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期GQ Style除了陳冠希，我們還進行了這些「再造」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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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nvention」（再造）是一個非常開放的議題，在當下的時代，我們幾乎每天都會經歷一番洗心革面的「再造」，其實，從封面就可以看出來，此次我們請來了藝術家 KAWS 對陳冠希與女兒 Alaia 的封面進行了「二次創作」，而對於時裝範圍內的「再造」，GQ Style 邀請了業內的不同人士對於「再造」進行了多方面的探討，讓他們使用他們的方式暢所欲言。

《智族 GQ》的時裝總監 Anson 在卷首語這樣寫道：「我的時尚啟蒙於上世紀90年代，是個百花齊放的年代，Helmut Lang、Jil Sander 直衝腦海，Tom Ford、Martin Margiela 與 John Galliano 等，讓我覺得當年彷彿是最好的，後來長大，眼界寬了，原來各年代有各年代的美好故事，就好像俄羅斯設計師 Gosha Rubchinskiy 著迷於他的青年時代，只不過化作當下語言，片面地綁架了過去幾季的潮流。中國設計師的崛起，讓東方時尚蓬勃發展，『鏡花水月』或許只是其一，自己人面對文化的再造，也有著全然不同的詮釋。」

攝影：許闖 形象：Anson Chen

的確，在 2018 SS 系列當中，Thom Browne 讓男模紛紛換上了裙裝，腳踩高跟鞋，在前不久與《智族 GQ》的採訪中，Thom Browne 對我們說到，「給模特穿上裙裝，這或許就是十分盛行的『街頭風格』吧」。即使看起來有些矛盾，卻是極具衝擊力的，與 Ann Demeulemeester 的柔美風格看起來不同，看來對於再造這一話題，設計師們已經開始心照不宣地表達著自己的想法。

攝影：Carlotta Manaigo 造型：Haidee Findlay-Levin

青春與口號大概是這一季設計師們最想進行嘗試的，或許與90年代的文化回潮有關，「城鄉青年」的時裝風格近期又成為了熱門討論的話題，不過，GQ Style 對於城鄉青年時裝風格體現，多了一份酷勁兒，有剃著 Fendi logo 的光頭青年，也有穿著一身 Adidas 運動服的新生代「Skin Head」，如今社交網路的發達讓青年文化變得國界意識模糊，看看城郊時尚怎麼影響了如今的時裝風格，倒也有另一種趣味。

攝影：朱騫 形象：Lillie Zhou

當然在全為靜物的時裝大片中，我們也試著用「再造」的形式賦予於物件「新」形態，用全新的視角審視著這些物件，隱去了他們日常功能性的意義，將他們作為藝術品一般的面目呈現。

攝影：Leslie Zhang 形象：吳睿騏

中國設計師的崛起讓東方時尚蓬勃發展，自己人面對文化的再造，也有著全然不同的詮釋。這些年輕設計師在 base 在上海的攝影師 Leslie Zhang 的膠片機鏡頭下，擁有了另外一番有趣的面貌。在這次拍攝中，我們請來了8位中國設計師，特意「修」掉了他們的面孔，讓他們與自己的服裝同框出鏡。

插畫：Chenxi

在俄羅斯設計師 Gosha Rubchinskiy 正大紅大紫之時，我們意外地在 Instagram 上看到了 Gosha 宣布要關掉自己品牌的新聞，而我們也有幸在這之前於北京採訪到 Gosha 本人。坐在 GQ Style 對面的 Gosha 穿著一件牛仔夾克，上面別著他剛從北京衚衕里的紀念品小店中買回的別針，一杯青島啤酒下肚，與我們聊了聊他的「青年時代」。

GQS你認為 90 年代對於你的影響是怎樣的?

GR我經常回想，「90 年代」在我還是個年輕人的時候是怎樣的，我也經常讓自己回到那時刻，找回當時的感覺，但在我現有的記憶中，是追尋西方音樂的時刻，是想特別努力讓自己看起來與別人不一樣，追尋風格的時刻。而我再看如今的年輕人，我想用一種當代的語言與他們產生對話。我的過去固然重要，90 年代的西方文化來襲對我們的影響也十分之大，但回歸於系列中，我喜歡將過去的以及當下的現象重組，在兩者之間尋找共同的載體，並為其尋求一個再來的可能。

插畫：Chenxi

GQS如今很多來自俄羅斯的年輕人都說你已經成為了青年文化的一部分。

GR年輕人是反映當下社會的一面鏡子，他們是真正「講故事的人」，對於我來說與年輕人產生共鳴，通過時裝的模式，是有趣的。我們的成功也是因為這些年輕人。現在的年輕人與你20多歲時所接觸的年輕人有何不同？現在的年輕人因為有了發達的網路和社交媒體，所以現在你可以認識無需見面的朋友，莫斯科的年輕人可以看到美國小鎮中的年輕人怎麼滑冰。只能說現在的年輕人是自由的，他們可以隨意追逐喜歡的事物。

GQS你年輕的時候呢?

GR我年輕的時候曾經痴迷於音樂，90年代時西方文化侵入，當時的電子音樂盛行，我也十分熱愛電子音樂。但那時候的俄羅斯沒有很多音樂商店可以買到國外的CD專輯，需要一家店一家店去逛、去淘。當然我也會在電視，或是雜誌上看到紐約和倫敦的人，他們穿著很時髦的衣服，這就像打開了新的視野，我覺得他們是很酷的人。所以在我20多歲的時候，總是想著要做些什麼才能讓自己看起來十分「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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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已然到來，消費者的年齡層在更迭，不同習性的消費習慣在變革，新世代上位一事遠不值得大驚小怪，可眼前這撥來自「Y 世代或「Z 世代」的20多歲甚至更小的年輕人，僅憑自身的存在，就在短短几季內為奢侈及時尚產業帶來空前影響，直中立業100年以上的時尚品牌，對其本身的運營邏輯形成衝擊。另一方面，對於時尚產業中這些設計師的「進進出出」，這一切何以發生、發酵？在專題性的討論中，撰稿人 Nirokita 進行了以下探討：

21世紀的時裝法則：得市場者得天下

新的局面之下，足以應戰的時裝創意需要超越「話題度」、「爆款」所能考量的範疇，需要炮製強烈的效果、延長體驗的鏈條，正向某種意義上的藝術實踐無限接近——在一次面對英國《衛報》的採訪中，Virgil Abloh 正是用到這個詞來概括他飽受爭議的拼貼設計、古著翻新。在社交媒體，速度即權利，沒有什麼比這些拼接兩件衣衫、印刷大幅圖像、放置大量 Logo、擁抱旗幟和符號的手法更高效的了。當 Christopher Bailey 把「Burberrys」老牌字樣帶入即看即買的 Burberry、Alessandro Michele 把釘珠的宣言和刺繡的動物鋪滿 Gucci，不僅因為它們分別訴說著作為記憶或情懷的八十年代英格蘭、古希臘羅馬神，更因為它講究的是視覺效果、是必爭人前，曾經承擔「解梗」職能的嚴肅時裝評論在無論傳播鏈條，還是銷售鏈條中都顯得可有可無，將靈感層層壓縮為傳統時裝語言的手法更顯得蒼白徒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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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傳統媒體走向新媒體的內容式再造；藝術形式的重組再造，而在這一期，GQStyle 對於這一議題做出了不同形式的探討。

對於當下正在悄然發生的改變，我們也找來了藝術家徐冰、 Nowness.cn 中文版編輯總監耀輝、新銳設計組合 Pronounce，以及專欄作家王瀟洒逐個討論了一番關於當下「再造」的看法。

從左到右、從上到下：Pronounce、耀輝、王瀟洒、徐冰

「人與人之間的偶遇像是一種緣分。人與衣的偶遇也是某種緣分，例如我們與中山裝之間的絲絲縷縷。最起初，是在準備2018 S/S第一個倫敦系列前期，我們花了500元錢從上海愚園路的一個老裁縫手裡收了一件口袋裡還裝有半透明紙包著的小藥包以及日常雜物的中山裝，當時純粹是想拆掉一件正經八百的中山裝，深究一下其內部結構，而這偶然的遇見，成為了一切的開始。

我們似乎已經忘記，中山裝從誕生到上個世紀80年代初，一直以來都是中國男性的主要服裝。無論是在民國時期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中山裝幾乎成為了中國男人的制服。現今中山裝的回歸併不是簡單地複製以往模樣，而是要自己立足於 E 世代的改變。

中山裝，最早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陸軍軍服，以及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西戰爭的美國陸軍軍服 M1899 Officer"s Khaki Field Blouse。它本身的出處就帶有一絲的政治意味。我們想著，中山裝這麼立整好看，穿起來挺拔也精神，但為什麼顏色只有黑灰和墨藍色？為什麼中山裝普遍都是中老年人在穿，你卻極少看到年輕人在穿?為什麼不能有一件酷酷的中山裝?為什麼不能有一件可以實穿同時又或許可放進博物館珍藏、代表著2017年時下審美且精工細造的中山裝?

偶然一次正在咖啡廳討論類似話題的時候，窗外路過這樣一個女孩，她穿著絲絨質感唐裝戴著橢圓形墨鏡，自信鬆弛，落落大方。一直熱愛捕捉東西方文化交融興奮點的我們問自己：如果試著把我們一貫擅長的西裝剪裁技巧與東方精髓的中山裝重新創造（而最有趣且激發我們開始行動的一點是中山裝本身的起源又是來自於西方服飾），這樣的一來一回，會改造出什麼樣不可預知的結果？」

—— Pronounce設計師

「我對於時裝短片的執念源於2012年，受邀協助我的編輯總監葉曉薇與英國大使館文化處共同策劃一場名為「時·光」的中英時尚電影展。正是這次展覽，幫助我系統地梳理了半個世紀以來的時裝短片史。當時英國策展人 Kathryn Ferguson 將上世紀60年代時尚和動態影像的早期試驗 Nick Knight創立的網站 SHOWstudio 的作品，以及 McQueen 秀上 Kate Moss 的全息影像一併帶到北京 UCCA 當代藝術中心，那是近300部讓人為之驚嘆的作品!

那時候，中國策展方輸出的內容少得可憐。整個國內時尚媒體影像架構還拘泥於拍攝平面大片的單一形式。偶爾有些側拍的花絮就了不起了，更別提專攻時裝短片的導演。然而在西方的時裝短片體系里，除了時裝攝影師本人轉投導演的角色，電影人才也來自音樂錄影帶和影像藝術領域，到後來慢慢開始有人專攻此道。倫敦藝術學院也特設時裝電影專業。回望我們自己時，除卻如馮海、夏永康和許闖幾位時裝攝影師為數不多的短片作品以外，根本連拿得出手的 MV 都沒有。所幸2010年，楊福東與 Prada 合作的藝術短片《一年之際/第一春》推動我們摸著了竅門，繼而促成了當年不少中國新銳藝術家和時裝設計師的合作:周翔宇與陳軸，葉甫納與劉清揚，陳天灼與上官喆......其中包括一部藝術家陸揚為展覽創作的短片《獸化》，葉曉薇將這件作品同時投給了 NOWNESS 國際版進行首映。這也是我們與 NOWNESS 最初的緣分。

今天，你可以在被「現代傳播」收購以後的 NOWNESS 上看到囊括了藝術、設計、時尚、美容、音樂、美食和旅行等多個方面的短片。通過微信端一天一更的推送，觀眾從屏幕這端瞬移到位於地球另一個遙遠角落的設計師私密園林；也可以在夜深人靜時，用一道溫熱的菜肴、一則刻薄的玩笑治癒自己。跳脫出視頻網站的平台窠臼，發掘敘事中的獨特創意和體驗，擁抱日常生活點滴的新奇與不平凡。更重要的是，NOWNESS 的短片視角不再停留於僅從慣常的歐美文化出發，上海編輯部好比和倫敦編輯部順著時差，相互輪班，補充著更多有意思的亞洲勁道。不變的是，大家始終堅持不做「無聊」的內容。

當社交媒體像一記響亮的耳光悶頭打在每一個傳統媒體人臉上，當明星貨成為奢侈品行業中的新名詞，身處這個時代的每個人都在試圖找到新的規則和出口。社交網路帶來了便利，也帶來了垃圾信息式的可惡。但解決方法並不複雜，完全取決於你的定力和與時代相處的能力。特朗普能當美國總統，Virgil Abloh 能當 Louis Vuitton 男裝創意總監，還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

—— 耀輝 Nowness.cn 中文版編輯總監

「英文方塊字是一種戴著面具的文字。它們看上去和中文一樣，其內核卻與中文毫不相干，是徹頭徹尾的英語。我是把中文、英文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書寫體系硬是給弄在一塊兒，就像包辦婚姻不合適也得合適。

對漢字文化圈之外的民族來講，中國書法是一種神秘的、不易進入的文字。但是，通過這種書法，讓拼音語言的世界有了一種東方形式的書法文化。我在美國做講演時，有些人會問我：「你這樣做，會不會有些中國人不高興？因為你把中文改成了英文。」我說：「中國人特別的高興，因為我把英文改成了中文。」這種字是介於兩個概念之間的，哪邊都屬於又都不屬於，人們在書寫時真不知道是在寫中文還是英文。

我創造這種英文方塊字是從1993年開始的。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做這樣的字?我對藝術一直抱著這樣一個態度，即你生活在哪兒，就面對哪兒的問題，有問題，就有藝術。英文方塊字想法的產生，一定與我生活的環境和狀態有關。我曾在美國生活過18年，在國外生活實際上是生活在兩個文化的中間地帶。這地帶的問題對自己來說，是新的，對人類來說也是值得討論的。因為將會有越來越多的人進到這個地帶，遇到其中的問題。

去美國後，語言與溝通成為生活中直接的問題，它與你的生活形成一種很尷尬的關係，你的思維能力是成熟的，而說話與表達的能力是幼兒的。中文的情結是根深蒂固的，但要求你必須使用一種你不熟悉、不方便的語言。你是受尊重的藝術家，但在那個語境里，在這一點上可以說是一個「文盲」。我本來就對文字有興趣，在中國時就做過與中文有關的創作。去美國後，我一直想，有沒有可能用英文做一些嘗試?

有了新英文書法的想法後，我開始試著寫這種書法。說實話，開始時寫得實在是見不得人。寫不好不是因為我沒有書法的功底，而是從來沒有人寫過這種書法，書寫時腦子裡想著英文字母，同時又顧及中國書法運筆的講究，真是沒有這種用腦和手的習慣。但這些不好看的書法卻記錄了一個人的思維在不同系統之間鬥爭與調和的歷史。

我是當代藝術家，但我知道當代藝術的新鮮血液經常是來自於藝術學院之外「。英文方塊字」的實用性和在藝術之外的可繁殖性，使我由此與更多的像你這樣的、對中國書法有興趣，又有更廣的文化視野的志同者交流與溝通，這是我很喜歡的部分。」

—— 徐冰 藝術家

「從書信、簡訊、到微信，從文本、圖像、再到視頻，信息傳播加速，消弭了時間的延遲，做到即時同步;也像盤古開天人為劈寬了傳播通道，新興的高速公路不僅能通過 100KB 的文本，還能跑過 1MB 的圖片，乃至 1GB 的視頻。難以想像，在14世紀德國人古登堡發明印刷術以前，僧侶就是前傳播時代的複印機，有人做過測算，5個僧侶一天只能抄寫25頁《聖經》，當古登堡開啟了他的印刷術，一天就能印刷 3500 頁。而在今天，3500頁的文本恐怕也不會超過10MB。

但今天沒多少人願意啃書了，純文本反而成了最高的門檻。獲得信息的渠道變成了微信、微博、知乎、今日頭條、乃至抖音。圖文、音頻、視頻，愈清晰的傳播形式，愈不用動用我們的想像力，門檻恨不得放進土裡。

這正是傳播所經歷的劇烈震蕩——互聯網重組媒介，媒介重組傳播形式，傳播形式最終又將重組商業社會。而時尚——高度發達的消費社會所孕育出內容與商業所結合的最高形式，則成為了極具代表性的縮影。

「資訊理論」始創者維納（Norbert Wiener）曾給出定義:信息是用來消除不確定性的東西。而時尚，本質上是一種販賣預期的時間遊戲。時尚這門生意有趣之處就在於，它不光有著商業的基礎邏輯，還有著預期未來審美的不確定因素。而傳播時尚的媒介，也是花無百日紅。代代更迭，就是為了適應信息傳播的更加快速、更加精確。西方時尚最早的使者，是13世紀法國王后 Isabella 發明的「時裝玩偶」。而後，服務於法國 Marie Antoinette 王后的設計師 Rose Bertin，為了節省布料，將縮小版高定穿在玩偶身上，寄給各國皇后，充當訂貨的商業工具。

從歷史發展來看，在品牌、媒體、消費者之間，由頭至尾就建立在以銷售為導向的轉化關係。媒體本身，也始終以銷售的轉化效率作為自身進化的核心訴求。隨之，物聯網與大數據的進一步打通。最終，媒體居間所帶來的銷售轉化，恐怕也將達到「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境地。

這讓我想到剛剛故去的哲學家鮑曼，曾創造了一個詞叫「新窮人」（new poor）。自19世紀的工業革命以來，窮人作為廉價勞動力的最大來源，在資本主義工業體系中充當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而自 20 世紀下半葉，現代社會發生轉折——從「製造者社會」轉變成一個「消費者社會」——窮人越來越指向有缺陷的消費者（flawed consumer），即越來越多的發達國家不再需要那麼多窮人來充當廉價勞動力了，這部分人名義上脫離貧困的廉價勞動力其實僅僅換了個身份，成為了更無價值的「隱性窮人」。

或許，寫過《娛樂至死》的 Neil Postman，如果活到現在，還應該續上一本《消費至死》。 」

—— 王瀟洒 專欄作家

編輯：Lillie 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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