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攘外必先安內」這種策略究竟是誰最先提出來的？

原標題：「攘外必先安內」這種策略究竟是誰最先提出來的？

85年前的今天，1933年5月8日，蔣介石在崇仁總指揮部對各級剿共軍官發表長篇講話，中心意思是：（1）只要剿匪成功，攘外就有把握。（2）日本的侵略，就是共匪所招致的。（3）目前的挫折愈多，將來的成功愈快。（4）大無畏的革命精神，能戰勝一切敵人。（5）其生也為革命而生，其死也為革命而死。（6）愈是非常時期，越要小心謹慎，注重智謀。

了解中國現代史的人，對於一句話應該不陌生：「攘外必先安內」。長期以來，學界幾乎公認這句話是蔣介石用來「圍剿」紅軍而任憑日軍入侵的罪證。但這句話的出處卻與蔣介石無關，它源自於「半部論語治天下」的宋朝宰相趙普。

宋太宗繼承宋太祖的皇位之後，對於國內外的政治環境有著不太樂觀的判斷。他認為國內社會矛盾重重，而邊疆少數民族政權亦時刻有問鼎中原的野心，然而自己手中兵力又非常有限，究竟是「對外」還是「對內」，這成了困擾宋太宗的一個難題。

在宋太宗繼位後不久，趙普就針對宋太宗的疑慮遞交了一份奏摺，裡面有這樣一句話：「中國既安，群夷自服。是故夫欲攘外者，必先安內。」大概意思是說，現在中原地區已經平定，周圍少數民族政權也都臣服於我們，現在當務之急不是怎麼想辦法對付他們，而是怎樣維護中原地區的穩定。

這封奏摺其實與宋太祖臨終前的遺言有著異曲同工之處。宋太祖臨終前，曾親口向宋太宗表示：「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為之防；惟姦邪無狀，若為內患，深為可懼。」兩朝統治者都忽視了邊疆少數民族政權走向強大的可能，而是一味將希望寄托在「安內」這一空中樓閣上，到了宋太宗統治晚期，太平興國成為一場夢，國家愈發步履維艱。

至道是宋太宗執政時最後一個年號，前後不過3年光景，但在這3年里，北宋卻為自己埋下了深重的亡國隱患。首先是兵力的擴張，與建政初期相比，至道年間的兵力已是當年的3倍，這個數字足以讓宋朝政府陷入嚴重的財政虧空當中，中央政府開始大規模、用3種字體鑄造銅幣「至道元寶」。當然這還不算，更關鍵在於，在這3年里北宋遇到了一個難以克制的強敵：李繼遷。

李繼遷是鮮卑族後代，也是一位傑出的少數民族政治家。從唐代開始，李繼遷的家族就世代統治雄州、秦州等地（今寧夏、甘肅地區）。歷史記載，李繼遷「生而有齒」，12歲便擔任地方行政官員。至道年間，他一次襲擊宋朝的清遠軍，一次偷襲靈州，均取得了勝利，奠定了自己在北方的勢力範圍。

說李繼遷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恐怕許多人會懷疑，但要說李繼遷的孫子李元昊，大家就不會陌生了。這位西夏國的開國之君之所以能開疆拓土，成為宋王朝北部最強勁的對手之一，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其祖父李繼遷所打下的基業。在宋太宗與宋真宗權力交接的那3年里，李繼遷多次襲擾北宋邊疆地區，並取得了階段性成果，為此後李元昊稱帝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但對於宋代統治者而言，至道年間卻是如白駒過隙的3年。統治者們都忽略了李元昊這個足以讓他們的子孫後代不得安寧的「邊事」，相反，都把過多的精力放到鎮壓中原的王小波、李順起義上，農民起義很快被鎮壓下去了，但邊疆的戰火卻一點點地燃燒起來。

「攘外必先安內」是趙普的點子，但卻根於宋太祖的治國方略。宋太宗頒布使用「至道」這個年號時，趙普已經去世了3年，但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在宋太宗執政的最後幾年裡，西夏開始崛起了，並且表現出了強勢的後勁，足以使以「中原天朝」自居的宋朝不得安寧。

後世將趙普列入名相之列，筆者是不能苟同的，因為論權謀，趙普確實算一把好手，當年的「杯酒釋兵權」至今仍是中國政治史上的經典個案。但作為一國之相，光有權謀這一小聰明是不夠的，不但要有協調對內事務的大局觀與清醒認識時勢的大智慧。可惜，趙普似乎並不具備這種眼光。

在他看來，剿滅農民起義、安撫朝內官員才是當務之急。而他眼裡的「群夷」不過遲早「自服」而已，歷史早已證明，這種帶有民族歧視、盲目自信的狂妄觀點，遲早會付出血的代價。而沉浸在「安內」中的宋太宗卻全然不知，甚至「至道元寶」上的四個字，還出自於他的墨寶。

有歷史學家認為，「宋非亡於契丹女真，而亡於謀士。自趙普至蔡京，皆禍國也。」竊以為，此說雖有不全之處，但總體也靠譜，至少可供後世執政者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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