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
《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以下簡稱《一百種譯作》）一書，由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於1996年出版，並於次年獲首屆上海歷史學會「學會獎」。2008年江蘇教育出版社又推出了修訂本。作者復旦大學歷史系鄒振環教授，專治歷史文獻學（明清文獻）和明清以來西學東漸史。本中心所藏為作者親筆簽名版贈書，其價值毋庸諱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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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褐色封面上，金色的書名赫然紙上，與背景色形成鮮明對比，十分醒目。並且這些漢字呈立體狀，留下一列黑色字影隨行，於是乎與書名中「影響」形成呼應、相得益彰。翻開書，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扉頁上作者的親筆簽名「謝天振先生指正，鄒振環，一九九六年三月」。接下來是一幅《坤輿萬國全圖》。該圖由太僕寺少卿李之藻所繪製，是國內現存最早的彩繪世界地圖。它以當時的西方世界地圖為藍本，但考慮到國人的接受心理，作者改變了當時通行的歐洲居於地圖中央的格局，而是將中國盡量置於世界地圖的中央，由此也開創了中國繪製世界地圖的先例。這似乎從反面映襯了本書所要討論和展現的中外文學關係的主題。最後是我國著名古籍版本學家、目錄學家和書法家，上海圖書館原館長顧廷龍先生的親筆題籤「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顧廷龍題」，並蓋有顧老的印章。
本書除正文外，還包括前言和後記。前言部分交代了研究緣由、方法以及一百種譯作的選擇標準，是總體把握本書的關鍵。正文部分將一百種譯作按時間順序編排，使其獨立成篇，展示明清之際至新中國誕生前的三百餘年間西書中譯發展變化的大致脈絡。入選的一百種譯作可以歸為三類：首先是產生共時性和歷時性重大影響的名著，如《幾何原本》《聖經》《民約論》《黑奴籲天錄》《少年維特之煩惱》《約翰· 克利斯朵夫》等；其次是在當時流傳甚廣、深刻影響國人的思想，並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產生過強烈反響的作品，如《萬國公法》《天演論》《佳人奇遇》《愛的教育》等；再者是在當時轟動一時或風靡文壇的譯作，如《交友論》《十五小豪傑》《自由血》《血史》等；最後是影響較大的文學名著或是其他學科輸入史的「第一部」，這一部分數量最多，如《坤輿萬國全圖》《同文算指》《泰西水法》《代數學》《昕夕閑談》《社會學》《學理管理法》等。後記是關於作者從事西書中譯史研究的記敘，讀者可從中了解到作者從事這一課題研究的一些心路歷程。
學界普遍認為，1949年以前中國歷史上出現過三次翻譯高潮：東漢至唐宋的佛經翻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譯和鴉片戰爭至「五四」的社會科學與文學翻譯。《一百種譯作》一書作者則將後兩次翻譯高潮合併而將中國翻譯史按時間順序大致分為民族翻譯、佛典翻譯和西學翻譯三個歷史階段，並且認為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即明清之際開始的西學翻譯，無論從規模、翻譯和影響的層面及深度上，都是前兩個階段所無法比擬的。不過，正如作者所指出的，目前尚無專門著述對明清以來這一歷時三百餘年的西書中譯歷程進行過比較系統的研討，從這一層面來講，該書在這一研究領域確有補白的意義和價值。
20世紀80年代之前，中國幾乎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翻譯史著作，對翻譯史的研究同樣少之又少，但從80年代開始，中國學者在翻譯文學史、翻譯史的編撰領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1]。這一時期堪稱中國翻譯史研究的一個「學術復興」期，建構了中國翻譯史研究上的所謂「多元格局」，呈現出「眾聲喧嘩」的局面。其表現在編纂形式上，是誕生了以譯書為中心的翻譯史、以譯者為中心的翻譯史、以譯事為中心的翻譯史、以翻譯形式為核心的專題翻譯史論文集等編寫形式[2]。很顯然，鄒教授的《一百種譯作》屬於第一類。不過，與這一類的其他研究專著（如周兆祥的《漢譯〈哈姆雷特〉研究》[3]和袁錦翔的《名家翻譯研究與賞析》[4]）等不同，鄒著並非從譯作賞析的角度，而是從傳播與影響的角度，以譯作為中心，視其出版先後為經，視文化人與文化運動為緯，勾勒了晚明以來西書中譯的歷史及其與社會文化之間的關係。這即是該書最為重要的特色。該書討論了從明末《交友論》《坤輿萬國全圖》《幾何原本》至1949年問世的《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凡一百種對中國近代社會產生重要影響的譯作，其中有第一部傳入中國的西洋農田水利技術專書《泰西水法》、最早的機械工程學譯著《遠西奇器圖說》、最早傳入的西洋人體解剖學著作《泰西人身說概》等；有所在學科重要的奠基之作，如《名理探》及其續篇《窮理學》《博物新編》《談天》《重學》等；有在近代中國產生重大影響的作品，如《天演論》《巴黎茶花女遺事》《佳人奇遇》《黑奴籲天錄》《哀希臘》《悲慘世界》等。作者還為每篇加上了一個小標題，以揭示其意義，如「《資本論》：中國翻譯最偉大的工程」「《天下一家》：轟動抗戰中國的一部譯作」「《性心理學》：其節譯、全譯精注及其傳播與影響」等。另外，作者運用了生動的語言將這一篇篇關於譯作及其影響的歷史故事串聯起來，使得翻閱者讀來饒有興味，頗有愛不釋手之感。
本書的另一個特色是資料非常翔實，且注重史料考辨。楊自儉先生認為，寫翻譯史有三大難點：其一是全面佔有材料；其二是辨別真偽；其三是評價恰當[5]。而《一百種譯作》的特色正在於此，尤其是前兩點。侯向群就曾給予該書很高的評價，認為它是「用史家的視角，文學家的筆法記錄我國四百年來的翻譯活動，其中史料與人物並錄，評論與爭鳴競存」，不僅介紹了一百部著作的原著，也對不同譯本有所論及，將史實與佚聞有機地結合了起來，「是一本不可多得的譯史專著」[6]。而更為重要的是，鄒教授根據所掌握的資料進行追蹤溯源，考證諸如牛頓力學、西洋人體解剖學、愛因斯坦相對論是何時傳入中國的？中國人何時讀到《聖經》？達爾文進化論、盧梭社會契約論、孟德斯鳩三權分立學說、馬克思主義、易卜生主義、杜威實用主義、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在中國又是如何傳播和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等問題，並且對學界已形成定論的史實進行考辨，以糾正人們認識上的偏誤。如書中第11篇「《聖經》中譯本之最」對《聖經》中譯本相關史料進行了全面梳理和考證[7]。由於印刷術尚未發達，手抄本亦未見普及，所以一些《聖經》譯本要麼只通行於傳教士和某些官員手中，如《天寶藏經》（即《舊約· 詩篇》）等，要麼未能付梓，如法國耶穌會士賀清泰的《聖經》譯本。已刊最早的古漢語《聖經》譯本是由英國傳教士馬士曼和出生於澳門的亞美尼亞人拉撒合譯的，1822年在印度出版。至於中國的情況，作者認為第一個來華的英國傳教士馬禮遜經過五年的艱苦努力，於1813年譯完《新約全書》，當時印刷兩千部；1819年11月又與傳教士米憐合作，譯完《舊約》，於1823年合併《新約》在馬六甲正式出版，取名《神天聖書》。該譯本非常完整，流傳較廣，被認為是中國最早出版的《聖經》中文全譯本。
再如第65篇「《威廉 ·退爾》：最早漢譯的席勒作品」是對「《威廉·退爾》最早何時譯成中文」這一問題進行考辨，並糾正了之前學界的一些錯誤的認識[8]。高中甫的《論〈威廉 ·退爾〉主題和威廉·退爾性格的雙重性》一文認為，第一部譯成中文的是楊丙辰1923年譯本。而田漢在《席勒，民主與民族自由的戰士》一文中指出，遠在辛亥革命初期馬君武曾經在《新中華》雜誌上發表《威廉 ·退爾》的名貴的全譯。而韓世鍾、王克澄更是在《席勒的作品在中國》一文中明確表示，馬君武曾於1911年在《新中華》雜誌上發表《威廉 ·退爾》的全譯。然而，鄒教授遍查辛亥前後的期刊，均未曾見過《新中華》雜誌。而且由新中華雜誌社編輯及發行的《新中華雜誌》是創刊於1915年10月，僅出了六期，1916年6月停刊。其中也未見有馬君武的譯文。最終，鄒教授發現馬君武的《威廉 ·退爾》全譯本最初是以「國民戲曲」為題，首刊於1915年1月20日由中華書局發行、梁啟超主編的《大中華雜誌》創刊號上，一直連載到1915年6月20日的第一卷第六期。
《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是國內首部嘗試從傳播與影響的角度切入翻譯史研究的著作，它以譯作為中心，勾勒了晚明以來西書中譯的歷史。作者耗費近十年的時間才得以完成，正可謂「十年磨一劍」，其中飽含的艱辛和嚴謹的治學之風可想而知。相信讀者在獲取重要翻譯史料的同時，更能領略作者的為學之道，並從中獲益。
[1]謝天振《超越文本超越翻譯》[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4頁。
[2]鄒振環《20世紀中國翻譯史學史》[M]，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第237頁。
[3]周兆祥《漢譯〈哈姆雷特〉研究》[M]，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1年。
[4]袁錦翔《名家翻譯研究與賞析》[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
[5]楊自儉《楊自儉 序》，馬祖毅《中國翻譯簡史：「五四」以前部分》（增訂版）[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8年，第X頁。
[6]侯向群《翻譯研究的珍貴史料、歷史探討的獨特視角——讀〈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J]，《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2年第2期，第127-128頁。
[7]鄒振環《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6年，第38-39頁。
[8]鄒振環《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6年，第245-246頁。
本文作者：夏維紅（廣西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
圖書信息
書名：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
作者: 鄒振環
出版社: 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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