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紙，承載千年文化史
造紙術在何種程度上推動了世界歷史？本書正巧可以解答這個迷思
李約瑟確立中國古代「四大發明」，廣受讚譽，爭議也很多。尤其是造紙術。早在1550年，義大利數學家傑羅姆·卡丹就指出，中國的司南、印刷術和火藥，是「整個古代沒有能與之相匹敵的發明」。然而，造紙術為什麼被排拒？即便時至今天，訟聲依然紛紛。
學者江曉原認為，造紙術應該放棄優先權爭奪。關於紙的發明，傳統說法認可「蔡倫造紙」。現在很多意見稱蔡倫為「改良者」比「發明者」更加恰當。新疆羅布淖爾古烽燧亭、陝西西安灞橋等地陸續出土「西漢古紙」，學界爭論聚焦於「西漢古紙」這種沒有經過剪切、打漿等程序的纖維堆積自然物是否是真正意義上的紙。如果承認「灞橋紙」是紙，那麼，古代埃及的莎草紙是不是紙呢？那樣一來，埃及的紙可要比蔡侯紙還早三千多年呢。
江曉原說應當重新評定「四大發明」，他排除了造紙術，把印刷術確定為雕版而非活字，農曆、陶瓷、珠算、絲綢等選作補缺。江曉原所舉「新四大發明」是否恰當，本文不做評議，不過，有個誤區，恰是江曉原自己也說過的：為什麼要爭奪優先權呢？科技發明往往是集體沉澱的成果，將某項發明歸於某人，常因其最大程度聚焦這項發明的結晶，並使它廣為人知、廣泛應用。因此，我們考察的重點，難道不應當是：造紙術在何種程度上推動了世界歷史？
這個問題，我一直都在關注。最近，我讀到英國作家亞歷山大·門羅的《紙影尋蹤》，我欣喜地發現，這部作品正巧可以解答以上迷思。
《紙影尋蹤》的副標題為「曠世發明的傳奇之旅」。這項曠世發明就是中國的造紙術。作者講述了中國紙的誕生和發展，延展論及筆墨硯與中國傳統文人生活，作品從馬可·波羅遊記切入，以西方的眼光「發現」中國，中心議題就是中國紙在對外交流中的世界性影響。這種影響播傳近鄰，浸潤朝鮮、日本、越南等鄰國的骨髓，締造了東亞與東南亞文化圈。這種影響之西傳，以阿拉伯人的活動為媒介。天寶十年（公元751年）高仙芝在怛羅斯敗於阿拉伯人之時，所俘中國士兵中有造紙工人，後被送至撒馬爾干，阿拉伯人乃建立紙廠，「撒馬爾干紙」遂流行西亞，並進入歐洲。中國造紙術簡單易操作，可以大量生產並且價格低廉，這是埃及莎草紙沒有達成的成就，也是歐洲從前長期使用的羊皮卷沒有具備的品質。
談論造紙術，必然要說印刷術。漢字型檔體量龐大，畢昇活字印刷並不見得省力，但的確適合字母造字的西文，因此對於世界文明的貢獻來說，活字法勝過雕版術。《紙影尋蹤》後半部分轉入了對印刷術的探討，這是必須的。文字與紙的結合意味著出現了一種超越口耳相傳並能長期保存的文獻，中國造紙術和印刷術的傳入，讓文獻的大範圍傳播成為了可能，它們在西方直接影響了三個關鍵且互相聯繫的社會事件：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科學運動。要知道，馬丁·路德的《九十五條綱領》如果沒有落在紙上，絕不可能在短期間形成「爆炸效應」，那一點星火在剛露頭之時就會被迅速撲滅。造紙術和印刷術的技術變革，所代表的不僅是知識傳播方式的進步，更表現為一種全新的知識生產方式，帶來西方文化與教育的普及，奠定了現代學術共同體的基礎，整個西方世界的面貌迅速改變。
《紙影尋蹤》對於宗教文化的變革很重視。作者注意到，印刷術在東、西方的出現，最初都是出於宗教信仰的需要。中國所見最早的可定年代的印本書為敦煌出土的《金剛經》，時間為公元868年。造紙術傳播東亞，伴隨佛教典籍的流入。谷登堡活字印刷術的第一批產品是1455年出版的《四十二行聖經》。這些現象絕非偶然。宗教典籍是早期印刷的重要產品。作者談到了，「建立在典籍上的統治」，通過印本以掌控與規範思想軌跡。然而，它既能夠保存傳統，也能夠加速變革。它衝擊了宗教對人的思想的控制力，讓知識本身成為了統治者。
李約瑟說，世界應當重視「中國遺產」。中國發明是在特定時間裡「成串」傳播的，而不是在漫長的時間裡一個個傳過去，「四大發明」體現的是一種整體的深遠的影響力。正因如此，不管是誰先發明了紙，中國紙所承載的歷史文化，都烙印在了《紙影尋蹤》的旅途里。
林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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