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日本學者稱日本發展靠的是競爭不是產業政策 林毅夫做出這樣的反駁

《中國經濟雜誌》（China Economic Journal）2017年第2期發表了亞洲增長研究院院長八田達夫教授的論文「Competition policy vs. industrial policy as a growth strategy（作為增長策略的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他對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在戰後日本經濟中的作用進行了分析，可以為我們的爭論提供一個參考。

他的基本結論是，促使日本經濟成功的是競爭政策而非產業政策。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期，日本當局開始著迷於產業政策，而這恰恰成了之前高速增長和後期低速增長的分水嶺。

最近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教授對八田達夫教授的文章做了回應，他認為「日本在戰後到現在，產業政策和競爭政策一直都同時存在，Hatta教授在論文中，是有選擇的使用證據。」

我們相信，這樣的討論不僅有利於理解日本產業政策的真實作用，也有利於推動在中國和其它國家制定、實施更加有效的產業政策。

——CEJ編輯部

林毅夫回應文章：

日本政策研究院前院長Tatsuo Hatta教授認為競爭政策是日本在戰後高速增長得原因。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期，日本當局開始著迷於產業政策，造成了日本在80年代以後的經濟低速增長。他的這種看法，我不敢苟同。

競爭政策和產業政策是兩個不同維度的政策。前者是政府為保護和促進市場競爭而實施的政策，後者則是政府為促進某一特定產業的發展而採取的政策。一個國家的市場競爭經常因壟斷和行政管制而受到阻礙，有賴於國家採取反壟斷或放鬆管制的競爭政策來消除。在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產業升級和新產業的出現經常會因先行者的外部性以及所需相應軟硬基礎設施缺失等市場失靈問題的阻礙，也需要政府採取有針對性的政策，也就是產業政策，來給予克服。

新結構經濟學將一個中等收入國家的產業分成五種類型：追趕型、領先型、轉進型、彎道超車型和戰略型。其中，一、二、四種產業以及第三種產業中微笑曲線的兩端，符合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企業有自生能力，要素生產成本在國際比較中相對低，並不需要政府的保護、補貼，但是，要變成競爭優勢，仍然需要針對其先行者的外部性和各個產業相關軟硬基礎設施缺失的瓶頸限制，由政府的因勢利導給予克服以降低交易費用，才能變成競爭優勢，這四種產業政策和反壟斷及放鬆管制的競爭政策是並行不悖的。

對於第五種戰略型產業，則因為違反比較優勢，企業沒有自生能力，需要政府的保護補貼，才能把這種產業發展起來，這種產業的產業政策和競爭政策是不相容的。戰略型產業，有的是因為國防安全的需要，例如大飛機、航天、超級計算機產業即屬於這種類型；有些是重要性和技術發展方向明確，如果我國現在不開始研發，專利都為發達國家所掌握，將來我國想進入時，要取得專利使用權費用會太高或是外國為了阻礙我國的發展根本不授權我國使用，從動態的角度來看現在進入總體成本會較低，例如新能源、新材料、晶元等即屬此類。

日本在戰後到現在，產業政策和競爭政策一直都同時存在，Hatta教授在論文中，是有選擇的使用證據。文章中Hatta所指出的在上世紀70年代採用的錯誤的產業政策大多數是保護日本在那時已經失掉比較優勢的農業、採礦業、紡織業和造船業等產業的政策，這種產業政策有點像螳臂擋車，失敗是必然的。但不能就此否定日本在上世紀50、60年代採取了許多因勢利導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變成競爭優勢的產業政策。而且，以反壟斷的競爭政策為例，在戰後很長時間裡，日本的政策是促進併購重組而不是反壟斷。在戰後幾十年的時間裡，直到1990年代之前，日本幾乎沒有反壟斷的判例，這在通產省編的17卷《日本通商產業政策史》中，有非常明確的記載，所以，在上世紀70年代之前的快速發展並非全是競爭政策之功。日本在90年代以後的經濟困難主要是金融危機後未能進行徹底的結構性改革所致，也並不完全是70年代那些產業政策之過。

競爭政策還是產業政策？

如何看待產業政策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這是經濟學的一個老問題，也是當前中國經濟學界激烈爭論的焦點問題之一。日本政策研究院（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前院長八田達夫（Tatsuo Hatta）教授對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在戰後日本經濟中的作用進行了分析，可以為我們的爭論提供一個參考。他的基本結論是，促使日本經濟成功的是競爭政策而非產業政策。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期，日本當局開始著迷於產業政策，而這恰恰成了之前高速增長和後期低速增長的分水嶺。

Hatta教授的文章是「中日韓融合、創新、制度」聯合課題的研究報告之一。原文發表於China Economic Journal 2017年第2期。下面是由李想編寫的論文主要觀點介紹，文章最後有英文原文的鏈接。

Tatsuo Hatta (2017) Competition policy vs. industrial policy as a growth strategy, China Economic Journal, 10:2, 162-174

http://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7538963.2017.1321216

日本學者八田達夫：競爭政策還是產業政策？

日本經濟產業省實施的產業政策通常被認為是其戰後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但近來的研究越加表明競爭政策的重要性。本文比較了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的不同作用，認為是競爭政策而非產業政策帶來了日本戰後的經濟增長。日本政府應鼓勵競爭，擯棄產業政策的干預，才能在未來實現穩定的經濟增長。

作者將產業政策定義為政府通過貿易保護、稅收優惠和政府貸款來促進特定行業的發展，競爭政策則指任何促進市場競爭的政策，包括放鬆管制、貿易自由化、反壟斷和私有化。經濟增長的來源一方面是創新，另一方面是資源從低生產率部門到高生產率部門的轉移。產業政策意在鼓勵特定產業內的創新，而競爭政策則是鼓勵資源在部門間轉移。根據福利經濟學基本定理，不存在市場失靈時，市場競爭能保證資源流向高生產率的活動，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產業政策作為一種市場干預，只有當市場失靈時才能發揮積極的作用，而市場失靈包括規模經濟，公共品，外部性和信息不對稱。

作者反駁了幾類基於市場失靈為產業政策所做的辯護。首先，所謂的「保護幼稚產業」就是以規模經濟為理由實施產業政策的典型例子，但資本市場完全時，資金會自發流入這類行業，因此政府的干預是不必要的。其次，如果外部性來源於技術創新的溢出效應，那麼合適的政策應是保護知識產權；如果外部性來源於社會成本和私人成本的差異，則應利用庇古稅的方式進行調節而不是類似於出口補貼的產業政策。再次，策略性貿易政策在本質上無法長期維持。

日本戰後的經濟發展可分為兩個階段，以1973年為界的高速增長階段和低速增長階段。在前一階段，日本政府鼓勵例如鋼鐵和化工等重工業的發展，而後一階段在鼓勵計算機產業的同時對農業、採礦業、紡織業和造船業進行補貼。作者援引了一系列研究說明日本戰後的產業政策是無效的，事實上包括索尼、本田和松下在內的許多公司的發展都只從政府獲得了很小的幫助。

與之對比，競爭政策在日本戰後經濟增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戰後初期的1945-1950年，大財閥集團被分解為多個小公司，並且財閥家庭所持股份也被政府沒收。1947年，日本政府通過反壟斷法案並且成立公平交易委員會，為創建良好的競爭環境打下基礎。60年代的貿易自由化迫使日本企業直面國際競爭，對於戰後的增長極為關鍵。

七十年代早期，日本停止了高速增長。其原因就在於日本的政治家和官僚更傾向於採納產業政策，引入了許多新的進入壁壘。比如，減少稻田面積、禁止新醫學院的建立、限定大型零售店的分布、將政府預算從城市地區撥入農村地區等等。政策決策者不採納競爭政策的原因在於既得利益者的政治力量高於一般消費者。這些進入壁壘和缺乏競爭是過去四十年日本經濟增速猛烈下降的根本原因。

儘管如此，仍有不少跡象表明日本政府在重新建造競爭的經濟環境。八十年代時中曾根弘文促使了一批公共行業的私有化，包括鐵路、通信、煙草、鹽業和航空。二十一世紀早期，小泉純一郎實施了放鬆管制的改革，抵制各行業重新創建進入壁壘的勢頭。近年來，安倍經濟學的「第三支箭」，即通過競爭促進增長的結構性改革政策，具體內容包括電力市場自由化、撤除日本農協的特殊法律地位、在國家戰略特區實施的各項革新等等。

最後，作者指出日本經濟增長最需要的競爭政策是勞動力市場的自由化。在現行的僱傭制度下，僱主很難開除員工，員工也很難跳槽。日本的勞動力市場非常固化，薪酬以資歷為評判標準，中層員工很難轉移到其他公司或行業，且沒有動機進行創業。這也是日本信息技術行業幾乎沒有風險投資公司出現的原因。（李想 編寫）

八田達夫教授簡介：

八田達夫現任亞洲增長研究院院長。他於1971年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他的研究興趣是公共經濟學和價格管制。他曾任教於俄亥俄州立大學、埼玉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大阪大學、哈佛大學、東京大學以及國際基督教大學。他曾在國際頂級經濟學雜誌發表過文章，包括《美國經濟研究》(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經濟學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經濟學研究評論》(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和《經濟計量學》(Economet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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