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與《四庫全書》

文學 05-07

「文治」與「武功」，很多時候都作為衡量一代統治者政權功績的重要標準。我國很早就出現了稱為「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等名目的典籍，歷朝聚書編書的現象繁盛，作為清朝盛世最後一位君主的乾隆皇帝，對此舉更是花費了相當大的精力，編纂了中國古代最大的官修叢書——《四庫全書》，此書深深打上了乾隆皇帝「稽古右文，聿資治理」[1]的烙印。這項編修工程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歷來褒貶紛呈，讓人感慨萬千。本文試就乾隆纂修之二、三事，進一步探索其為人處事，記一己之陋見。

一、掌控全局，君臨天下定文苑

乾隆是個性格剛強的人，學識淵博而勤奮不輟。《聖武記》卷五記載：「初，上習蒙古語，及平回部、金川，即習回語、西番語，茲因班禪來覲（乾隆四十五年），複習唐古特語，故重譯朝見，告語如一家。」[2]另外他的詩作數量極大，總計約有五萬首，可算是我國詩作最多的詩人。如此種種，為他創造「文治」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條件。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學政朱筠上奏提出搜訪校錄書籍的建議，其中包括輯佚《永樂大典》，此舉迎合了雄心勃勃的乾隆，從而直接導致了《四庫全書》的開館。他不僅意欲從「文治」上超越前人，更想鉗制人心，乾隆本就深諳用人之道，他認為：國家的治亂興衰在於用人是否得當。人存則政舉，人亡則政息。早在即位之前，他就發表過如下的議論：

「創業難而守成亦不易，惟在人君用賢納諫，則天下自安，而國家永固。」[3]

在他登基多年，已有政治經驗之後又說：

「……有治人，無治法，誠探本之論也。」[4]

理所當然的，乾隆成了編纂《四庫全書》名副其實的主持者。從議定，征書，四庫館組織，編纂，繕錄，校訂，內廷四閣與江浙三閣的建制，到最後的復校，都由他一手欽定，前後經歷了整整20年。在此期間，他頒下了一道又一道掌控全局進程的諭旨，「候朕裁定」、「親為評詠」、「詳加批閱」[5]等用語正是其態度嚴謹的表現。以下略從征書與輯校方面稍為說明。

首先，在征書上，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乾隆首發諭旨，明確規定了搜書標準範圍，「其歷代流傳舊書，內有闡明性學治法，關係世道人心者，自當首先購覓。至若發揮傳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實用者，亦應備為甄擇。又如歷代名人洎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詩文專集，及近時沉潛經史，原本風雅，如顧棟高、陳祖范、任啟運、沈德潛輩，亦各著成編，並非剿說巵言可比，均應概行查明」[6]，還制定了相應的採集方法。但征書工作並不順利，乾隆於是調整方略，恩威並施，直到三十八年大規模征書活動才進入高潮，為此，對獻書有功的藏書家和搜訪儘力的官員，乾隆特意制定了獎勵辦法：一為題詠。進書達百種以上的，皇帝親自為其評詠題識，並先行錄副。二為獎書。著賞鮑士恭等四家《古今圖書集成》，對進呈一百種以上者，則每人賞給《佩文韻府》一部。三為記名。收藏百種以上者，「將其姓名附載於各書提要末」；百種以下者，「將由某省督撫某人採訪所得附載於後」。

其次，在圖書繕錄和校訂勘誤方面，也充分體現了乾隆的把持控馭能力。「乾隆纂修《四庫》時，每書發交館臣，首貼一紙……所載收發、簽收、繕錄等名目。」[7]

第一，繕寫需要大批寫手，在取錄人才上，剛開始實行保舉法，但很多科場失意者以此為終南捷徑，弊端重生，於是改為考查的方法，然而人手仍不充足，乾隆於三十九年又下令從鄉試落第卷內挑取寫手，這樣，擇取方法才慢慢的穩定下來，保證了繕錄質量。

第二，又規定了繕寫的章程與考核方法。《四庫全書》卷帙浩瀚，為保證進度，明確規定：「每人每日寫一千字，每年扣去三十日為赴公所領書交書之暇，計每人每年可寫三十三萬字」，「五年共限寫一百八十萬字」，五年期滿，「繕字二百萬者列為一等，一百六十五萬者列為二等」，「有字畫不甚端楷者，記過一次，罰寫字一萬」[8]等。雖然仍存在不少問題，但還是保證了《四庫全書》的編纂進程。

第三，校訂是編纂過程的關鍵環節，體現著圖書的優劣。乾隆對此十分重視，親自作出去留取捨，不僅諭令制定《功過處分條例》，還親自翻閱進呈書籍。為防止「魯魚貽誤」也為了駕馭臣屬，乾隆常常施展出人意料的手段，或小過重責，罰非其罪，或破格提拔，一月數遷。生殺吊奪，出自朕躬。

早在《四庫全書》開館當年的十月，乾隆在審閱《四庫全書薈要》進呈本時，發現有兩處錯字，便立即諭令總裁「妥立章程，俾各盡心校錄無訛」[9]，必須「嚴立功過處分」。著名學者戴震，以舉人身份，破格徵召入館，「館中有奇文疑義，輒就咨訪。震亦思勤修其職，晨夕披檢，無問寒暑，經進圖籍，論此精審」。由於校書成績顯著，戴震被賜以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隨著書籍纂修完畢，又陸續校閱出不少訛脫錯謬甚至漏寫、抵換之處，乾隆遂下命展開七閣的復校工作。與其降職、罰錢、記過等有損積極性的措施，乾隆想到了「帶罰復校」之法，以充分發揮這些文人學子的長處：乾隆五十二年十月，紀昀帶領應罰令前往熱河校勘文津閣書籍；相同情形，原任總纂的陸錫雄也於五十五年三月罰往盛京校勘文溯閣書籍。陸費墀則可說是乾隆嚴政的犧牲品。開館初期，他即被任命為總校官，兼司武英殿提調，隨著繕寫工作的展開，由於卷帙浩繁，書籍收發出入不清，導致數十種底本遺失，因而受到降級留任的參處。乾隆在五十二年又發現「舛謬叢生，且空白未填者竟至連篇累頁」，不由大為惱火，令陸費墀自己出貲罰賠處理所有面頁裝訂、木匣刻字等事項，為此，陸費墀交了罰銀一萬兩。即使在他於五十五年去世後，乾隆還特諭江浙地方官員查明其原籍現有田房產業，除留下一千兩作為其家屬的養贍之資，其餘均充公。可見乾隆苛查的程度。

二、寓禁於徵，極盡手腕之能事

禁書的展開是在征書之後，可謂曠日持久。剛開始乾隆雖許諾對「違礙妄誕字句」不加罪，但在三十九年即迫不可待的正式發布禁書諭令，直至五十八年才告結束。

《四庫全書》禁毀書也有分級別：全毀，抽毀，篡改。但無一例外的讓人怵目驚心。就查禁書籍的年代而言，從宋元至當時人的著作；再就查禁書籍的內容而言，不僅記載清入關前史實，敘述明末清初史事的著作被列為主要查禁對象，而且宋、元、明、清時期所有具有民族思想以及反清意識的書籍，都在重點查繳範圍。明末清初抗清志士金堡所著之《遍行堂集》，明人陳建所著之《皇明通記》，署名清笑生所著之《喜逢春傳奇》，沈德潛所輯之《國朝詩別裁》，明人袁繼咸所作之《六柳堂集》，雍乾之交陶煊、張燦所輯之《國朝詩的》亦先後被禁，所有書籍通行查繳，連同版片一起解京銷毀。篡改方面也同樣的「費盡心思」，以辛棄疾《永遇樂》(千古江山) 為例，「斜陽草樹, 尋常巷陌, 人道寄奴曾住」, 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宋開國皇帝的小名, 在清朝同樣要忌諱。隨著禁書活動的大規模展開，各地查獲的禁書名目日益增多，為便於查繳，一些省份陸續將此些禁書書目彙輯刊行，作為查繳的依據，一時各種禁書書目通行天下，成為各地督撫查繳的得力工具。有些督撫為了加緊查繳禁書，「無論全書廢卷，俱令呈繳，按書價以倍價。[10]」可謂「不遺餘力」。

據粗略數字，在長達多年的禁書過程中，共禁毀書籍達十五萬部以上，3100多種，其數量和四庫著錄的書籍幾乎相等（收入《四庫全書》中的書籍有3461種）。

由禁書衍生的文字獄,其實在乾隆初年、修書前就一直存在，只是乾隆為了確立自己在全國的統治地位，一度採取了比較寬容的政策，那時的文化界還處在相對短暫的平靜期。乾隆曾說：

「嗣後一切章疏以及考試詩文，務期……獨抒機軸，從前避諱之習，一概掃除。」 [11]

「若以避忌為恭敬，是大謬古人獻潛之意，亦且不知朕兼聽並觀之虛懷。」 [12]

「妄舉悖逆者，即生以所告之罪，」承審官吏「有率行比附成獄者，以故入人罪律論。」[13]

他曾寫過一篇「寬則得眾論」的文章，曰：

「誠能寬以待物。包荒納垢，宥人細故，成己大德，則人亦感其恩而心悅誠服矣！苟為不然……則雖勤於為治，如始皇之程石觀書，隋文之躬親吏治，亦向益哉！」

修書後，文字獄一發不可收拾，使許多文人學者喪命, 還株連無辜，與當初對秦始皇焚毀《詩》《書》的做法大發「非聖無法，不特懲熱羹而吹齏矣」[14]的高論完全背道而馳。據不完全統計，當時比較重要的文字獄案件已不下四十餘起，如「屈大均詩文及雨花台衣冠冢案」，只是時固查繳禁書活動剛開始，才未將屈氏子孫治罪，又兼年代久遠，屈大均衣冠冢舊跡不存，刨墳滅跡一事才未如願以償。

徐述夔的《一柱樓詩》案則被稱為「清代四大文字冤案」之一，讓人談虎色變。在這場文字案中，當初審案的官吏，不是被流放外地，就是服勞役，更有者病死獄中；徐述夔、徐懷祖父子二人被開館戮屍，梟首示眾，徐食田、徐食書、徐首發、沈成濯被判秋後處斬，徐家16歲以上的男子都被處斬，15歲以下的男子及徐家的妻妾姊妹都成了功臣家的奴婢，當地其他徐姓族人同樣被翻箱倒櫃抄家；已經去世的沈德潛也被追奪了一切謚典官職，乾隆撤出了他在鄉賢祠內的牌位，推倒墓碑，磨去墓碑上的御筆文字，再把墓碑搗碎，丟棄荒野。

此案達到了乾隆「一箭雙鵰」的政治目的——既查辦了禁書，藉此將禁書運動熱火朝天地搞起來，也懲治了不盡心儘力查繳禁書的江浙地方官吏，並給其他各省的地方官員起了敲山震虎的威懾作用。乾隆充分玩弄著政治權術，施展一切手腕。

禁毀書籍和文字獄給中國的古籍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還有一個更惡劣的影響，就是禁錮思想，生活在這一時期的兩三代人的思想和精神文化生活極其狹隘，廣大士人為求避禍，除了盲目頌揚天子聖明之外，就是鑽在少得可憐的幾部經史書籍中討生活，搞考證，文化生活極為貧乏，思想也十分閉塞，大大落後於當時的世界潮流。在談到清代文字獄時，魯迅先生曾有一段非常精闢的論述：「大家向來的意見總以為文字之禍是起於笑罵了清朝，其實是不盡然的……有的是鹵莽，有的是發瘋，有的則是鄉曲迂儒真的不識忌諱，有的則是草野愚民實在關心皇家……」他還說：「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變亂舊式，刪改原文。」

三、結束語

唯物辯證法教導我們，要用發展、一分為二的眼光看待事物，事物具有多樣性，主宰者同樣也具有統治的多面性，其性格修養與外部客觀情況，影響著他的抉擇。《四庫全書》歷來被人褒貶不一，也許乾隆及其編纂者才是應該承受此「褒貶」的根本者，乾隆更是首當其衝。

乾隆在編纂當中功過分明，他既是「功魁」，又是「禍首」。功者：他全攬大局，直接決定了《四庫全書》的成貌。過者：大規模征書而絕大部分沒有發還的做法，給私人藏書事業帶來了消極影響，進書最多的馬裕、范懋柱、鮑士恭、汪啟淑四大家，除范氏天一閣幸得保存下來而外，鮑氏從此不再以藏書著稱，而馬、汪兩家更是一落千丈，從此絕無影響；在他手上，沾滿了文人的斑斑血跡；也可能因此書的編纂，而消耗了國庫的多少金銀財寶。但平心而論，我們不能迴避《四庫全書》的集合價值，它保存了大量古代書籍，才有了後來的「四庫學」，它傳承文明，傳播文化，是不可抹殺的文化偉業。正是《四庫全書》的開館，從而使文字、音韻、訓詁、校勘、考證、輯佚的研究成為一時風氣，影響到後世一代又一代的學者。

世界沒有完人，歷來也就沒有乾乾淨淨的統治者。編修《四庫全書》而帶出的禁書、刪毀、文字獄事件，乾隆罵名不斷是不言而喻的，「……而玄燁、弘曆諸酋尤為失德，誅亡之慘，淫暴之禍，誠所謂折南山之竹書罪無窮，磬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矣。」[15]但也許在乾隆看來，他只是執行一個統治者該做的事情，是不能放任就之的問題，就如同他「剿辦大小金川」一樣，可以說，乾隆是雄圖大略的，又是殘暴血腥的，以此來駕馭他的泱泱子民。歷史已矣，時間會有公正的評定，世人應該銘記的或許更應該是一「鑒」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