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窮講究」精神
《論語·鄉黨篇》素被視為孔子的行狀：也的確勾勒出了一個守禮君子的方方面面。因是可信的「第一手材料」，便一直相當於權威部門的「紀錄片」而傳播著。就這部片子所看到的而言，孔子居然是個「恂恂如」「闇闇如」的小職員，是個迂腐可厭的「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的教條主義者，是個隨時都在有意識地保持自己形象的人。很難相信這一個「窮講究」的人怎麼可能是個「志於道」的理想主義者。這固然是禮教聖人的標準模式，但僅憑這點，他絕對不會成為令後人景行仰止的「至聖先師」。
《史記·孔子世家》才算完整的正傳，司馬遷以《論語》為基本，化議論為敘述，間采其它經傳，突現出一個明確的「素王」形象：孔夫子絕非一個理想主義空談家，而是一個存雄有術、有體有用的「良相」、帝王師；不但是一個善於改造自己的聖賢，還是個能改造世界的英雄：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價），男女行者別於途，途不拾遺。以至於「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
但是，那種「窮講究」精神使他因季恆子「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而離開魯國；因衛靈公好色勝過好德而離開衛國……。繞樹三匝，無枝可依，終被人譏為「累累若喪家之狗」，更有意思的是，孔子聽後卻「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
洵棲堂手陶/姜志平
他有宰相之才而終甘當喪家狗，並且當得不怨天不尤人——「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論語·述而》）這就是我們要說的孔夫子的脾氣，也是孔子開啟的中國純正儒生的一個傳統：士志於道，行己有恥。
自「禹傳啟，家天下」以來，中國就成了世界最大的「老闆制」的單位，宰相以下皆是「打工仔」。隨著社會變動，士由貴族降而為「四民之首」，開始了「待價而沽」的生涯，形成了「學成文武藝，賃於帝王家」的供銷關係，這些待後面細說。且說要算中國第一士的孔夫子（事實上並不是，只因孔子具代表性，姑且這樣說），為甚麼要在宰相與喪家犬之間選擇後者？簡言之，就是「窮講究」，不肯無恥。
先說這個「窮講究」。他所講究的正是他所志於道的形式——禮，他之「窮講究」正是在「證道」呢。今天，我們已無法感受孔夫子循禮蹈節的體驗了。因為，人性是個開放系統，有千年如一日的內容，也有日新月異的內容。而且我們這裡只說孔夫子的脾氣——他的「窮講究」精神，這份精神已不是「席不正，不坐」等在細節上守紀律的問題了，它超越了具體，上升為一種「以理抗勢」的精神、尊道不尊勢的態度。在道與勢不一致時，出處成了大節。
這裡包含一個糾纏性的難題，跟隨孔夫子多年的子路深有體會：明知道行道是不可能的了，但不出仕又是不符合君臣倫理的（《微子·子路從而後章》）。但事無道之君又遠仁害義。這事實上是禮的形式與內容發生了矛盾（孔子周遊列國以尋求解決，卻不得不退回書齋從理論上來解決了），而且儒家強調弘毅進取，以濟世救民為己任，不出仕，何以兼濟天下？這樣的大節問題不講究就易滑向「苟取」。淪為苟取，手段就異化了目的，到手了也變味了。所以，必須「窮講究」。孔夫子講究出了一個可操作的、落實到做人上的標準：不能無恥，潔身以進，潔身以退。
孔子以國家政治黑暗，還當官領俸祿為士之大恥：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論語·憲問》）
《論語》裡面，這種意思的話重複多次，也許不是編者不慎，而是孔夫子年年講、月月講的緣故。它如：「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論語·泰伯》）。所以，邦無道，就必須「卷而懷之」。而且孔子為甚麼對顏淵評價那麼高，原因之一就是他看透了，他那一彪人馬中，能夠做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只有他和顏淵（《論語·述而》）。惟修養到這種境界，才能居陋巷不改其樂，才能甘當「喪家之狗」，並昂起高貴、智慧的頭顱。
洵棲堂手陶/姜志平
為甚麼邦無道，還當官領俸祿就是無恥呢？這涉及到儒家一項基本原則，即著名的「義利之辨」。如見利忘義、舍道趨勢，便背叛了士的基本質量。《論語》裡面貫穿著一個與「仁」相表裡的「何為士」的主題：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曾子語）
以實現仁德於天下為己任，就叫「志於道」，是士的總綱。孔子分別針對不同的學生闡述怎樣才能成為一個響璫璫的士，中間有不少細目，但「行己有恥」是前提性的要件，它如「言必信，行必果」是很次要的（《論語·子路》）。孔子已看透了執政諸公均是既得利益者，見識庸凡、胸襟狹小的「斗筲之人」，他們不入流、不足恃——「何足算也！」真正能夠弘道的社會力量只有不屬於任何特定階級的「憂道不憂貧」、「謀道不謀食」的士了。明白了這一點就能體會孔子聽人家說他是喪家犬那種欣慰的笑意了。明代可入聖徒行列的呂坤頗得其中三昧：
以時勢低昂理者，眾人也；以理低昂時勢者，賢人也；惟理是視，無所低昂者，聖人也。（《呻吟語·應務》）
孔夫子這副倔脾氣本能令後代的「老闆」們尷尬、難堪的，可是卻被利用了去；本能使倡言君尊臣卑的後儒以「形擊」的，卻被歪曲了去；惟給「死守善道」的純儒提供著恆久的啟示。
聖凡之別在於能否將理想堅持到底，孔夫子到了悲慨「將乘桴浮於海」的地步，還「窮講究」：「鳥能擇木，木豈能擇烏乎？」（《史記·孔子世家》）——他要堅守士的「自由身」。
作者系：現代陽明書院創始人、中國傳媒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著有《孔學儒術》《王陽明傳》《儒林外史與中國士文化》《影視藝術哲學》《水滸智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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