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紅在中國，是如何解禁的？

文 | 諶旭彬

百貨商店裡人頭攢動，化妝品櫃檯上，雪花膏被裝在塑料袋中，論斤論兩出售。

這是日本企業家福原義春1981年來到北京時，對中國化妝品市場的第一印象。

這一年，他執掌的日本著名化妝品企業「資生堂」獲邀進入中國，名下產品被允許進入友誼商店、北京飯店銷售。此類場所，當時「主要面向駐華使館工作人員以及在中國的日本人」，不會帶來很大的銷量。著眼未來市場、培養品牌認知，是福原義春當時的優先考量。

與福原義春直接交涉的，是北京市第一輕工業局。這是一個主管化妝品、牙膏和鞋油生產的部門。福原希望得到中國的化妝品市場，輕工業局希望得到日本的化妝品生產技術。故而，中方同意暫時委託「資生堂」管理實驗工廠的設備和人員；「資生堂」則鑒於北京的氣候及市民的消費水平，決定生產香波和潤絲（護髮素）、營養雪花膏、擦手油等產品。

讓福原吃驚的是，中方還提出，希望日方能夠幫助生產口紅：

「意想不到的是北京市方面竟然提出了也要生產包括口紅在內的化妝品，令我們驚訝不已。」

圖：80年代，友誼商店外的「資生堂」廣告。

這種驚訝，其來有自。

畢竟，在此之前，中國已有長達15年的時間，不再對普通民眾銷售口紅，也幾乎不再生產口紅。

時間回溯到1966年。這年的9月23日，出爐了一份文件，名為《關於財政貿易和手工業方面若干政策問題的報告》，其中規定：

「勞動人民和舞台、銀幕需用的化妝品，還要繼續生產和銷售。」

「口紅、脂粉、香水這類的高級化妝品，不要在國內銷售」。

具體的執行力度，遠遠超出了「不要在國內銷售」這一規定。

比如，在上海，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停止了所有帶有香味的護膚用品和化妝品的生產；在北京，帶香字、帶香味的化妝品也曾一律停止銷售（甚至一度包括香皂），作為例外，香脂、雪花膏必須更名為護膚脂、護膚霜才能重新擺上櫃檯。同期停止生產和銷售者，也不僅僅是口紅、脂粉與香水，還包括撲克與象棋這類休閑物品。

圖：「蝴蝶」牌頭蠟，上海日用化學品四廠1981年生產。

愛美是人的天性，不論古今。

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訪華，「獅子號」第一大副愛尼斯·安德遜發現，北京城裡的女性，已是口紅和脂粉的熱切用戶：

「我們在北京旅行時所見的婦女，一般的容貌極為嬌嫩，面色是自然的優美，但她們尚不滿足於此，因此在面上還擦些化妝品。她們也用口紅，但使用方法與歐洲婦女用唇膏的辦法完全不同，她們在嘴唇中央點上深紅的一條，毫無隱蔽其修容之意。」

這種對口紅與脂粉的熱切，在1966年之後消失了。70年代的莫斯科，依舊存在口紅和化妝品黑市，有「口紅大王」之稱的恩·科特利亞爾，甚至在莫斯科郊外非法擁有一家隱秘的私人口紅工廠。但中國沒有這種黑市，口紅消失得非常徹底。

1973年，留美華裔學者薛蘭珍重返上海，她發現，不但口紅在這座城市已完全沒有存在感，連化妝術也快要消失了：

「化妝和化妝品除了專業舞台化妝師外，失傳已久。冷霜、生髮油、甘油等是有的，至於口紅、胭脂、畫眉筆這些外國女子的必需品，在中國可說無用武之地。」

圖：上海牌雪花膏，流行於80年代。

1980年，春雷早已響過。在中國的公共場合，口紅仍然是極為罕見的事物。這年7月19日，美國駐廣州總領事館總領事威廉斯（Williams,R.L.）參加宴會，第一次見到大陸女性唇間抹有嫣紅。這抹嫣紅給威廉斯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在我右邊，隔著兩個座位坐著一名年約24歲的美貌女子，看似香港人，其實是本地人，也就是廣州人。為什麼中國化工的朱女士看起來像個香港人呢？不只是因為繡花上衣、高跟鞋和吹燙過的頭髮，不是的，這些我們以前都見過。不，是因為口紅，口紅，口紅！這不僅是我們外國人第一次看到大陸女孩塗口紅，甚至我們的中國朋友也用手擋住臉悄悄說他們以前也沒見過。」

席上抹口紅的女性，來自「中國化工進出口公司」，顯然有著特殊的購買渠道。在發往美國的電報里，威廉斯將這抹難得一見的唇間嫣紅稱作「東方紅」。

口紅在中國的命運，直到1981年才終於發生轉折。

這一年，輕工業部響應上級「大力發展消費品生產」的指示，在天津召開全國化妝品工業調研會，成立「全國香料化妝品總公司」，決定引進國外先進科學技術工藝設備，大張旗鼓地發展中國的化妝品工業。

這種大張旗鼓，緣自輕工業部所做的一項慘痛統計。該統計稱：1980年，全世界化妝品銷售額總計達280億美元，美、日和歐洲共同體佔到了世界總銷售額的70%以上。而該年中國的化妝品產值，只有約1.8億美元，人均年消費只有約0.4元人民幣。

那真是一個素麵朝天的時代。

福原義春和他的「資生堂」在這一年獲邀進入中國，並被要求幫助中國生產口紅，正是上述背景下的產物。

圖：整個80年代，關於口紅的公共記憶很匱乏，86版《西遊記》里塗了唇膏的孫悟空或許可算其中之一。

不過，多年形成的針對口紅的負面認知，並不容易改變。在整個80年代，口紅與放蕩、犯罪幾乎是同義詞，在所有關於「女青年犯罪」的報道或討論中，都可以找到「喜歡描眉毛、畫口紅」這一類的記述。

對80年代的中老年人而言，口紅是無序、混亂的象徵。清華大學校長劉達，曾一度認為蛇口開發區是一個「簡直去不得」的地方，原因是他聽聞那裡「女的塗著口紅，穿著高跟鞋，男的頭髮鬍子根本分不清」。這種僵化思維，直到他1981年親自在蛇口住過一些時日後，才得到改變。他告訴袁庚：

「你們這裡的社會秩序比北京好，你們這裡青年也是很可愛的。我回去要寫個報告為你們辯護。」

圖：80年代的蛇口開發區

對那個時代的年輕人而言，口紅的存在，卻意味著一種注入了「美」的新生活方式。1983年，北京天橋百貨商場的售貨員們得風氣之先，「有的小夥子留起了卷花頭，有的女青年描眉、抹口紅。」結果，被商場領導認為「分散了職工的精力，渙散了櫃檯紀律」，特別出台新規：「男職工不準留小鬍子、大鬢角，女職工不準留怪髮型、描眉、抹口紅。」

也是在1983年，「抹口紅」這種單純的愛美之心，越來越深地被捲入到了「精神污染」當中，在政界和知識界引起了很大爭議。1983年的11月28日，中央下發了《關於清除精神污染的若干政策問題》的相關講話，對這場爭議做出了結論：

「聽說因為清除精神污染，有的服裝、皮鞋的設計部門就做出規定，只准設計什麼樣的衣服，不準設計什麼樣的衣服，皮鞋不準設計尖頭的。最近北京市發了一個通知，不準中小學生穿高跟鞋、燙頭髮、抹口紅。這是對的，應該有這種規定，外國也有這樣的規定。可是不能把這種規定擴而大之，（不能規定）婦女一律不準穿高跟鞋、抹口紅、燙頭髮。」（11）

此後不久，包括「抹口紅」在內的中國美容業，正式開始了它的萌芽。

1985年出版的《女性美容手冊》里，開始回答讀者「嘴唇太薄，應如何塗口紅？」「上唇比下唇薄，應如何塗口紅？」這樣的問題；1986年出版的《新婚實用百科全書》里，開始傳授「飾唇法種種」；1987年出版的《當代婦女美容指南》里，開始關注包括口紅在內的化妝品可能存在的致癌問題；……

抹口紅的女性，也自此成了中國開放之路上最明媚的代言人。1985年，墨西哥記者伊·希門尼斯重遊北京。在他眼中，這座城市較之五年前，有了更多的亮色：

「北京人懷著快樂的心情，結束了節衣縮食的生活，步入消費社會。……過去，只能靠頭髮長短或走路的姿態區分男人和婦女。現在，中國婦女開始穿花衣服，塗口紅了。」（12）

這亮色，不僅是口紅的亮色，也是人性的亮色。因為對口紅的寬容，也正是對人性的寬容。

圖：80年代中後期，美容類圖書刊物開始盛行

注釋

（日）福原義春著,我的多軌人生,中國青年出版社,2009.06,第177-178頁。《中國手工業合作化和城鎮集體工業的發展》（第2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第456頁。（英）安德遜/著、費振東/譯，《英使訪華錄》，商務印書館，1963，第99頁。1795年4月初版。赫?史密斯，《俄國人》，收錄於：《摘譯外國哲學歷史經濟 第8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第30頁。作者曾任美國《紐約時報》駐莫斯科分社社長。薛蘭珍，《上海的變遷》，收錄於：何炳棣等，《留美華裔學者重訪中國觀感集》，七十年代雜誌社，1974，第209頁。（美）威廉斯/著，《中國新時代的黎明：一個美國外交官的見聞》，花城出版社，2010，第168~169頁。輕工業部科學技術研究所/編，《輕工業國內生產技術水平及發展狀況》，1983，第257頁。比如：羅大華/整理，《我為什麼會二進少管所？——一個犯罪少女的自述》（1981）、陳潔，《漫談家庭、學校教育對預防青少年犯罪的作用》（1982）、林初權，《從廣麻廠工讀班看當前廣州女青少年違法犯罪問題》（1983）、張鯉庭，《論直接社會環境的改造在預防和治理青少年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1983）、金其高/執筆整理，《開放與張家灣：青少年強姦犯罪背景材料的調查》（1984）……。袁庚，《我們所走過的路》。收錄於：塗俏，《袁庚傳》，海天出版社，2016，第515頁。北京市社會科學研究所/編，《北京商業改革文件資料彙編》，中國展望出版社，1983，第255頁。（11）《關於清除精神污染的若干政策問題——在全國文化廳（局）長會議全國廣播電視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話》（1983年11月28日）（12）《北京，變革中的城市》（原載墨西哥報紙《Excelsior》1985年6月5日），收錄於：楊效農/主編，《外國人看中國 上》，新華出版社，第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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