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人類學與國學研究現代轉型

中國文學人類學的研究實踐與理論探索，大致可分為開創、發展與成熟三個時期，每個階段都與國學發生了全面接觸，並隨著對其深度介入而逐漸改變和更新了傳統國學研究的範圍、理念與方法。

發現古典文學新天地

中國文學人類學的開創期始於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當時因受西方新概念新方法衝擊，我國學術界一方面出現方法論熱潮，一方面也面臨著普遍的學科危機。人們不斷地從西方尋找理論資源，在嘗試了幾乎能找到的學術武器後，終究感覺到中西方之間的種種隔膜，以本土材料印證西方理論遠遠不能滿足我們的學術需要，而以西方理論的手術刀解剖本土案例也並不順手。在此背景下，20世紀80年代葉舒憲編譯了《神話—原型批評》一書，對加拿大批評家弗萊的原型批評理論進行重點譯介，由此，「神話」和「原型」概念在中國得到了持續的關注，並引發「神話—原型批評」的研究熱潮。

在我國大學中文系的學科體制中，習慣上把傳統文化典籍歸入「文學作品」範疇，當代的文學人類學研究者也習慣性地在「神話」中尋找「文學」。當然部分原因可能也要「歸咎」於弗萊本人，因為他的理論本身就為文學研究的範圍劃定了一個「文本」的界限。儘管在《偉大的代碼》一書中他強調其副標題為「聖經與文學」，而不是「聖經中的文學」，並反對在聖經神話中尋找文學故事的做法，但這似乎並沒引起我國學者的特別注意。

問題是，與西方完整而系統的神話文學相比，人們感到中國神話材料和資源的「匱乏」，有學者據此認為這一西方理論並不能適用於中國文學研究。但是少數探索者終於認識到所謂「神話」不僅是文學故事，它還是原始儀式的伴生物，帶著古老巫術的痕迹。更為重要的是，各種神話意象背後的「神話思維」（或稱「原始思維」「儀式思維」等），是極其寶貴的民族文化財富，潛存著豐富的文化基因，那些原本被視為「謬悠緣飾之書」的如《山海經》《楚辭·天問》等，在中華文化遺產中完全應該居於核心地位，這是一個比「文學」更加廣闊的天地和更加值得研究的領域。

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原型批評作為文學批評理論，當其「旅行」到中國後，卻引導著一些學者逐漸走上了以民族神話為主要對象的研究之路。「中國文化的人類學破譯」叢書堪稱這一研究方法結出的碩果。因受到英國著名人類學家弗雷澤《金枝》的巨大啟發，以及顧頡剛、聞一多等前輩學人的實踐操作和研究成果的鼓舞，蕭兵的楚辭神話研究在傳統文字訓詁的基礎上，加以大量的民俗資料作比較和旁證，多有創穫。正是因為有了大量民族與民俗材料作參證，雖然只是間接引用，但是相比近代歷史上王國維運用「地下之新材料」與古文獻記載相互印證以考古代歷史文化的「二重證明法」，則算是又向前邁出了探索性的一小步。

開拓傳統文化新空間

中國文學人類學的發展期應始於1997年中國文學人類學學會的正式成立。在其早期，大多數成員沒有受過人類學正規訓練，基本上是做案頭工作，學者們仍然只是受到西方古典人類學研究範式的啟發，在學術視野和研究對象的範圍上尋求擴展。但隨著西方人類學著作的廣泛譯介，中國文學人類學研究者及時跟進西方當代人類學前沿理論，同時進行深入的學科反思，一些學者開始走向「田野」，漸漸地超越了「神話文學」觀，從弗萊「文學的人類學研究」理念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同時也回應了文學研究之文化轉向的世界趨勢，最終，學術團隊找到了「文學與人類學」的學科交叉地帶，即口傳與儀式的活態展演場境。

前人留下的浩瀚典籍只能算是整體文化中的一部分，而且很可能是「小」的而非「大」的那部分傳統，傳世文獻的書寫情境中明顯受到王朝敘事和皇權意識形態的影響與控制，遮蔽和壓制了民間和民族文化的部分。更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文字的抽象化、抒情文類的精練化、書寫的理性化等，不可避免地遺漏和過濾掉許多文化信息，造成後人理解上的困難。古人雖然說過「禮失而求諸野」，但如何求法卻沒有指出有效路徑。中國文學人類學研究者進一步認識到，僅以人類學理念研究傳統文化中較高的層次，雖然在經典闡釋上取得了不俗成果，但還是沒有跳出考據學的範圍。真正的人文學科現代轉型必然涉及對文化傳統的整體把握和系統描述，也就不應該遺漏無文字和半文字的社會階層及其文化， 應該具備整體觀照中華多民族文化的廣闊視野。

這一時期學者已逐漸認識到將傳世文獻與民間活態傳承、將漢語典籍與民族文化資料進行關聯和對照的巨大效用。經史中的歷史敘事、方誌記載的風俗年節等，可與民間、民族社會的展演情境聯繫起來進行立體觀照，我們絕不能滿足於在書本上看到相關的文學與文化「知識」，更應看到特定社會人群對此「知識」的實際「使用」。在這方面， 不少學人頗有建樹，如徐新建對西南多民族文化的研究，彭兆榮對「文學與儀式」的考察，劉守華的民俗學和民間故事學研究，等等。可以說，人類學的草根性幫助我們發現了國學的根基原來在民間，也幫助我們逐漸突破了以諸子為源頭的傳統國學理念，開始真正觸及傳統文化的根基和本源。

構建國學研究新方法

進入21世紀，隨著人類學在國內的大力發展，各種應用人類學分支也不斷出現，如影視人類學、教育人類學、都市人類學、醫學人類學等。僅從名稱概念上看，文學人類學似乎應該並列於其間，但實質上，這門學科卻因其具有了自身的方法論而最終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其具體操作方法被稱為「四重證據法」：包括傳世文獻、甲金文、田野材料及考古實物與圖像。

作為該方法的大力倡導者和長期實踐者，葉舒憲曾集中闡述過跨學科、跨文化理念和方法上「雙向綜攝」的打通式研究對我國人文科學範式轉換帶來的巨大效用。當傳統國學研究「以古為尚」「以經證經」的考據式研究早已不能滿足現代學術需要之時，有必要輸入學理，借鑒西方人文社會科學概念和方法，不能照搬西方理論。西方經典人類學獨具一格的田野調查方法原本是為小型封閉社會量身定製的，對中國這樣幅員遼闊、歷史悠久的古老文化並不完全適用。中華傳統文化擁有汗牛充棟的傳世文獻，要根據自身的文化傳統和文學經驗採取相應的方法和手段來讀解和讀懂經典，新的方法體系必然要將訓詁考據之學整合進去。中國文學人類學研究者認為，通過甲骨文和金文研究能夠探尋關鍵性漢字所代表的神話原型，故其具有文獻資料所不具備的考釋價值。另外，現今出土的大量考古實物及圖像作為證明材料的又一個來源，在材料的性質和形態上，顯示了其作為「物質文化」的研究價值。

通過方法綜攝和學理融通，中國文學人類學克服了傳統國學狹隘的文獻中心觀和貴族化傾向，形成了跨越中西、打通古今、連接雅俗的現代學術品格，基本具備了在文化整體的比較中充分探索中西文化之同與異的學術能力，并力求在人類文化的通性和共性中認知中華文化的特性與個性。若能持之以恆，更可能實現現有學科體制的某種突破，完成學人身份定位上自我認知的轉換，並最終帶動國學研究走上現代人文科學的轉型之路。

（作者：林科吉 單位：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丁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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