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爾·弗格森：破解亨利·基辛格的「讀心術」

最新 05-07

尼爾·弗格森（採訪對象供圖）

尼爾·弗格森，著名歷史學家，博士，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米爾班克高級研究員，哈佛大學歐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哈佛大學歷史系勞倫斯·A.蒂施講席教授。他撰寫了包括《戰爭的悲憫》《羅斯柴爾德家族》《帝國》《文明》《基辛格：理想主義者》在內的15部著作，其中《基辛格：理想主義者》榮獲美國外交關係協會阿瑟·羅斯獎。

2008年，根據其作品改編的PBS系列紀錄片《貨幣崛起》榮獲國際艾美獎最佳紀錄片獎。2011年，其電影公司推出的首部長篇紀錄片《基辛格》榮獲紐約國際電影節最佳紀錄片獎。弗格森榮獲的其他眾多獎項還包括本傑明·富蘭克林公共服務獎（2010年）、哈耶克終身成就獎（2012年）、路德維希·艾哈德經濟新聞獎（2013年）。

除了每星期為《星期日泰晤士報》和《波士頓環球報》撰寫專欄，他還創辦了Greenmantle諮詢公司並擔任董事總經理，還是艾弗里資產管理公司Affiliated Managers Group的董事。

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於2015年9月出版了著名外交家、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的傳記，日前，這本書的中文版面市，取名《基辛格》，中英文版的副標題均為「理想主義者：1923-1968」。

確實，在弗格森筆下，基辛格的前半生深受康德式理想主義思想的影響，年輕的基辛格有幸結識了弗里茨·克雷默、威廉·艾略特、麥喬治·邦迪和納爾遜·洛克菲勒四位良師。而在書的結尾，基辛格轉變成了現實主義者，被尼克松政府任命，到達權力的巔峰。

弗格森教授在今年1月在美國出版的新書《廣場與高塔》中認為，基辛格的崛起之路是「驚人」的，同時看似不大可能。基辛格的成功、名氣不僅是由於其睿智和剛毅的性格，還由於他非常善於建立形形色色的關係網路。

對於中國人來說，基辛格有一件最了不起的外交成就：1971年，他秘密訪華，為次年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做鋪墊，中美關係得以「破冰」。

4月27日上午，弗格森來京期間接受了參考文化專訪，以下為採訪摘要：

弗格森來京接受參考文化專訪。孫之冰/攝

士兵生涯塑造了基辛格

參考文化：基辛格的童年如何影響他的人生？

尼爾·弗格森：基辛格一直說，我們不應該認為他是一個受害者，或納粹統治下受到創傷的猶太人。因為他離開德國的時候才15歲，在政治上還不成熟。

但我發現有證據表明，有人反駁說：他準確意識到了猶太團體在納粹面前是不堪一擊的。我們在分析他的發展時，不能排除早年間的這些經歷。想像一下，如果你在15歲時就被迫離開你的國家，受盡威脅，見證壓迫者對你父母的暴力行為。（你會變成什麼樣？）

基於這些，在個人的塑造方面，他後來的士兵角色比作為孩子的角色更重要。他在美國軍隊中的經歷改變了他的成長方向，使他成為我們所知道的亨利·基辛格。

Q：能不能舉一些具體的例子解釋一下這點？

A：我認為有兩個方面：第一，他離開德國六年後，作為一名美國士兵回到德國，真的是一件太偉大的事情了。他作為一名士兵對抗納粹的經歷簡直是太棒了。我知道這個是因為他在寫給他父母的信中講到那段經歷。

第二，在軍隊里他認識了弗里茨·克雷默，克雷默也是一位從納粹魔爪下逃脫的難民，他是基辛格歷史和哲學教育的啟蒙導師。我曾經表達過這樣的觀點：我不認為基辛格的腦子會自己思考歷史，但是克雷默成為他的靈魂伴侶，鼓勵他去思考歷史。克雷默還告訴他，戰爭結束後，「不要去城市大學！去哈佛！」所以我認為，克雷默對基辛格人生方向的改變有著深刻而持久的影響。此後，克雷默繼續成為基辛格的精神導師，影響著他。這段關係是基辛格一生中最重要的關係之一。所以，我會說，真正塑造基辛格的時期是戰爭年代和他作為士兵的那幾年。

資料圖片：二戰期間，士兵基辛格（右一）跟戰友、德國兒童在一起。（圖片來自斯蒂夫奧斯丁州立大學官網）

從理想主義者到現實主義者

Q：你為何稱基辛格為一個理想主義者？

A：當然，基辛格更傾向於被認為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和倡導美國現實政治的自治主義者，像尼克松和福特那樣，但在基辛格生命的早些年，他明顯更像一個理想主義者而不是現實主義者。這是出於這兩層含義：第一，他是一個哲學思想上的理想主義者，他對哲學有著很深刻的研究。第二，他在政治方面也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經常會提出這樣的觀點：即使冒著戰爭的風險，美國也應該抵抗蘇聯侵略，比如在柏林問題上。所以我在想，他在政治方面的理想主義導致了他和漢斯·摩根索關於俾斯麥（建立德意志帝國的政治家——本網注）和越南問題的爭論。

1967年，基辛格也發現了理想主義的局限性。他關於這部分的研究論文像碎片一樣，散落在他未出版的書里。這揭示了他思想的轉折點。因為他漸漸發現，如果沒有現實政治，沒有俾斯麥的政治巧思，不可能把美國從越南問題的一團亂麻中解救出來。所以當基辛格和尼克松會晤討論關於工作和管理的可能性時，他已經不是20世紀50年代的那個理想主義者了。他開始明白，在他的策略中需要利用俾斯麥政治，才能達到目標。

Q：你曾經說過人們誤會了基辛格，那麼我們應該如何正確地描述他？

A：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基辛格都受到了頗具敵意的批評，這種認為他是一個戰爭罪犯的「左派」觀點，是非常有問題的。如果基辛格是一個戰爭罪犯，那麼1945年以後所有的美國國務卿都是戰爭罪犯了，如果這樣的話，國務卿的任期也就失去了意義。《基辛格》這本書的第二卷想要達成的目標就是去普遍地審判美國國務卿和政治家。

此外，你不能用哈佛學者的標準去審判國務卿。基辛格自己在20世紀50年代就說過，外交政治戰略總是在邪惡勢力之間做抉擇，並沒有柔和的選擇。很多學者並不能理解這一點，因為他們並沒有做過真正艱難的抉擇。所以結果就是，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的很多人都像得了失憶症：忘記了冷戰的本來面目。我們太容易假定冷戰的結果是不可避免的。在20世紀70年代所做出的任何外交抉擇都要基於冷戰語境。

如果你身處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白宮，你將在諸如中東、拉丁美洲這些地區面對來自蘇聯的多重挑戰：世界並不會按美國的方式發展，我們需要從這方面去了解基辛格。他從前任那裡繼承了一個非常弱勢的職位。1968年之後的部分時間裡，這都歸功於基辛格巧妙的策略。

在北京三里屯，尼爾·弗格森的海報分外顯眼。陳雪蓮/攝

1972年中美關係正常化的真正起源

Q：你能否總結下1923年至1968年間基辛格對中國的政治和外交觀點？

A：在他職業生涯的初期，他根本沒想過亞洲的問題，他都專註於研究歐洲或者有關蘇聯的戰略問題。儘管他在20世紀50年代也研究過朝鮮問題，但基辛格並不是亞洲問題的專家。然而，也有例外。我在這本書里也展現了1972年中美關係正常化的真正起源：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基辛格結識了捷克斯洛伐克在德國的情報活動前頭目、時任該國國際政治與經濟研究所所長的安東寧·施奈達雷克，後者告訴他，中美要就反對蘇聯達成一項外交協議，一開始，基辛格認為這個想法很瘋狂，但是施奈達雷克認為中美最終將達成協議。

同時，尼克松也開始思考這些問題。尼克松在他的第一篇論文里討論了美國需要與中國建立積極的關係，這裡有一些很有趣的新發現。我想在第二卷書里展現的是基辛格是如何從內部戰略逐漸有效地控制外交進程：他從巴基斯坦飛到中國，開始中美談判。尼克松把那個位置（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本網注）讓給他並非無法避免。顯然，時任美國國務卿羅傑斯本應該那樣做。但基辛格說服尼克松給他這份工作，1971年基辛格秘密訪華和1972年尼克松訪華是另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也是我第二卷書的中心內容。唯一的挑戰是（能否獲得）來自中國的資料，但這不會對成書的走向有改變。

1972年2月21日，毛澤東主席在北京中南海會見美國總統尼克松。周恩來總理、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參加會見。新華社記者杜修賢/攝

Q：對第二卷涉及中國的部分，你有什麼新發現嗎？

A：第二卷書肯定有很多新材料，特別是我們對不同的歐洲國家和它們所扮演的角色了解得更多了。例如，法國在這一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對於這些，我有新的故事要講。

Q：你提到基辛格要求尼克松給他這個艱巨的任務，以建立中美之間的新關係。這種信心從何而來？基辛格似乎有一種建立人脈的獨特能力。

A：首先，基辛格明白他和尼克松的戰略發展和策略使用的關係。在給中國和蘇聯施加壓力的同時，也試圖從越南手中「解救」美國。我認為這是為了理解尼克松希望實現的目標。

其次，我認為你是對的：基辛格有信心可以與周恩來建立一種私人關係，儘管基辛格對中國缺乏專業知識。這種自信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天生的智力自信，但同時也基於基辛格對談判對手的理解能力。

基辛格的強大之處在於，他能看到世界有利的一面——這也許是因為他是外來文化的移民。基辛格有著非凡的才能——讀心術。讀心術是挺玄的，尤其是在需要跨越文化障礙時。基辛格可以利用歷史學和心理學去做到：他在20世紀60年代的各種非正式外交場合上發展了這項技巧，到1971年，他這種能力依舊修鍊到可以進入任意一個跟他談判的人的腦子裡。這是一種只有他可以使用的技能。

與基辛格保持距離

Q：你和基辛格的私人關係如何？

A：我想如果我離他太近了，好多事情反而成不了，所以我要保持一定的距離。我們交流的時候，我更依賴於寫信和打電話。他也不用電子郵件。我不後悔這麼做。亨利是電話的忠實用戶，他喜歡給人打電話。我想，如果我每周都給他打電話，好像也不行。我們大概每年見面四次，但我真的避免使用手機。不像他，我討厭電話。

Q：你如何應對寫作的壓力？他告訴過你刪掉關於他婚姻的部分？

A：我們有一個協議：關於個人和家庭的任何信件，我只可以引用他許可的部分。我認為這是公平的，因為作為一個經歷過離婚的人，我也不確定我願意這些信件或電子郵件被公開。他只要求我從他寫給第一任妻子的信中刪除幾句話。我同意這一點，畢竟那是他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