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守護童真的語言

許多「給孩子」的詩，其實並不是為孩子所寫。兒童在古詩詞里的出場，一開始是作為詩人的慰籍。

俊逸如鮑照，並未因聖賢之志而忽略了對兒童的體察，於是「」棄置罷官去，還家自休息「之後，開始享天倫之樂：

弄兒床前戲，看婦機中織。

自古聖賢盡貧賤，何況我輩孤且直。

（鮑照《擬行路難?其六》節選）

大濟蒼生並不是生活的全部，當我們說「如同兒戲」之時，誰能斷言兒童的遊戲是微不足道的？無獨有偶，陶淵明在歸隱田園之後，首先就是從孩子那兒求得安慰：

乃瞻衡宇，載欣載奔。

僮僕歡迎，稚子侯門。

（陶淵明《歸去來兮辭》節選）

以上兩位詩人對後人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為他們為無數失意的士子們找到了精神歸宿，而在這精神歸宿中，兒童顯然佔據了一席之地，成了一劑良藥，成了一股詩意的清泉。

推求原因，鮑照和陶淵明身上的掙扎和苦悶，能輕而易舉地被天真的童趣消解掉。官場上的明爭暗鬥，鬱郁不得志，「家貧無以自給」和「不為五斗米折腰」的矛盾，在童心那裡蕩然無存。孩子很少用上述的二元對立的思維去考慮問題，他們遇到衝突之時，不會刻意地動用心機，更不會主動背負沉重的道德負擔，因此，與成人相比，他們更容易抱定一種遊戲人生的態度。

「返璞歸真」哲學的現實意義，就是保持童心，在無路可走的時候退一步，重新審視生活，尋回失落已久的樂趣。俗語「少年不識愁滋味」一句中，充滿了對這種生活的羨慕。

然而事實卻是，令大人時常叫苦不迭的謀生勞作，在孩子的世界也是存在的：

晝出耘田夜績麻，村莊兒女各當家。

童孫未解供耕織，也傍桑陰學種瓜。

（范成大《四時田園雜興?其一》）

范成大當時是以怎樣的心態來下筆，到今天已不可考。就詩本身客觀來說，其實這首詩里包含了兩種視角。站在成人的視角，不禁會感慨「窮人的孩子早當家」，迫於生計壓力，孩子們還未成年就擔起了養家的責任，夜以繼日，不辭辛苦。最小的孩子尚無法懂得怎樣耕種和紡織，卻也願意學著種瓜，為家人出一分力。如果僅僅這樣去讀這首詩，會少了許多趣味，而多出說教規勸之感。再往下演繹，又變成了「身在福中不知福」的訓導了。

可是，換作兒童的視角，誰能理直氣壯地說耕織和種瓜就是迫不得已的苦役呢？育兒的過程中，我們動輒告訴孩子「你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難得讓孩子自主活動。到了開闊的村莊，孩子們的手腳放開了。農忙之時，「訓導者」們投到農忙之中，孩子跟著大人的樣子參與勞作。「童孫」拿著鋤頭種瓜，也沒人因害怕他弄髒了衣服而橫加阻止。這裡，孩子與大人們自然地相融協作，釋放著他們的好奇心，自由地實行著學得的技能，未嘗不是一種樂趣。

善於經營的家庭里，孩子們會漸漸地主動承擔家務，這就是所謂的「懂事」了吧！然而，最為動人的還是純粹的童趣：

大兒鋤豆溪東，中兒正織雞籠，最喜小兒無賴，溪頭卧剝蓮蓬。

（辛棄疾《清平樂?村居》節選）

「鋤豆」、「織雞籠」都是在操持家務，為父母分憂，可是這種成長意味著成人的壓力接踵而至，修身齊家，為國為民都是無法迴避的擔當。對於英雄無用武之地的辛棄疾，這些難免喚起陰雲密布的記憶。像小兒子那樣，心中不為憂愁所擾，一直活在自在的玩樂之中，也算是一種理想的人生境界吧。

人不可避免地長大，時光荏苒，一去不返。於心中留一片凈土，安放童趣，仍可以不時地召回詩意，重獲前行的信念。將童趣寫得純粹而美好的，莫過於宋代的楊萬里：

籬落疏疏一徑深，樹頭花落未成陰。

兒童急走追黃蝶，飛入菜花無處尋。

（楊萬里《宿新市徐公店》）

一葉漁船兩小童，收篙停棹坐船中。

怪生無雨都張傘，不是遮頭是使風。

（楊萬里《舟過安仁》）

如果楊萬里活到今天，他一定會成為優秀的童書作家。這些詩里沒有絲毫成人世界的憂愁、惆悵和焦慮，只將兒童玩耍的姿態和樂趣合盤托出。原本按照尋常詩法，上下句中應當儘力避免重複用字，可楊萬里全然不顧。真正的童趣本就是不假雕琢，如隨手塗鴉，好處不在構造精巧，而只在意境動人。

其實每個孩子都是詩人，追逐黃蝶，張傘使風，本沒有任何實用的目的，卻輕輕鬆鬆地實現了物我合一。楊萬里不用力推求字句，意在讓這些小詩人自己將詩寫出來，而大詩人則遠遠地觀看，不加任何評判，不摻合自己的情感，只是忠實地記錄下來而已。成人對童真最大的尊重，就是不打擾。

可惜後來的詩詞中，繼承童真一脈的漸漸少了。清代的高鼎有一首傳世：

草長鶯飛二月天，拂堤楊柳醉春煙。

兒童散學歸來早，忙趁東風放紙鳶。

（高鼎《村居》）

這首詩可謂是楊萬里的後學。詩中「忙趁」二字已經道出了隱憂：學習與童真似乎漸行漸遠了。《道德經》有云：「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教育是否會讓童真泯滅，怎樣才能守護文化中這些純真鮮活的成分，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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