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小安 | 從「南洋研究」到「東南亞研究」：一位中國學者的觀察與思考

原標題：吳小安 | 從「南洋研究」到「東南亞研究」：一位中國學者的觀察與思考

本文為筆者應新加坡南洋學會暨新加坡怡和軒俱樂部之邀於2009年2月15日所作的原演講大綱基礎上修改擴充而成，對上述兩機構的盛情邀請特此致謝。

原載李晨陽、祝湘輝主編：《<劍橋東南亞史>評述與中國東南亞史研究》，廣州：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0年11月， 第400—412頁。

本文轉載自科學之下的歷史公眾號。

作為兩個不同發展階段和性質的範式概念，「南洋研究」與「東南亞研究」在此相提並論，並非嘩眾取寵的文字遊戲，而是鮮明地代表了兩種不同時代、不同學術傳統、不同意識形態和不同族群、國家與文化霸權建構的訴求、分野與碰撞。在變動的國際關係與全球學術史發展的雙重背景下，那麼，什麼是「南洋研究」？ 什麼是「東南亞研究」？兩者各自發展的動力有什麼不同？兩者的承繼與變遷關係又體現在哪裡？對中國和東南亞兩個地區，特別是東南亞華社而言（無論是說英語還是說華語的群體），從「南洋研究」到「東南亞研究」，到底意味著什麼？在時間與程度上，為什麼這種轉型會呈現相似又殊異的發展軌跡？本文竭誠將與大家共同分享一位中國學者的觀察與思考。

1. 南洋研究

首先，讓我們從什麼是南洋研究這一問題談起。為了更好地說明問題，最好讓我從我們所熟悉的一系列現象開始。

南洋研究，與南洋概念的起源以及有關南洋地區的著作密切相關，但並不止於此而已。[1]

南洋研究當然與中國密切相關，因為南洋名詞的本身是以中國為中心坐標而定位的，是當時中國和南洋華僑用以稱呼該地區的一個耳熟能詳的專門名詞，但並不僅此而已。

南洋研究當然與1927年在上海成立的暨南大學特別是南洋文化教育事業部、以及1956年成立的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密切相關，但並不僅此而已。

南洋研究與1932年《星洲日報》正式開闢「南洋研究」的專欄版面、1940年在新加坡成立的南洋學會、1956年成立的南洋大學，以及一大批從事南洋研究的南洋學子密切相關，但並不僅此而已。

南洋研究與南洋華僑社會、辛亥革命有關，但仍然不僅如此而已。

南洋研究的界定，與史地研究、華人研究密切相關，甚至還可以與西方殖民時期的東方研究、熱帶研究、遠東研究相比照和關聯。

作為一種學術氣象的南洋研究，在本文的語境中，從時間與內涵上，南洋有著特定的歷史、政治、族群與文化的含義。作為歷史概念的南洋研究，有著特定的歷史背景。如果說，南洋的概念的流行主要是始於20世紀初、止於20世紀60年代，那麼， 南洋研究的正式興起則是20世紀20、30年代的事情， 50年、60年代達到了高潮。自70年代中後期、80十年代初以降，南洋研究逐步走向衰落，與此同時在積極地調適、轉型與堅守。

顧名思義，「南洋研究」應該泛指涉及南洋地區的方方面面的一切科研活動和成果， 包含關於南洋的一切學術研究。 從地域空間上看，「南洋研究」一般指中國學者（包括旅居南洋地區的中國學者）和南洋地區的華裔學者為主體的研究學派。但是，南洋研究更有特定的指涉，一般以史地研究為代表，此即南洋研究的泰斗許雲樵的經典含義：

其實所謂「南洋研究」，包括一切學術研究在內，不論哲學，宗教，社會，經濟，教育，語文，自然科學，應用技術，文學，藝術，歷史，地理都可以作專門的研究。不過有許多學問是有共同性的，譬如自然科內的火山研究，雖然在南洋有作專門研究，但在世界其他地方，也作同樣的研究，地方色彩的意味降低，使人不覺得它是南洋的專門研究。地方色彩最濃的是史地研究，因此一般人常把南洋史地研究作為南洋研究的代表。[2]

實際上，全面地看，南洋研究還有著更多、更深的文化、政治、族群、社會和歷史的廣闊背景。具體地，南洋研究的顯著特徵大致具有如下特定的系列含義：

第一，南洋研究是中國中心和華僑華人中心的。個人認為，南洋研究的源起，一方面與中國政府對華僑的態度與政策密不可分，另一方面與南洋華僑社會的形成和成熟密切關。

向前看，中國政府對南洋與南洋華人的認識，在19世紀中後葉，發生了本質性的轉變。從國際關係的角度，兩次鴉片戰爭後，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舊國際秩序朝貢體系正式宣告瓦解，中國本身成為西方殖民主義欺凌的對象，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從中國對外政策看，在自強運動中，中國開始重新認識西方，重新發現華僑。華僑，特別是南洋華僑， 不僅成為中國新的對外關係中的主要議題， 而且成為推進中國國內近代化的重要工具。所以，清政府對華僑政策經歷了從禁止限制到自由進出，從漠不關心到保護利用的轉變。此後，由於華僑對辛亥革命、中國民國、抗日戰爭和中國革命的巨大貢獻，東南亞華僑更已經成為中國民族主義與政治意識形態中的重要工具與遺產。

在中國國家力量的架構下，南洋與南洋華僑的概念以及合法性，進一步得到加強和推廣，上升到國家政治與意識形態的高度。南洋與南洋華僑，在中國特定的社會政治歷史背景下，相應地，不僅代表了一種熱帶異國風情與先進時尚的文化生活方式，而且也代表了一種資本主義的富裕繁榮。這種進程的發展與20世紀前30多年，中國與南洋之間華僑的頻繁大量的流動以及龐大高度成熟發達的華僑社會的形成幾乎是同步進行，相互呼應的。而在中國與南洋殖民主義政治架構中，南洋華僑的國籍與政治認同基本上也是中國取向和中國中心的。

雖然如此，但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悖論卻是：在中國，無論是南洋還是南洋研究從來都不是中心的。另一個悖論是：在中國，同樣地，南洋華人也從來沒有真正地成為中國革命與現代化的真正動力。即使歷史上某個時期曾經出現過，那麼，南洋華人與其說成為中國革命與現代化的動力，倒不如說是被用來推進中國革命與現代化的工具手段與政治策略。

同樣的悖論是，作為中心和認同對象的中國， 當時卻是腐敗的、無能的、衰落的和不穩定的，本身遭受著西方殖民主義欺壓的屈辱和壓迫。 而這些大概便構成了南洋邊緣性的宿命，是南洋華僑社會與南洋研究的共同困境。

第二，相應地，南洋研究是中文中心的。雖然南洋研究一直有用雙語寫作與發表，個人以為，中國文化、中文媒體、中文教育和華人讀者應該是南洋研究的重要文化依託。導致此種特徵的因素有三：其一，是南洋華僑社會中國中心視角關懷下的自然發展；其二，是南洋華僑社會華文學校、華文教育、華文報刊的自然發展；其三，是中國南來知識分子集聚南洋以及南洋僑生回中國上大學的自然發展。

第三，南洋研究是新馬中心的。個人以為，南洋研究新馬中心這一特徵，不僅因為新馬地區華人人口比例最高、中文教育與報紙最發達，也因為新馬成為南洋區域的交彙集散中心，而且也恰好是中國南來知識分子集聚的中心。無論是南洋研究的開拓者如許雲樵、姚楠、張禮千等，還是南洋研究的重要平台與機關《星洲日報》和南洋學會；無論是南洋研究重要支撐的華社與華校，還是後來的南洋大學、新社、亞洲學會、華研中心，都是以新馬為基地，以及以新馬華社、中文和中國文化等課題為主要關懷對象。南洋研究之所以能夠形成如此氣候，與背後新馬華社、華校、華文報紙等結構性規模和影響力是分不開的，與許雲樵等老一輩學者的辛勤耕耘與學術傳承是分不開的，與兩地大學中文系師生的文化學術堅守和薪火傳承是分不開的，也與南洋學會、南洋大學、新社、亞洲學會、華研中心等民間學術機構團體的不懈努力是分不開的。所有這一切不無彰顯新馬的核心基地和中心視角。一個很有意思的自然發展現象需要注意，即便是是以新馬為中心的南洋研究後期，即所謂的「後南洋研究」，不僅各自在地化或本土化傾向非常明顯，而且在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兩地的傳承和發展也並非齊頭並進、等量齊觀，而是存在「河川與溪流」之別。[3]

第四，南洋研究是以中國學術傳統的文史地理考據翻譯為主要學術關懷和以西方的殖民研究傳統為主要回應對象的。如果說，南洋研究是以中國和華僑社會為中心，那麼，殖民研究則是以宗主國、殖民統治與殖民社會為中心。南洋研究主要是中國南洋知識分子面對西方殖民研究的霸權而進行的中國視角的建構；南洋研究與殖民研究，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一種文化政治與知識訴求的分野。南洋研究的元素既有吸收介紹批判西方殖民研究的大量成果，又有以中文資料的發掘、中國視角的關懷、中國原鄉暨當地華僑社會的面向為己任。

有學者可能要問，日本也有南洋研究，既然如此，那麼，日本的南洋研究是否屬於「南洋研究」的範疇呢？[4]在日本，「南洋」有時也叫「Nanpou」, 但是通常稱作「Nanyou」, 使用的是與中文相同的漢字「南洋」（ Nanyang)。「Nanyou」原來主要指南太平洋地區的群島，但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前，「Nanyou」更通常用以指位於日本以南的地區，即今天所指的東南亞地區。日本的南洋研究，被稱為「Nanyou Kenkyuu」，通常指日本的東南亞研究。[5]饒有趣味的是，「Nanyou」未被用以特指「南洋」之前，主要指「南太平洋的群島」這一事實，與英國原來對「the South Seas」的地理定位竟然是一樣的， 同樣用以指南太平洋地區。[6]同樣有意思的是，而這與中國的「the South Seas」（意即「南海」或「南洋」）一詞的地理含義是不一樣的。當然，或許由於翻譯借鑒的原因，這種現象只是日本與西方在「the South Seas」地理方位的部分交叉而已。

反過來, 同樣地，關於南洋的叫法和含義，日本和中國之間也存在交叉之處。或許由於中國商人和日本商人（以及倭寇）在南洋地區長期活動的原因，實際上，早在１９世紀末日本明治時代的教科書便開始用「Nanyou」指涉南洋地區了。但是，奇怪的是，為什麼日本「Nanyou」沒有在更早些時期用以專指南洋地區呢？是不是因為官方翻譯（主要以西方為主）與民間活動之間資訊的脫節與不對稱所至呢？[7]無論如何，早期日本的南洋研究更多的是以社會經濟政治資源調查報告為主，主要配合日本的「南進」政策，雖然名稱、淵源與關注課題有些重疊之處，但就趣旨、範式、本質涵義、學者群，尤其是東南亞地區內「南洋研究」的學術史與討論而言，筆者仍堅持認為，「南洋研究」這裡應該是特指的含義，有著獨特的歷史、族群、文化、語言和政治霸權的含義，尤其是不能忽視中國視角和華僑華人這一對重要而獨特的內核關聯。所以，不能簡單地因為日本相對於南洋的地理方位和稱謂與中國又重疊之處，而把日本的南洋研究與中國暨東南亞兩地區的「南洋研究」混而為一、相提並論，歸為同一範疇。所以, 南洋研究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其興起更多地與戰前歐洲殖民主義以及中國大規模對外移民相聯繫, 而其衰落也與殖民主義的終結、新型民族國家的建設、 華僑社會的轉型等相對應。

2. 東南亞研究

剛才我們簡要地探討了什麼是南洋研究。 特別應該指出的是，無論是南洋研究，還是殖民研究，都為以後的東南亞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可以說，東南亞研究是從南洋研究和殖民研究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但是，反過來，東南亞研究決不等同於南洋研究或殖民研究，兩者是兩個絕然不同的範式概念。如果說, 「南洋研究」具有特定的歷史、文化、族群、語言等視角關懷與涵義， 那麼，「東南亞研究」則不同，其涵義遠遠超越了中國學者、華裔學者、中文語言、華人社會等專門範疇，是戰後以來全世界因變動的政治經濟與國際關係背景下具有共識的研究範式，沒有特定國家、文化、族群的邊界界定和指涉。如果說有什麼不同的話，那便是各地國家與地區，隨著地緣政治經濟背景情況不同、 歷史學術淵源傳統各異，其研究應對的策略、調整的程度、確定的重點而出現不同步調、不相對稱的情況而已。這大概是與「南洋研究」最大的不同之處。由於我們所討論的東南亞研究屬於學說史發展的另一個階段，因而必須承接之前上文中所討論的南洋研究歷史傳統。鑒此，在下文里，筆者所討論的範圍雖然是在全球的政治經濟知識背景下進行，但是依然圍繞南洋研究的基本地域文化主體這個軸心來展開，即在中國和東南亞地區，東南亞研究是什麼情況下展開的？南洋研究又是如何演化的？

那麼，下面我進一步談談什麼是東南亞研究？為什麼這裡要專門引入東南亞研究這一概念？還是讓我從我們說熟悉的一系列現象開始。

東南亞研究的範式概念，從出現至流行，不僅僅因為1943年二戰期間東南亞地緣戰略政治概念，不僅僅因為1954年的東南亞條約組織、1967年的小東盟（亞細安）、1999年的大東盟的區域性國家組織，不僅僅因為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1960—69）,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1970—)和1968年新加坡東南亞研究院(ISEAS)的成立，也不僅僅因為東南亞各國從殖民地到獨立建國、從華僑到華人的轉變、再到東南亞各國高等學校、科研機關的成立。

東南亞研究更有著更廣闊的全球性變動的國際關係和學術思潮的雙重轉變背景。從外部世界看，任何有關東南亞相關的某一地區、某一國家、某一課題的科研活動，籠統地都應該屬於東南亞研究。從東南亞地區內部看，東南亞研究特別地與所在國的本國研究相對應，大致是本國之外的其他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研究，至於各自本國的研究則不屬於東南亞研究的範疇。從大學科際學科分工看，東南亞研究更多地屬於跨學科地域研究、與各專門學科相對應的獨立的教學科研機構與範疇。例如，語言、歷史、文學、人類學、地理學、政治學等分別屬於以各自專門學科命名的科系，也有自己學科獨特視角的東南亞研究，但是他們隸屬各自不同的教學科研機構，雖然教學科研人員之間存在著合作關係，甚至兩機構之間存在合聘的現象。而且，與跨學科的東南亞地域研究不同的是，前者的畢業生拿的各自學科的專業學位，後者卻只能是東南亞研究的專業學位。從研究範式看，東南亞研究更代表了一種與南洋研究和殖民研究根本不同性質的新時代、新國家、新國際關係、新社會、新經濟、新公民意識與身份認同、新學術機構、新知識分子階層、新學術氣象等等。

大致而言，東南亞研究以二次世界大戰為契機、50、60年代為肇始，以及經歷了此後成型發展等不同階段。

對於美國而言，早在1941年，美國在原荷屬東印度研究所的基礎上重新改組，正式成立了以東南亞為名稱的東南亞研究所。這實際上比1943年經典的東南亞盟軍指揮部的概念還早。不過，美國康奈爾大學著名教授沃爾特斯認為，美國東南亞研究的真正開始應該起源於1948年，以應對冷戰剛開始不久的世界新格局。

對於本地區而言，50、60年代之前，東南亞研究幾乎是處於從屬、次要的地位，但是此後，東南亞研究逐步處於主流與主導的地位，在國際上與美國為首的西方霸權和地區研究計劃相呼應，在區域內與去殖民主義化和東南亞建國相合拍，南洋研究則處於國家主流意識形態之外的邊緣地位。與此同時，對東南亞地區而言，南洋研究在政治意識形態與學術網路建構方面越來越表現出去中國中心的視角觀，而越來越展現出本土華社族群與文化中心的強烈訴求和鮮明化色彩。但南洋研究卻令人敬佩地、頑強地堅守著，並且實際上自身已經進行主動適應、調整與轉型。例如：1966年，「新社」成立， 與新加坡獨立有無關係？ 1982年， 「亞洲學會」成立，與南大關閉、與新加坡大學合併， 有無關係？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課題。

對於中國大陸而言，依然處於南洋和華僑的情節之中，南洋研究儼然成為南洋華僑研究與反對西方殖民主義、霸權主義的研究。東南亞的概念與東南亞研究一直姍姍來遲，直至20世紀80年代才開始成為主流範式概念，較東南亞本地區晚了幾十年。非常有意思的現象是，中國東南亞研究的主要動力不僅主要是以一批戰前從南洋歸來的老一代學者以及50、60年代從南洋歸國求學的新一代知識分子骨幹力量隊伍，而且知識來源於東南亞地區的南洋研究。80年代前，南洋與南洋研究在中國大陸依然成為主流範式概念，前期，南洋研究處於重視發展的階段；後期，南洋研究處於停滯受壓的階段。

為了更好地理解這一範式概念， 可否這麼認為，如下至少三方面要素與視角對我們更好地理解東南亞研究這一範式概念會有所幫助：

其一，從學術史發展的層面，東南亞研究不僅是與南洋研究相對應的一種範式概念，代表了一種與南洋研究相對應的學術分野， 甚至同時代表了一種與殖民研究相對立的學術切割。

其二，從變動的國際關係體系的層面，東南亞研究不僅是與宗主國為中心的西方殖民統治的瓦解和殖民研究相對立的一種新形勢下的轉變，而且代表了戰後冷戰背景下以美國為全球霸權、以地域研究、全球研究或跨國研究和多學科為特徵的雙重轉型。

其三，從東南亞地區的層面，東南亞研究是呼應東南亞各國建國工程、東南亞本土意識的形成包括華僑國籍與身份認同、東南亞區域組織的形成、東南亞國家本土高等教育的興起、東南亞本土知識分子的形成、東南亞本土教育體系的重新設置等結構性、革命性進程的本土化趨勢。

東南亞研究大致呈現如下顯著特徵：

第一，東南亞研究呈現出非常濃厚的政治與意識形態色彩。這種政治與意識形態表現為非殖民主義、冷戰、建國工程、發展與現代化等等。

第二，東南亞研究呈現出從「西方」社會的重點關注到非西方社會、從傳統人文學術與單一學科主導取向到現代社會科學與多學科取向、從歐洲中心論到本土中心論的多重轉向。

第三，東南亞研究呈現出以東南亞各新興民族國家、地方社會、多元族群、多元文化、多種語言並存、分野與訴求的、以新加坡為區域研究中心和國際交流中心的現實學術生態。

所以，戰後國際與區域內部背景對於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從南洋研究到東南亞研究轉向，非常關鍵。同樣地，從全球的視角背景考察，東南亞地區的東南亞研究至少存在兩個顯著趨勢：

第一，無論是理論範式還是研究課題議程，本地區東南亞研究大致上是依附於歐美學界，以歐美學術界為主導，以及從地區內部回應歐美學界理論爭議的。甚至有些東南亞國家，如印尼的研究，來自外國的研究成果與水平，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方面，遠遠超過了印尼國內學者。但是，與殖民時期的東方研究、熱帶研究或遠東研究最根本的區別是，西方不再是壟斷東南亞知識政治話語霸權的主宰，同樣地，本土的東南亞研究也不再是被動消極的盲從，而是越來越標榜獨立自主甚至與西方異議對立的特徵。

第二，相應地，本地區內部的東南亞研究大致上以各自新獨立的國家或政府需要服務，表現出強烈的民族主義和濃厚的現實政治服務的意識形態色彩，這點特別是在90年代前最為明顯。另一方面，來自東南亞地區的研究隊伍與成果，也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就。就社會科學研究為例，有學者統計，縱向比較，1970年代至1990年代期間，東南亞本土學者的東南亞研究成果增長了三倍；橫向比較，1990年代中期以後的十年，本區域內東南亞研究的產出增長比全球東南亞研究的產出增長甚至更快。特別是，新加坡越來越成果東南亞研究的非常重要國際重鎮與全球各地東南亞研究學者雲集的中心。[8]但是，問題是，對於本土的東南亞研究，新加坡的個案極有可能是一個例外，即有可能是一種另類的來自東南亞地區的東南亞研究模式，而不能代表整個東南亞地區的東南亞研究狀況。[9]

3. 從南洋研究到東南亞研究

從南洋研究到東南亞研究，不只是名稱的改變而已，而是體現著兩個不同歷史時代、不同國際政治霸權、不同身份認同、不同知識學術傳統、不同國家族群語言文化分野的交匯、分野、博弈、碰撞。

有學者認為，從1970年代以來從「南洋研究」向「東南亞研究」的轉型過程，「華人研究」越來越明顯成為轉型的方向和風氣， 這是一個很中肯的觀察。[10]但是，愚以為，這隻能相對地看，不能簡單地從字面上把「華人研究」與「東南亞研究」孤立割裂開來，因為「華人研究」與「東南亞」研究關係，應該理解為前者是後者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而不應該是平行、對等的兩個不同研究領域。兩個領域之間交叉、關聯與整合，應該是現在和將來發展的大勢方向，尤其應該值得東南亞和中國兩地學者關注，因為歐美日學者在這方面的分野已經不那麼明顯和重要的。

可否這麼認為，從本地區內部來看，如果說戰後以來是從南洋研究到東南亞研究的轉變與分野，那麼，隨著冷戰的結束、中國的發展和東南亞國家的日益成熟，90年代開始出現上述兩種範式互為補充、甚至合流的現象。

但是，這種互為補充、甚至合流的現象，到底是暫時性的抑或是長期性的，到底是實質性的、抑或是表面形式的，值得我們思考。隨著幾十年來東南亞研究的國際化、國家化、制度化，合流的方向本質上是否最終朝向東南亞研究，更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有趣現象。

無論是「南洋研究」還是「東南亞研究」，有一點是共同不變的：那便是新馬，特別是新加坡的中心地位。「南洋研究」之所以成為氣候和傳統，新馬的華社、華校、華團、華報、華人知識分子功不可沒；「東南亞研究」之所以在全世界得以推進，除了上述所提到的背景外，特別與新加坡從國家和地區的戰略安全高度大力推動和一貫努力是分不開的；而「華僑華人研究」之所以得以合法化而沒有被邊緣化，更與新加坡所賦予的獨特官方機構合法性密不可分。

[1]李金生：「一個南洋、各自界說：「南洋概念的歷史轉變」，《亞洲文化》，2006年第30期，第113—123頁。

[2]許雲樵：《50年來的南洋研究》，原載劉問渠主編《這半個世紀（1910—1960）：光華日報金禧紀念增刊》， 檳城：光華日報，1960年， 第133頁。

[3]魏月萍：「中國與地方：新馬兩地對南洋研究傳統的知識認同」， 載李志賢主編《東南亞與中國——連接、疏遠、定位》， 新加坡：新加坡亞洲學會出版，2009年， 第165—188 頁。

[4]筆者對袁丁教授對此問題的提問與評論特此致以謝意。

[5]筆者就此問題專門請教了日本亞洲經濟研究所所長白石隆教授(Takashi Shiraishi) 和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施蘊玲教授(Caroline Hau)，對他們的耐心解答在此特意致謝。

[6]參閱G. E. Fogg, 「The Royal Society and the South Seas」, Notes Rec. R. Soc. Lond. Vol. 55,No.1 (2001) , pp. 81-103; Jeffrey Geiger, "Imagined Islands: "WhiteShadows in the South Seas" and Cultural Ambivalence," Cinema Journal,Vol. 41, No. 3 (Spring, 2002), pp. 98-121.

[7]日本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施蘊玲教授(Caroline Hau)對此問題的解釋評論。

[8]Solay Gerke & Hans-Dieter Evers, 「 Globalizing Local Knowledg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n Southeast Asia, 1970-2000」, SOJOUR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in SoutheastAsia, Vol.21, No.1(2006), pp.1-21.

[9]王賡武《新加坡和中國關於東南亞研究的兩種不同觀點》，載《南洋問題研究》，2004年第2期， 第1—15頁。

[10]廖文輝：「從『南洋研究』到『華人研究』：20世紀新馬華文源流馬新史學發展分期芻論」， 載《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學刊》，2003年第6 期，第71—100頁；廖文輝：「南大歷史系師生對馬新史研究的貢獻」， 載李業霖主編：《 南洋大學史論集》，馬來西亞南洋大學校友會， 2004年， 第195—2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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