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的北大校長：世間再無蔡元培
少時不懂蔡元培，只記得在燕園求學的日子裡，南北閣前的草坪上，他的青銅塑像前永遠擺放著鮮花；卻不曾想，在畢業之後的日子裡，因研究工作之故，有緣粗略地了解了蔡元培先生為國民教育事業奔走的一生。
從清末留學到辛亥革命，從教育總長到北大校長，他一生跌宕，也曾數次捲入爭議極大的政治風浪，但貫穿他一生的事業始終是教育。
而今，世人皆知他是北大之父，皆曉他是「學界泰斗」、「人世楷模」，也多會念叨「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可是，我們真的了解他嗎？
很多人不知道，在上海靜安區華山路303弄16號，有一幢紅瓦黃牆的法式花園洋房，是蔡元培先生的故居。1937年因日軍入侵上海，他從這兒匆匆出發，搭船前往香港避難。1940年3月，蔡元培因病長眠於香港。
2015年，我因為當時手頭正在做近代中法教育交流的研究，走訪了華山路的蔡元培故居。打聽到蔡元培先生的小女兒蔡睟盎女士就居住在此，並不時見客，很是興奮。不料到訪時只見故居一樓的陳列館，向遊人展出著蔡元培先生的照片文稿、書法畫冊以及傢具舊物，二三樓已經閉門落鎖。向工作人員詢問，才知曉蔡女士已於兩年前病逝。
華山路的這幢故居如今不動聲色地藏於尋常巷陌之中，與弄堂內的其他房屋毫無二致。屋外有個小小的花園，樹木蓊鬱。很難想像一代教育家和革命家在這裡度過了上海最後的歲月。（蔡元培在上海斷斷續續生活了近20年，上海是他從事反清革命的根據地，更是他推行新式教育文化活動的起源地。）
以美育代宗教
1917年8月，《新青年》雜誌發表了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演講。蔡曾數度留學德、法，深受西方的文化影響，其中就包括美育的思想。在他的概念里，美育不僅包括音樂、文學，自然現象、名人言行、都市建設、社會文化，「凡合於美學而足以感人的，都包括在內」。他闡釋了美育能夠慰藉人的感情，給人帶來審美的享受，使人追求高尚和純潔，此作用與宗教類似，故可以取代宗教。
1918年春，蔡元培發起成立了「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並擔任會長，聘請留學西方的李毅士、吳法鼎、徐悲鴻，以及國畫家陳師曾等為導師。這是我國最早兼容中西、提倡科學精神、兼具研究與教育性質的美術社團，宗旨為「培養人才、倡導美育」，他提拔的美術界新秀——當時僅20多歲的徐悲鴻等人後成長為中國現代美術教育的奠基者。
蔡元培在擔任民國教育總長、北大校長期間及前後，始終大力創辦美術院校、支持發展美術教育並資助美術人士赴法留學，對中國藝術教育特別是美術教育作出了大量開拓性的貢獻。
時隔百年，學術界早已論證了蔡的「以美育代宗教」理論多有局限之處，但誰也無法否認在那個救亡圖存的啟蒙時代，他的主張是為了破除封建迷信、傳播文化新知，向尚不知美育為何物的懵懂國人發出了振聾發聵的聲音。
中法教育交流實踐
1912年，蔡元培因對袁世凱專制不滿，請辭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一職，赴德國留學。13年轉赴法國留學。三年多的時間裡，他在法國從事研究、著述和中法文化交流活動。
蔡元培認為，法國非但科學發達，其教育也為世界之最，因為法國自革命成功、共和確定以後，教育界得以擺脫君政之遺毒，並掃除了教會的障礙。
1916年，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長，並創立了華法教育會。據記載，共有2000多名中國學生在華法教育會的幫助下奔赴法國，研究西方文化，尋求西方強盛的原因所在，以圖報國。
一戰結束後，中法兩國的文化教育交流逐漸密切，蔡元培赴法力促法國政府歸還庚子賠款，於1920年初利用庚子賠款在北京創辦了中法大學並擔任校長。
蔡元培以法國教育制度為藍本，在課程設置、教學方法和管理制度等諸多方面效仿法國。在高校實行選科制、學分制、導師制和多級考試製度，引進法國的教學課程和教學方法，並且通過合作辦學的方式彌補了「窮國辦教育」的資金投入不足。
蔡亦和李石曾等人共同倡導過效仿法國實行大學區制和大學院制，但該倡議因經費緊張、變通不善、基礎不穩等多種原因很快遭遇了失敗，但其目的始終是使教育擺脫政治和宗教的影響獲得獨立發展，亦帶給我們關於如何在原有文化基礎上借鑒他國教育制度的諸多啟發。
永遠的北大校長
事實上，蔡元培既不是北大的第一位校長，也不是北大學問最深的校長。可百餘年過去了，若談起北大，總會讓人想起蔡元培。只因蔡元培的北大精神，不僅是北大人的驕傲，更是中國現代教育的驕傲。
15年春有耳攝於上海蔡元培故居
何謂現代之大學精神？
蔡在就職演說中指明：「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為全國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計。」一針見血，擲地有聲。
何謂「思想自由、兼容並包」？
蔡元培的闡釋其實十分簡單：「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並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
蔡元培在校期間提拔了無數後輩學者，舉一個例子：他在入職之初便邀請魯迅擔任北大講師並設計校徽，同年也聘請了魯迅二弟周作人擔任文科教授，後者致力於小品與散文的實踐，主張「人的文學」，也成為新文化運動中的一名幹將。
1919年6月，蔡元培憤然辭去北大校長職務，發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長的宣言》：「我絕對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長：為了北京大學校長是簡任職，是半官僚性質，便生出那許多的官僚關係……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教育部來干涉了，參議院也來干涉了，世界有這麼不自由的大學嗎？還要我去充這種大學的校長么？」
蔡元培作為一校之長，其最大的貢獻是：使得青年人開始能夠自由地選擇，大膽地發聲，他塑造了真正意義上的北大。而這種風氣和潮流逐漸影響到全國，更收效於後世。
今年恰逢蔡元培150周年誕辰，各地、各校都在舉辦研討會和紀念活動。少時雖不懂蔡元培，但也曾在開學典禮後在日記本上提筆書寫蔡校長百年前對新生們的懇切勉勵：「諸君肄業於此，或三年，或四年，時間不為不多，苟能愛惜光陰，孜孜求學，則其造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發財，宗旨既乖，趨向自異。平時則放蕩冶遊，考試則熟讀講義，不問學問之有無，惟爭分數之多寡。試驗既終，書籍束之高閣，毫不過問。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責，文憑到手，即可藉此活動於社會，豈非與求學初衷大相背馳乎？光陰虛度，學問毫無，是自誤也。」
做事也好，做學問也好，的確應該謹慎，絕不亂說話，更不可人云亦云。然而大學乃研究高深學問之地，不是權力的依附，更不是官僚養成之地；學生的首要任務應是研究學術。中國的近代大學教育曾因蔡元培等教育改革家的奔走而撥開雲霧見天日，而這些超前的思想觀念，恐怕對今天的我們依舊頗有警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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