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遺產
我既非歷史學家也不是隨筆作家。跟所有人一樣，我腦子裡有記憶、有想法，但不願表達，總怕自己記錯了、想岔了。若有人追著問，我時常落荒而逃；若說點什麼，很快就會發現有些話經不起推敲，於是便緘口不言，要不就借著微笑脫身。
而現在在這裡，我只想試著找回那些年的一些畫面和聲音。我以時間之繩將它們穿起來，這是我僅有的工具。我並不企圖展開歷史或加以評論，只是在歷史的大書卷中隨手塗抹幾筆罷了。
試圖用時間之繩穿起當年回憶的，正是被稱為「布努埃爾御用編劇」的法國著名劇作家讓-克勞德·卡里耶爾 (Jean-Claude Carrière)。對資深文藝青年來說，他執筆編劇的《白日美人》《資產階級的審慎魅力》《布拉格之戀》都是必看且加以膜拜的經典。
時間是1968年早春，卡里耶爾接到捷克導演米洛斯·福爾曼的電話邀約，來到美國。福爾曼其時已經通過電影《金髮女郎之戀》為全世界所知，他想把六十年代風行的音樂喜劇《越戰毛髮》(Hair) 搬上大銀幕，邀請卡里耶爾編劇。二人在紐約一下子被捲入了時代的漩渦，像是一腳踏進了一個永不結束的大PARTY，結識了不可思議的人們，被眼前光怪陸離的一切推著走。
1968年你能想到的一切撲面而來，留長發穿著波西米亞風的和平主義者們，藝術家出沒的切爾西旅館，科幻電影和時髦的未來主題，安迪·沃霍爾，據說是自由的性，無處不在的藥物，搖滾樂，艾倫·金斯堡。
緊接著，他們親歷了半途中斷的戛納電影節，回到滿街都是街壘的巴黎，在那裡，他們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應該在街壘的哪一邊……福爾曼是捷克人這個事實，也給了作者機會，先是在布拉格的飯館酒吧近距離了解了捷克人的生活狀態和心態，隨後又與福爾曼家人共同渡過蘇聯坦克入侵的艱難時刻……這一切在三十年後被卡里耶爾找回，穿起，寫進《烏托邦年代》。
必須承認，1960年代——電影，藝術，搖滾樂，文學；海報，標語，嚎叫，照片，服飾，室內設計，建築——對後世發生了巨大的影響。還不止如此。有某種精神，是迄今我們仍自其中汲取力量的源泉。
六十年代的一切為何對今天的我們還有如此的魅力？那個十年留給我們的遺產是什麼？有些東西仍牽動著我們的心，是什麼？
六十年代像是一個漫長的集體的青春期，作者借用瑪格麗特·米德的觀察：在傳統社會，世界的演進十分緩慢，老一輩掌握並傳遞知識。然而，當社會快速變化，學識，技術和生活方式不再一成不變，這種情況倒過來了，「知識換了保管人，而力量自然也隨知識一起換手，由此就產生了代際鴻溝，這在人類歷史上是前所未見的現象。」
年輕人借了『科學』的評估，第一次旗幟鮮明地要求人家讓位。他們自認為聰明而富有主動性，只有他們能承擔起世界的一切運動變化。他們宣布一切都應該交給他們決定，否則人類必將走向災難。
那些年輕人就是帶著這樣的夢想和信念在探索，在憤怒，在找尋的。他們當仁不讓。六八一代是具有革命精神的一代，雖然革命在世界各地的表現並不相同，後果也不盡相同。
1968 年的這些年輕人永遠不會老去。他們自帶年輕屬性，青春永在。
作者卡里耶爾在1968年時候已經過了這當仁不讓的年紀，他和米洛斯一個三十七，一個三十六，幾乎可以當那些花兒少年的父親了。因此，他們雖對迎面而來的一切都順應而充滿好奇地去經歷，卻多了一點距離和冷靜的觀察。
而真正寫下本書已經是三十年後（法文初版於2003年），此時，距冷戰結束已經又過去了十幾年，布拉格廣場上坦克碾過的地方早已經平靜如初，巴黎和紐約留長發的年輕人早已穿上了他們反抗的商業服裝，與世界握手言和。甚至，人們已經來得及看到了幾次對六八年的反覆和「清算」。
自七十年代起開始了對六八一代的嘲諷和反動，人們甚至將後來的痛苦和災難歸因於花兒們。八十年代，出現了一些新人，「他們剪短頭髮，磨尖牙齒，將一切對生態的憂慮都斥為無稽之談，大肆掠奪我們星球剩餘的資源。」「這些新生的小狼崽並未意識到，其實他們自己也攀附著一個虛無縹緲的烏托邦」。
作者指出：「現實極端複雜，永恆變化，我們卻總以為可以把它簡化為幾個簡單的理念。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其實都是烏托邦主義者。我們覺察、講述歷史時，彷彿把歷史當成了一系列快照，只需一眼就能看清一切，只需幾個詞就足以定義某個『歷史時刻』。」
然而，烏托邦的存在並非毫無意義。「不承認它、鄙棄它，這就等於抹去我們自身的一部分，等於拒絕承認這部分揮之不去的想像。它彷彿夢境，首要的價值就是逼迫我們承認世界的畸形，承認造物那顯而易見的匱乏，承認『自然的不完美』。」
有一隻鈴鐺搖響了，有一類人被喚醒了。
布拉格就是一個正面的例子。雖然光明和平又猶豫了很多年才真正到來，雖然作者馬上悲觀地說，這個現實也是暫時的，「另一種生活就在那裡等著我們，等著我們的孩子。裡面既有十分古老的傷痛，也有新天堂的影子」。
經歷過1968年的人，將終身無法擺脫那個年代的影響。這本書里記載的歷經動蕩歲月輾轉了三個城市拍成的影片《起飛》(Taking Off,又譯《逃家》），終獲得1971年戛納電影節評審團大獎；米洛斯·福爾曼在1975年通過《飛越瘋人院》獲得了奧斯卡最佳導演獎；在1979年，他終於把《越戰毛髮》拍成了電影，如今仍是嬉皮士的經典；2018年4月，米洛斯·福爾曼去世。作者卡里耶爾則在1989年見到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拍成了電影，算是還上了對布拉格的任何虧欠；其後的編劇作品《五月傻瓜》，是直接以1968年5月為背景的；2015年，84歲的卡里耶爾獲得奧斯卡終身成就獎。
那麼，五十年前的這段風雲，今天還剩下什麼呢？
在世界的各個角落，我都見過這樣一個年輕男子，他緩步獨行在人行道上，蓄著鬍鬚，頭髮很長，有時編成辮子。他穿著涼鞋和皺巴巴的寬鬆衣裳，吉他用皮帶斜挎在肩頭。有時有個年輕女孩陪在他身邊，有時是條狗。他悠遠的目光從周圍的人群身上滑開，彷彿什麼也沒看見。
他來自另一個時間、另一種思想。他所屬的部落被屠殺，被嘲笑，但尚未下定決心永遠消失。在他身上還能勉強辨認出一幅已經模糊的畫面，那是個遍地音樂的和平世界，所有人之間的關係都與現在不同；金錢被趕下至高的寶座，「愛」自由地行走在街道上。
這個年輕人（1968 年時他還沒出生呢），他有時會停下腳步，在街角坐下，從墊著磨損天鵝絨的盒子里取出吉他，輕輕撥動幾個音符。人們快步從他身邊走過。停下的人很少，解囊的人更少。
烏托邦變成了流浪漢。我們的幻夢就坐在那裡，坐在街角。它伸出手來。年輕人並不知道，他身上帶著一部分我們所有人的夢想，就在他眼睛裡、聲音里，在他指甲污黑的手中。這個夢想被我們錯待，如今已經遺失，然而儘管它早就疲憊不堪，卻仍下不了決心棄我們而去。
年輕人只為自己彈奏，或者為了陪伴自己的那個女孩、那條狗。他不知道今晚有沒有東西可吃。他有點咳嗽，他脖子上掛著一兩串不知來自何處的護身符。
街道如此喧囂，我們幾乎聽不見他的吉他聲。
。。。
是的，我也認識這個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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