一詞，而改以「動態的」代之；雖然沒有一處引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語錄，卻顯然是在運用辯證法思維。比古爾德更糟糕的是，列萬廷這些在美國學術界廣為人知的著作，在將馬克思主義確立為官方哲學的中國卻幾乎無人知曉。

像古爾德、列萬廷這些信仰馬克思主義的西方學者，主要以大學為基地，被稱為學院左派。但是與其他學院左派不同，他們雖然也重視社會意識對科學研究的影響，卻不把科學研究完全當成「社會建構」而陷入相對主義的泥潭。他們更不敵視科學，屬於極少數不僅對科學研究做出了重大貢獻，而且致力於溝通科學和人文、科學和公眾的左翼科學家。在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科學觀普遍走向「反動」、與科學為敵的今天，他們更顯得難能可貴。現在，古爾德去了，列萬廷也垂垂老矣（1929年出生），一個時代即將結束，抗拒西方學術界中反科學思潮的重任，反而要由他們的論敵威爾遜（E.O. Wilson，社會生物學的創建者）、道金斯（R. Dawkins，《自私的基因》的作者）等人一肩挑了。

2002.8.31.

（收入《我們為什麼不長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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