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開啟中國經濟地理的大變革時代!
秦漢之後,隋唐之前,中國歷史再度經歷一段漫長的大分裂時期。
這個中國歷史上政權更迭最頻繁的時期,從魏到隋的三百六十一年間,經歷了大大小小三十餘個王朝的興滅更替。
從魏蜀吳的三國鼎立,到西晉的短暫統一,再到東晉開始的南北朝分立,北方進入五胡十六國的大動蕩,南方則在東晉之後,經歷了宋、齊、梁、陳的四朝更替……
這個連名字都難以統一的時代,給人的印象是紛繁複雜的:除了讓人揪心的大分裂、大亂世,也有令人神往的英雄豪傑、燦爛文化和民族大融合……
今天,在看完《哈佛中國史》第二卷《分裂的帝國:南北朝》之後,我似乎發現了一個更大的秘密:中國經濟地理變革的大時代,是從魏晉南北朝開啟的!
從此,中國經濟的重心由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轉移,中華文明的核心也從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擴散,北部眾多游牧民族也在這一輪大融合中進入到中華民族的範圍中來!
經濟重心向長江流域轉移
有史以來,作為中華文明的核心腹地,黃河流域一直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主軸線。
從夏商周到秦漢,中國最重要的地理劃分是黃河上游的黃土高原和黃河中下游的衝擊平原之間。先秦以來的主要歷史基本都可以被描述為這兩個區域間平衡的轉換。
位居渭水河畔、黃土高原之上的長安、咸陽等地,東有潼關,西有大散關,南有武關,北有蕭關,阻山帶河,易守難攻,戰略位置十分重要,成為西周、秦、西漢等朝代的都城首選。
位於黃河中下游衝擊平原的洛陽等地,緊鄰河南、河北、山東等傳統經濟中心,人口眾多,經濟繁榮,在保受北部游牧民族侵擾之後,成為東周、東漢等國家的都城選擇。
從這個角度來說,先秦到秦漢的中華文明史,基本上就是一部黃河文明史。中國歷史的重心在黃河上游的黃土高原和黃河中下游的衝擊平原之間來回搖擺,其他區域基本被定義為蠻夷之地。
東漢以來,為了應付日益嚴重的北部邊疆危機,政府將游牧民族安置到國境之內,將它們編入遠征軍。
游牧民族大舉遷入黃河流域,一方面促成了漢族和非漢族文化的大融合,另一方面,也推動了第一次向南方移民的潮流。數以百萬計的漢人,特別是農民,開始大舉向長江流域遷徙。
220年以後,漢朝覆滅,北方戰火不斷,黃河流域逐漸淪為非漢族部落統治者之間的戰場。即使是戰火停息的時段,北方也基本被非漢族人所統治,他們的行動驅使更多的漢人從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遷徙。
據歷史記載,公元280年至464年,由於大量外遷人口的到來,長江流域及以南地區的戶籍人口增長了五倍。
到隋朝重新統一的589年,全國約有40%的戶籍人口居住在長江流域。江南從以往的邊陲之地、蠻夷之地逐漸成為全國的人口中心、經濟中心和文化中心。
魏晉南北朝之後,中國地理、文化的劃分不再是之前的黃河上游和黃河中下游之間,而是在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之間……
三條由北向南的移民路線
經濟地理的大變革是以大規模的人口遷移為前提的。
沿水路和貫穿各個山中關隘進行的遷徙,推動了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之間的人口中心大轉換。
黃河流域的漢人或沿水路南下,或翻越橫亘在南北之間的秦嶺、伏牛山,進入長江流域及以南地區。主要的移民路線有三條,長江上游、中游、下游各有一條。
最簡單的一條主要通往長江下游。從黃河中下游的衝擊平原出發,向東南行進,穿過黃河下游和淮河流域,到達長江流域。
抵達長江以後,這些北方移民的大部分順江而下,去往長江口的杭州等地;另一部分則溯江而上,直到鄱陽湖。從那兒,流民能沿著贛江繼續南下,翻越梅嶺,過北江,進入現在的廣東。
第二條移民路線主要通往長江中游。以漢朝的兩大故都長安、洛陽為起點,分別翻越秦嶺、伏牛山,在漢江上游的襄陽匯合,再順著漢江南下,到達洞庭湖。
在那裡,其中的一部分移民會選擇繼續南下。他們或沿贛江到廣東,或向西南沿著湘江到長沙,然後繼續前行直到今天的越南等地。
第三條移民路線主要通往長江上游。這批移民從長安出發,西行至今天的寶雞之後,再向西南行進,通過蜿蜒重疊的山路,翻越秦嶺,抵達現在四川的核心地帶——成都平原。
據史料記載,這條全程約435公里的路線,有1/3的路都建在懸崖峭壁之上。這條「難於上青天」的蜀道,由於非常難走,相應的重要性也最低。
三條移民路線的難易帶來了長江三大區域移民數量的差異,進而造成了長江流域三大地區分化的格局。
長江下游和長江中游承接了北方移民的絕大部分,不僅為這兩大區域農業的大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同時為南朝長江下游和長江中游之間的敵對競爭補充了大量的兵源。
其中,長江下游的建康(現南京)、江陵(現揚州)由於充當南朝四國的都城,江南經濟、政治、文化中心的雛形開始形成。
經濟地理大變革的重大意義
對比魏晉南北朝之前的秦漢,以及之後的隋唐宋元明清,我們或許能更好的理解這一經濟地理大變革的重大意義。
可以說,當今中國的人口、經濟、政治、文化格局,就是在魏晉南北朝這一時期奠定的!
首先是南方人口的大增長。當華夏農耕文明伴隨著漢人的大舉南遷而擴散,長江流域由於優越的氣候條件及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帶來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進而推動了人口的持續高增長。
南北朝之後,全國40%左右的戶籍人口居住在長江流域。到8世紀中期的唐朝,仍有超過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北方。然而,到13世紀晚期的南宋,只有15%的人口居住在北方。
這並不能歸因於北方人口的減少,因為這一時期北方人口仍在繼續增長,只是南方人口出現了巨幅增長。
其次是經濟、文化中心的南移。在長達三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北方大多處於戰火之中,長安、洛陽等傳統的政治、文化中心保受戰火蹂躪,人口大量南遷,經濟處於時斷時續的緩慢發展之中。
反觀長江流域,在充分利用南方豐富的水資源基礎上,通過大力興建排水和灌溉工程、改善水稻移植技術、發展育種技術等,農業獲得持續的大發展。同時,利用縱橫交錯的水路交通網路,各區域之間的商業聯繫也變得愈加緊密。
第三,加強南北方交通聯繫成為統一國家的必然選擇。人口、經濟、文化中心的南移,與傳統的北方政治中心產生背離,促使新的統一國家必然加強南北方的交通聯繫。
事實上,隋朝統一全國之後,由於都城大興城(即長安)位於傳統的黃河流域上游,其核心要務就是聯通經濟中心和政治中心。
通過修建大運河,大宗商品從南到北、從東到西的船運成為現實。通過促進人員和貨物的大規模流動,中國兩大流域流經的地方再度結合到一起。
更重要的是,長江流域這一大糧倉的糧食,從此可以暢通地從南方運到北方,北方則通過不斷的征戰和軍事統治,成為國家的政治中心。
作為修建大運河的副產品,黃河以北的運河直通涿郡,讓北京在元代開始崛起為中國的政治中心奠定了基礎!
最後,推動了商品經濟發展時代的來臨。南北方各區域自然資源的差異,隋唐開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長期分離,南方水運系統的發達,南北方快捷水運系統的建立,海運系統的萌芽……
所有元素的長期融合,使得中國自給自足的農村經濟逐漸向注重分工的商品經濟發展,為宋代出現的商品經濟大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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