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導演900年前這場戲，在這孤單改革角色里
一個王朝的精彩並不在於它在歷史上存活了多久，而在於它給後世奉獻了什麼，苟延殘喘地多活幾年或少活幾年，對於歷史長河來說無足輕重，能決定自身輕重的是身後留下的風景。距今950年前，當一個執著的48歲中年男人手持一根叫做「熙寧變法」的導演棒，登上中國歷史舞台的時候，恐怕包括他自己在內的所有人，都沒想過——這幕大劇爭論了近千年之久。
01
一位來自天國的預言家
他就像一位來自天國的預言家，思想穿越千年，有如空谷梵音，知音稀少。他在別人都還在酣睡的時候就早早醒了，並且看見了地球另一端升起的太陽。
當社會主義的萌芽還在西方世界剛剛初放枝頭的時候，梁啟超竟然從他的身上看到了國家社會主義的影子；
列寧在地球上進行第一個社會主義實驗的時候，大讚他是「十一世紀中國的改革家」；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凱恩斯主義在西方如日中天，羅斯福新政在美國大行其道。1944年夏，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華，他發現在近千年前的中國有個宰相己經在推行凱恩斯主義，驚嘆不已，崇拜有加；
當代孟加拉國有個「窮人的銀行家」尤努斯，在農民的青黃不接時段，學著青苗法的做法，開辦小額貸款銀行，居然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引得國人無限感慨他早生了九百多年。
在重農抑商的封建社會，他用政府干預與市場調節兩手強力推動了一場商業與金融的革命，官僚資本剌激著商品的生產與流通，重商主義藉助「周官新義」這個古典政治經濟學牌子在貧癖的土壤里紮根開花，帝國的商業繁華前無古人。
他就是王安石。
青苗法是在常平法這個政府計劃管理的基礎上引人市場經濟的思維，建立官辦小額擔保貸款公司，是現代銀行的雛形；他既反對富豪兼并，也反對國家壟斷，在推進青苗法中始終強調抑配，力主自由經濟，儘管執行有偏差，但他的思想是理性的、超前的。
均輸法與市易法打破僵硬的計劃管理體制，發揮了經濟槓桿作用，用政府資本參與流通，平抑物價，激活市場，這是幾百年之後才真正被領悟的操盤手法。
免役法強化了社會職業分工，保馬法體現了軍民融合的理念。以十八世紀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為標誌，西方經濟學才初步誕生，王安石的變法思想基本上都可以在西方經濟學裡找到它的理論影子，可是，王安石比西方聖哲亞當·斯密早七百多年。
02
在神與鬼之間飄蕩
可王安石沒有那麼命好，一千多年來，他一直在神與鬼之間飄蕩，任人拾打。他太超越他的時代，因此，千百年來被誤讀、被誤解不是時代的錯，是他脫軌跑得太遠太快。
他是宋朝孤峰絕頂、獨步雲天的大政治家，卻被打成亂臣賊子；他是思辨深邃、儒法兼濟的大思想家，卻被罵為離經叛道的思想瘋子、專制者；他是比肩蘇軾、無出其右的大文學家，卻常常由於政治偏見對他褒有不足、暗貶有餘；他私德高沽，近乎聖徒，卻污其為偽善。他「以不世出之傑，而蒙天下之垢」，他活著的時候不修邊帽，死後鬼模鬼樣。
直到近千年之後，同樣身處亂世的變法先驅者梁啟超先生讀著《宋史》拍案而起，憤憤不平，為其作了一次史上最徹底的翻案，王安石才又開始人模人樣起來了。他稱王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頃之肢，其氣節岳然若萬鑰之壁，其學術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設施之事功，適應於時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傳諸今日莫之能廢：其見廢者，又大率皆有合於政治之原理，至今東西諸國行之而有效者也。嗚呼！泉愛伊周，遐哉邀乎，其詳不可得聞。若乃於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
03
君子和而不同
王安石的一生繞不開兩個偉大的人物——司馬光和蘇東坡。
首先，這三位聖賢學問一流、建樹一流、私德一流，放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中都是標杆性的人物，都是真君子，都是泰斗級的思想文化大家，某種程度上說，他們的才能高度決定了趙宋王朝的歷史高度。
其實，他們三人骨子深處的東西是高度一致的，人格的底色基相同。他們都有天縱之才，都是篤信孔孟的曠世大儒，都是忠君愛民、視大宋為生命的超級忠臣，都是只認死理、絕不拿原則做交易的倔人。王安石和司馬光，一個是「拗相公」、一個是「司馬牛」，他們的固執空前絕後。
倒是蘇東坡，兩邊不討好，在王安石如日中天的時候，王安石有意拉蘇東坡到變法陣營中來，可蘇東坡不僅一口拒絕，還大批王安石的變法這錯誤那錯誤；後來元桔更化，司馬光全盤否定王安石變法，老司馬心想你蘇東坡是王安石變法的反對者和受害者，拉你進來支持更化事業應該沒問題，可是蘇東坡不識抬舉，居然當著司馬光的面說王安石的新法也有好的，不應該一股腦兒地加以廢棄，氣得老司馬直捶胸。
他們三個政治上是死敵，但彼此相互欣賞，惺惺相惜，甚至斗到殘酷處還會暗暗保護著對方，君子爭理爭義不謀私不泄憤，鬥爭能有這樣一種格局也讓後世頗有幾分驚嘆。
04
世界還是那個世界
中國已不是那個中國
今天，我們已經站在歷史的風口上，站在一個全新的社會形態的入口處，正進行著一場史無前例、後啟來者的偉大改革。我們每前進一步都在創造，創造意味著某種不確定性，因為歷史從來不提供現成答案。
今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都更接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但是我們絲毫也不比任何一個時代輕鬆，統一大業還沒有完成，外部環境危機四伏，步步驚心，容不得我們有半點苟且偷安和人為閃失，國歌里的「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絕不僅僅是為了喚起我們的憂患意識，而是我們每夭面對太陽升起所必須正視的現實。
不僅趙宋王朝沒有走遠，而且王安石的變法也沒有走遠。沒有一成不變的什麼「祖宗家法」，也沒有數典忘祖的瞎折騰，王安石沒能有效地把「祖宗家法」與當時的社會具體實踐相結合，在改革進入深水區時，最終倒在以「祖宗家法」為旗幟的各種利益格局調整的絞殺中，走極端從來就沒有成功的案例。世界已經進入網路時代，各種思潮競相泛濫，在各種利茲集團之間尋找代言人......誰又能說歷史的影子已經遠去了呢？
——選自《北宋變革風雲》
鄒俊煜，江西省廬山市人，武漢大學政治經濟學博士，現任武漢市漢陽區人大委常委黨組書記、主任。曾先後在武漢市經委、硚口區人民政府、漢陽區人民政府及區委組織部工作，主要從事政府經濟管理工作。任職期間直接組織和領導了區級國有企業改革脫困及政府機構改革等多項改革任務，對改革工作有興趣、有研究，也有基層實踐。在地方黨校有過多次就王安石變法及對當代改革意義的專題講座，深受基層同志好評。工作之餘，愛好歷史、文學，關注當下，有一定的理論功底。參與過武漢電視台大型紀錄片《百年武漢》的劇本撰寫；在報紙雜誌上發表過多篇學術文章。
TAG:中財傳媒新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