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寧先生：漢字與中國文化

最新 05-08

漢字與中國文化

王寧｜文

王寧，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資深教授，北師

大章太炎黃侃學術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

文章摘要

漢字與中華文化的關係可以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來分析。就宏觀意義而言，以漢字這種文化事項作為中心項，來探討它與其他文化項的關係。因為漢字是社會創造的，也是具有社會約定性質的符號系統，因此漢字與其他文化項的關係十分密切。就微觀意義而言，要探討漢字這個文化載體與文化內容的關係。這種關係主要看漢字及其系統在哪些方面反映出文化內容的信息。主要有漢字構形的取象中蘊含的文化信息，漢字構形發展中反映出的文化信息，漢字分化孳乳反映出的文化信息，漢字類聚後反映出的文化信息。漢字與文化關係固然密切，但要防止認識上的誤區：一要正確認識漢字構形分析的社會性、系統性帶來的客觀性；二要正確認識微觀漢字對歷史文化解釋的有限性；三要正確認識漢字與漢語的辯證關係，注意區別字的造意和詞的實義。

如果把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早期定為漢字起源的上限，那麼，漢字已經有六千年的發展歷史。即使是從殷商甲骨文算起，漢字也已經不間斷地發展了三千五百多年。它書寫了中華民族的歷史，載負了光輝燦爛的中華文化；它具有超越方言分歧的能量，長期承擔著數億人用書面語交流思想的任務；它生髮出篆刻、書法等世界第一流的藝術；在當代，它又以多種方式解決了現代化信息處理問題而進入計算機，迎接了高科技的挑戰。漢字是中國文化的基石。

漢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斷使用而延續至今的表意文字系統。可以說，在包括甲骨文在內的每一層漢字的共時平面上，都已經積澱了非常深厚的漢字本體歷史，以及作為漢字存在背景的社會文化歷史。漢字和中華文化具有互相印證、互相解釋、互相依存的關係——「漢字與中華文化」這一命題，就要通過對這種關係的考察來建立。

漢字與中華文化關係的兩重意義

文化問題涉及人類生存的全部，不同時代、不同領域對這一事象關注的角度各不相同，因此，西方的culture（文化）原義有多種解釋，定義極不統一。據有人統計，在不同的學科領域、出於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角度，對「文化」的定義約有一百多種。較早的文化定義均屬於廣義的定義，它是來源於人類文化學、文化哲學領域的定義，是以人類與非人類的分野作為立論依據的。德國法學家S·普芬多夫在17世紀第一個把culture作為「文化」正式的術語來使用，他在《自然法與萬民法》一書中定義說：「文化是社會的人的活動所創造的東西和有賴於人和社會生活而存在的東西的總和。它是不斷向前發展的、使人得到完善的、社會生活的物質要素和精神要素的統一」。根據這個定義，「文化」在西方是指人類所創造的全部的文明，包括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在中國典籍中，「文」與「化」很早就已合成——《說苑·指武》：「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我們把「文」與「化」意義的內涵合成後，可以看出早期的「文化」含義。中國經典的「文化」是指人的後天修養與精神、物質的創造。修養屬改造主觀世界的範疇，創造屬改造客觀世界的範疇。基於漢語「文化」概念的傳統解釋，學術界經常把它與英語的culture對譯。實際上，不經culture轉譯的中國傳統的「文化」概念所具有的後天創造演化觀念和人文精神，更適合於今天常說的文化內涵。不論是西方的culture，還是中國古代的「文化」，都是廣義的文化，這個廣義的概念有三個要點：（1）廣義文化是與人類、與人類的創造活動相聯繫的，是以人為中心的概念；（2）廣義文化是一個歷史概念，它涵蓋人類歷史的全過程，是一個傳承發展的綜合概念；（3）廣義文化的外延涵蓋物質創造和精神創造的全部。

狹義的文化專指人類的精神創造，它著重人的心態部分。其實，人類文化很難將物質創造與精神創造截然分開。一切以物質形式存在的創造物，都凝聚著創造者的觀念、智慧、意志這些屬於精神的因素。我們設置狹義文化概念的目的，是要排除純粹的物化自然世界，把我們的眼光，集中到以人為中心的世界，來觀察人類自身。狹義的文化又稱人文文化，是某一社會集體（民族或階層）在長期歷史發展中經傳承累積而自然凝聚的共有的人文精神及其體現在創造物上的總體體系。這個狹義的概念也有三個要點：（1）狹義文化不但以人為中心，而且以人的精神活動為中心，即使觀察物化世界，也是以其中的人文精神為內核的；（2）狹義文化關注的不是個別人的精神活動，而是經歷史傳承累積凝聚的共有的、成體系的人文精神；（3）狹義文化關注的不僅是全人類的普遍共性，而且更注重不同民族、階層、集團人文精神的特點。所以，狹義文化的定義適用於人類文化、民族文化、國別文化等較為具體的研究範圍。

根據前面的定義，「漢字與中華文化」這個命題也要從兩個層次來闡釋：

第一方面，根據廣義文化的定義，漢字本身就是一種文化事項。所以，「漢字與中華文化」這個命題，實際上屬於文化項之間的相互關係，具體說，它是指漢字這種文化項與其他文化項之間的關係。文化項之間的關係是相互的、呈立體網路狀的，在研究它們的相互關係時，一般應確定一個核心項，而把與之發生關係的其他文化項看作是核心項的環境；也就是說，應把核心項置於其他文化所組成的巨系統之中心，來探討它在這個巨系統中的生存關係。如此說來，「漢字與文化」這個命題，就是以漢字這種文化事項作為中心項，來探討它與其他文化項的關係。中心項與其他文化項的關係，是有近有遠的，漢字作為人類發明的、記錄語言的符號系統，與政治、教育的關係是最密切的，與其他文化項的關係遠近不等，直接與間接不一，這是廣義的漢字與文化關係需要特別關注的問題。

第二方面，漢字作為記錄漢語的表意文字系統，在構造個體字元和創建字元系統的時候，要把漢語辭彙的意義轉化為可視性的符號。由於語言意義與歷史文化的不可分割性，漢字在記錄了漢語的意義同時，必然要負載中華歷史文化的相關內容，表述種種文化現象，成為文化的載體；從這個意義上說，揭示漢字與文化的關係，就是要探討漢字這個文化載體與文化內容的關係。

我們這裡先談第二方面的內容——也就是漢字與狹義文化的關係，根據反映論的原則，這種關係主要是看漢字元號及其系統在哪些方面反映出文化內容的信息。在文化內容中，有一部分屬世界共通性，還有一部分屬民族特異性。要探討漢字與文化的關係，民族特異性這部分，應當比世界共通性這部分更有價值。因為，具有民族特異性的文化，總是受到特殊的自然與社會環境、民族生活和民族習慣、民族心理的影響，是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逐步形成的。從漢字來觀察中華文化，是一個非常新穎的角度。通過典籍的記載和考古的發現來了解中華文化，看到的常常是政治經濟和觀念制度的大問題，而漢字的形體構造中存儲的文化信息，常常深入到一些瑣細而具體的細節，是對歷史文化宏觀問題的印證和補充。所以，我們可以說，典籍與考古是通向古代歷史文化的一座座大橋，而漢字則是通向歷史文化的一葉葉小舟。很多偏遠的微小地帶，乘坐小舟比渡過大橋更為方便。

漢字構形的取象中蘊含的文化信息

漢字是根據它所記錄的詞的意義而構形的。構形時，需要選擇一種形象或形象的組合，將其生成字元，來描述它所記錄的意義，我們把這個選擇形象生成字元的做法稱作取象，取象所表達出的構字意圖稱作構意。構意和取象都要受到造字者和用字者文化環境和文化心理的影響。因而，漢字的原始構形理據中必然帶有一定的歷史文化信息。

在甲骨文中，動物的原始構形理據反映人類對動物特徵的認識。例如：

這些四足動物，文字的取象如果粗疏了，很難加以分辨。在比較中可以看到其中的構意——象突出長鼻，鹿突出兩角，馬突出奔跑時豎起的鬃毛，虎突出身上的花紋和張開的虎口，豕（豬）突出大腹，犬（狗）突出向上捲起的尾巴，鼠以碎食物突出其覓食的行為。只有牛羊只描繪頭部，為了區別，牛角向上翹起，羊角向下彎曲。我們把這些構形類聚在一起，可以得到一個很重要的文化信息：漢字處在表形文字階段時，人類的生活與動物的關係還十分密切，不但對野生動物的馴獸能夠細微觀察，就是對一些猛獸也有近距離接觸的生活經驗。在甲骨文中，取象於動物的形體十分豐富，顯然是狩獵生活在文字構形上的反映。

形聲字的大量產生大約在周秦時代。和象形字不同，形聲字的文化信息不是存在在個體漢字的總體取象里，而是集中在它的義符里。形聲字的義符反映了它所記錄的詞意義的類別，是一種比較概括的取象。《說文》小篆反映的是五經的詞義，因此，也就反映了周秦時代的文化。在漢字構形上，小篆對形聲字的義符進行了規整，義符系統反映了當時的文化信息。「草木竹禾」是《說文解字》中表示植物的四個大部首。它們所轄字的總數達 1195 字，約佔《說文解字》總字數的12% ，四大部首所從字的數量如下表：

植物類部首比例增多，這是因為中原地帶在秦漢時代的生產已經進入農耕為主，人類生活與植物的關係更為密切，漢字的造字取象於植物的數目大量增多，而且利用形聲字的表義偏旁來分類。四個部首的劃分說明了很多問題：一方面說明古人對草本植物與木本植物已經分得很清。在草本植物中，自然野生植物從「艸」，人工種植草本植物從「禾」。兩方面的動詞也已經分立了，種禾叫「種」，種樹叫「植」。竹，現代歸禾本科，分布在亞熱帶地區。《說文》解釋作「冬生草也」，可見也是把它看成草本植物。「竹」部首的確立說明，中國南部長江流域的文化已經與黃河中下游文化有所交融。

形義統一的漢字，不論是形聲字的義符還是會意字的部件組合，都是與這個字的意義相關的，但是義符與字的關係常常需要用文化來解釋。例如：「獨（獨）」從「犬」，「群」從「羊」，一隻牧羊犬趕著一群羊——這完全是一幅牧區放牧的圖畫。「塵（塵）」像群鹿奔跑揚起塵土，取象選擇鹿正是文化的表現。鹿是馴獸，而且喜歡群體生活。人追逐鹿是沒有危險的，特別容易觀察到輕輕奔跑的鹿群揚起的細土。

漢字構形發展中反映出的文化信息

漢字字形有一定的固化作用，變化比語義慢，比現實更慢，但是經過幾千年的演變，也已經能反映出動態中的文化信息。

漢字形聲字義符系統的變化，往往反映出社會的發展。例如：在小篆里，烹食器皿中從「鬲」的很多，鬲是一種陶制的器皿，「」（guo1）」「鬴(fu3)」都從「鬲」，因為它們主要是陶制的，後來「」寫作「鍋」，「鬴」寫作「釜」，字都改為從「金」，反映了陶器時代向青銅器時代發展的文化信息。小篆「又」與「寸」的分立，也反映制度帶來的觀念變化。酒器的「尊」甲文寫作，金文加上「八」，表示酒傾而出。小篆承襲金文，而將下面的兩手改為「寸」作，這是因為古人以酒器定位。「尊」已發展出「尊卑」之義，而小篆中的「寸」含法度之義，改從「寸」，正是適應「尊卑」義而為之。同樣，酒器的「爵」因象雀形而名，甲文、金文都是象形字。小篆作上半部是金文的變體，下從「鬯」，表示盛酒，從「又」，以手持之，以後也改「又」為「寸」，仍是為了適應「爵位」這種等級制度的變化的。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應當從「又」的字，都是表示用手操作的事物，到周秦時代的篆隸中，有相當一部分演變成「寸」了，除「尊」字外，還有「封」、「射」、「尉」等，小篆新造的「耐」「尋」「導」「辱」「寺」等字也從「寸」。這是因為，「寸」的構意表示法度，周秦的等級制度使法度觀念被引進造字，才產生了這種構形的演進。這種變化，是社會變化與人的意識變化的反映，可以從中觀察漢字攜帶的文化信息。

古代漢字的許多字形，有的一直保留到後代，也有的中途死亡，不復再用。這些個體字元的存亡，很多是有文化方面的原因的。僅從形聲字來說：

《說文解字·二上·牛部》共45個正篆，1個重文。其中就有5個字是為不同年齡的牛造的，還有12個字是為不同毛色的牛造的，這兩部分就佔了《牛部》的37%。例如：一歲以下的牛叫「犢」，三歲的牛叫「犙」，四歲的牛叫「牭」……白黑雜毛的牛、白脊的牛、帶虎文的黃牛、有黑斑的黃牛等，都有專門的名字。現代只有「犢」還保留來稱小牛，「犧牲」轉用作其它意義，其他的牛的專名都消失不用了。古代的牛有那麼多專門造的字，是因為中國古代牛是馴養的牲畜，有多種用途：既是坐騎，又是耕畜，還是祭品，不同色的牛毛還可以選作旗旄，以為部落的標誌。因而「物」字從「牛」從「勿」（勿是旗）。而祭祀時太牢用牛則必須純色。放牧、役使和祭祀都使牛與人能夠近距離接觸，這就是當時對牛的年齡和毛色觀察特別細緻，以致需用不同的命名來分辨的原因。隨著這種文化現象的消逝，這些專名不再需要，上述一系列字如其記錄的詞的詞義不再引申，這些字便成為「死字」。《牛部》也有很多字傳承為現代常用字，但相當一部分意義隨時代和社會的變遷引申出新義或更寬闊的意義了。如：（獨）特、牽（就）、（脾氣）犟、（物）體、犧牲……字雖從「牛」，意義卻與牛沒有多大關係了。

再以《車部》字為例。古代實行車戰，並以車代步和載重。《說文.車部》字正篆99字，重文8字，也算是一個大部。以車為義符的很多形聲字的傳承字意義隨著時代和社會的變遷而引申。例如：輿（論）、（沒）轍、（生力）軍、（管）轄、輩（分）、輪（換）、（旋）轉、斬（斷）、輔（助）……字從「車」，如不深想，意義都與車的關係很疏遠了。

漢字分化孳乳反映出的文化信息

漢語的辭彙發展，很多是由舊的詞中衍生出新詞。這種新詞的衍生都會伴隨著造字。我們把舊詞衍生新詞推動的造字——也就是從原有字形中分化出新形稱作孳乳造字。孳乳造字在受語言推動的同時，還要受到文化的制約。例如：

「臘」字由「獵」孳乳，是一種肉的製法，又是一種祭祀的名字，臘是打獵的捕獲物收藏的一種方法。「膾」是一種肉食的製法，由「會」孳乳，這種製法是把肥肉與瘦肉分切而後會合。行路攜帶的主食物叫「糒」，因「儲備（備）」而得名，其字由「備（備）」孳乳。酒酵的「酵」與宣教、教化的「教」同源而同有聲符「孝」，反映二者共同的特點——擴展、延伸，酒酵可以在糧食中擴散而制酒，宣教是把道理擴散而以禮樂同化人民。「窗」「囪」都是通風口，「聰」是人通過聽聞與外界通達，由此也可以了解，「蔥」也是「通」的孳乳字，因為它是葉子像一個中空的管一樣的食用菜，這些都有空通之意的字，都是同源分化字，聲音也都相近。

字的孳乳軌跡，對確證文化史也有很大的作用。例如，上古「禽」為飛鳥走獸的總稱，說明原始人曾有飛鳥、走獸不分的時代，只把自身與動物總體對立。「禽」與「獸」分立，標誌著動物分類的開始。《爾雅·釋鳥》：「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禽」與「擒」同源，「獸」與「狩」同源，這說明，在禽、獸分立的時代，中原尚處在狩獵時期。由「獸」孳乳出「畜」，說明牧養的開始，畜牧與狩獵並存，是烹飪史上獲取原料的一大進步。

我們以「陽」的孳乳字來看古人的一些觀念：「陽」在宇宙中以太陽為代表。從太陽的特性出發，它孳乳出五組字來：

第一組：「炙熱」義——煬、烊、燙等

第二組：「宏大」義——洋、泱等

第三組：「高空」義——揚、翔等

第四組：「長養」義——羊、養、氧等

第五組：「吉祥」義——祥等

我們從這些孳乳字中，看到了古代哲學中的「陰陽對立」思想最早是由對太陽的感受來思考積極的一面，它並不如有些人講的那樣虛玄，而是非常生活化的。至於「陰」，屬於消極的那一面，也就是太陽的對立面，當然也可以在人生活的自然宇宙中找到。

漢字的孳乳在形聲字中可以找到一些標記，那就是前人所說的「右文說」。古人曾經看到，形聲字的有些聲符具有提示孳乳字來源的作用，可以用來把同源字聯繫在一起。這裡也舉一個例子。我們來系聯一部分以「肖」為聲符的字。這些字可以分成兩組:

第一組是名詞：

稍，苗末。禾麥葉末端漸小處稱麥稍。

艄，船尾。船尾端漸小處是船艄，所以站在船尾撐船的人叫艄公。

霄，雲端。雲的最高、最遠的頂端，看起來越來越小，所以叫雲霄。

鞘，鞭頭。皮鞭的頂端細小，稱鞭鞘。

梢，樹端。樹木枝條的末端漸小處稱樹梢。

這組名詞共同的特點是，它們表示的都是在末端逐漸細小的部位。

第二組：

消，水消減。也就是使水漸漸少起來。

銷，金消減。也就是經過使金屬漸漸消融。

削，用刀使被削的東西漸漸減少。

這組動詞共同的特點都是使一種東西漸漸消融或減少。

這兩組字都是同源孳乳字，它們共有同一個聲符，作為同源的標記。古人發現了這個情況，因為形聲字的聲符一般都在右邊，所以稱作「右文」現象。需要注意的是，「右文」現象僅僅在一部分漢字中存在，不能概括為普遍現象。哪些形聲字的聲符具有示源功能，是要經過論證的，判定這種現象有一些複雜的條件，應當是一種專家行為。但是其中反映出的文化內涵，是十分值得注意的。

漢字類聚後反映出的文化信息

把同類的漢字類聚在一起，可以從它們形與義統一的系統中看出文化的觀念。以味感字為例，「酸」從「酉」，辛辣的味道寫成「」，其中包含釀酒的取象，說明二者都是從酒里體會出來的。「鹹」從「鹵」來自礦物質，「苦」從「草」，來自植物，這兩種味道也是從實物中體會出來的。唯有「甘」「甜」從「口」從「舌」，是無味之味，也就是一種經過諧調沒有不適之刺激的味感。甘（以及後來孳乳出的「甜」），是本味，原味，入口無刺激，似乎無感覺而實際上是一種舒適感。酸、辣、咸、苦都是別味，入口有刺激感。所謂有調味，指中和多種別味，使其適中，達到「和」的高標準。在五味中，甘與其他四味的總體形成對立，又與其他四味分別對立：甘與是調味的增減因素，加鹽則五味均可加濃，調以甘滑則五味均變可淡化。甘與苦是調味的疾緩因素，所以有「甘而不固」、「苦而不入」之說，甘與酸不但表現在調味上，還表現在果實的生熟上。果熟則甜，果生則酸。《春秋繁露》說：「甘者，五味之本」，《淮南子·原道》說：「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淮南子·原道》說：「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莊子·物外》說：「口徹為甘」，正是上述味感字的構形特點表現出的詞義系統的反映。在這裡，漢字可作為上古中國人分辨五味觀念的確證。

酒與中國文化關係至為密切，不論是帝王、貴族還是平民百姓，文人還是武士，鴻儒還是白丁，聖賢還是惡棍，能見於中國古代典籍的，很少有完全與飲酒無涉的。因此，自古以來，人們對飲酒的生理衛生，也頗有一番研究。如果把關於飲酒生理的漢字類聚起來，也可以看出古人對飲酒的一種體驗。

每個人的體質對酒的接受能力不同，因此便有「酒量」之說。酒量，每個人不同，所以《論語·鄉黨》說「唯酒無量」；甚至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情緒下酒量也有變化，因此又有「酒興」之說。飲酒無量，因人而異，因興而異。但《論語》在「唯酒無量」之後還有半句很重要的話，叫作「不及亂」。這使我們明白，「無量」是對整個社會飲酒者總體而言，對每個飲酒的個人，則是「有量」的，這個量，應限制在「不及亂」上。「不及亂」就是「醉」。《說文解字·十四下·酉部》：「醉，卒也。卒其度量不至於亂也。」——「卒」是「終了」「終結」，醉就是每個人所適應的酒量的終極，也就是每個人飲酒達到「不及亂」的生理極限。《說文解字》解釋了「醉」字從「卒」的造字意圖，也解釋了酒醉的確切含義。不過，醉終歸是一個模糊概念。在日常生活中，真正能掌握「醉而不亂」這個極限點，往往很難辦到。一個「醉」字，已經不能道盡全部的飲酒生理。翻開《說文解字》，可以見到一系列的與醉相關而程度有差異的詞：「醉」的同義詞是「醺」，「醺」字從「熏」，《毛詩傳》說：「熏熏，和悅也。」「熏」的「和悅」義就是「醺」的義源。宋陶谷《清異錄》說：穆宗臨芳殿賞櫻桃，進西涼州葡萄酒，帝曰：「飲此等覺四體融和，真太平君子也。」——「四體融和」，就是對「醺」的「和悅」義的具體形容。飲酒恰到好處，盡興而不亂，是謂「酣」。《說文解字》：「酣，酒樂也。」段玉裁注引張晏說：「中酒為酣」，《文選·吳都賦》「酣湑半劉」註：「酣，酒洽也。」對「酣」，更明確的解釋是《史記·高帝紀》集解所引的應劭註：「不醒不醉曰酣」——酒帶給飲者的朦朧感已經襲來，而意識尚存，思維尚清。陸遊《石洞酒戲作》所說的「酣酣霞暈力通神」，正謂此境。

酣、醉之後，酒便於人體有害，於心理更為不宜，不成其為享受了：《說文解字》：「酖，樂酒也。」《字林》：「嗜酒為酖。」《詩·鹿鳴》毛傳說：「湛，樂之久也。」「湛」即是「酖」的借字。用今天的話說，「酖」就是沉湎於酒。《左傳》所說「宴安酖毒，不可懷也」，指所樂非其正而言，可見「酖」非正常之樂，在古代一向是含有貶義的。「酲，病酒也」，《莊子·人間世》：「嗅之則使人狂酲。」司馬註：「病酒曰酲。」因酒而呈重病態，是過量無疑。「酗」，是飲酒過量的最激烈表現。《尚書·泰誓中》：「淫酗肆虐」，疏：「酗是酒怒。」《無逸》傳：「以酒為凶謂之酗」。以「酗」和「淫」、「肆虐」並稱，它的惡劣程度，可想而知。從廣義說，「酲」與「酗」也都是「醉」，《左傳·昭十二年》說：「去其醉飽過淫之心。」「酲」與「酗」，都是醉之過，達到了「及亂」的地步。《北齊書》記載王紘之說：酒有大樂，亦有大苦。梁陳宣《與兄子秀書》說：「吾嘗譬酒猶水也，可以濟舟，可以覆舟」。都道出了飲酒的兩面，也道出了醉之不可過的道理。

以上二至五節所反映的漢字與文化的關係，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漢字構形及其系統與歷史文化有互證的作用，這種互證的作用反映了微觀意義上的漢字與文化的關係。

漢字作為文化項與其它文化項的關係

從第二個意義來探討漢字和文化的關係。漢字是社會的創造，也是具有社會約定性質的符號系統，因此，它與社會其它文化項的關係是十分密切的。要討論漢字和其它文化項的關係，首先要引進社會文化三個層次的理論。鍾敬文先生在《民俗文化學發凡》（《鍾敬文學術論著自選集》471頁）一文中指出：「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可以分為三條幹流：第一條是上層文化，從階級上說，它主要是封建地主階級所創造和享用的文化。第二條是中層文化的幹流，它主要是市民文化。第三條幹流是下層文化，即由廣大農民及其他勞動人民所創造和傳承的文化。中下層文化就是民俗文化。」他又說：「從文化根源上講，三層文化都發源於沒有階級時代的原始文化。它們曾是一個統一體，後來卻分化了。」用這個歷史唯物的觀點來衡量漢字，可以看到漢字發展不同的文化層面：

漢字的醞釀萌芽應在沒有階級的原始社會。而它的發展成形已經是有階級的時代。漢字的原初狀態是三層文化沒有分化的時代的反映，它代表全民族的通約。但漢字的第一次整理和較大規模的使用必然是上層社會的宮廷行為。許慎在《說文解字·敘》里把文字的作用歸納為「王政之始，經藝之本」，說明漢字的早期發展是與上層文化同步的。一部漢字發展史證明，漢字的豐富、繁衍與中下層文化密不可分，而漢字的精密、規範、統一卻主要是上層文化發展的反映。漢字的起源與發展融匯了中華民族三層文化的創造性，漢字系統中存在的各種現象也是這三層文化綜合的反映。清理漢字與不同層次文化的關係，是漢字文化研究的重要的課題。

一部漢字發展史還告訴我們，漢字與其它文化項的關係有直接的關係，也有間接的關係。原始漢字與宗教、生產、生活文化的關係至為密切。到漢字的早期統一時代，它與宗族繼承權、分配製度的關係逐漸密切起來。漢代以後，漢字與法律、外交的關係更是密不可分。當漢字走出宮廷，進入市民文化後，一方面是漢字實用性增強引起的構形簡化；另一方面卻是上層統治者漢字規範意識和行為的增強。漢字是在兩種文化的雙向影響下發展的。始終影響漢字發展的要素是教育，隸變以後，藝術對漢字具有多方面的、不間斷的影響。這兩個文化項，成為漢字發展最密切的背景和共進的伴侶。探討各文化要素推動漢字發展的著力點，弄清各文化要素影響漢字發展的外在現象和內部規律，梳理影響漢字發展各要素使漢字發生變化的綜合效應，是漢字與文化研究的主要內容。

我們把第二個意義上的漢字與文化的關係稱作宏觀意義上的關係。它與上述微觀意義上的漢字與文化關係角度雖然不同，卻是互相依存、互相補充的。這兩方面，大致可以涵蓋漢字與文化的全部關係。所以，正確理解漢字，沒有中華文化的基礎是無法辦到的。

防止漢字與文化關係問題上認識的誤區

一要正確認識漢字構形分析的社會性、系統性帶來的客觀性。

首先是在解釋漢字構形中存在哪些文化內涵時，要防止主觀臆測。有人誇大漢字構意的主觀性，認為對漢字構性的理據，可以隨意解釋。這是對文字字意形成的一種誤解。應當從兩個方面來認識漢字構形理據的客觀性：第一，作為表意文字的漢字，在構字時選擇的構件和採用的構件功能，具有可解釋性，但這種選擇時具有社會約定性的，不是個人一廂情願所能決定的。它所帶有的內涵，如果不能被社會大多數人認定，就無法起到交流思想的作用。漢字構形攜帶的意義，屬於社會歷史信息而不是個人的思想信息。第二，漢字構形是成系統的，在多數漢字基本定形的時代，構形系統就已經形成，小篆以後，漢字以形聲字為主體的構形系統更為嚴密。構形系統的重要標誌是關係的有序性。每一個字都居於其他與之發生關係的字的聯繫中，如何講解一個字，要由它的各種關係決定，解釋是否正確，要用它的各種關係證明，這些關係制約了對漢字構形理據的解釋。例如：「鼻」、「咱」、「息」中的「自」是同一個部件，小篆寫作賴藍，上像鼻子的紋路，下面加註口做背景，「鼻息」的意思，與這些字的理據都有關係。但「首」下的「自」則是趀的整體象形的一部分，與前面的「自」無關，不能用「鼻息」去解釋。

還應當說明的是，漢字構形的理據分析是要追溯歷史傳承的，不能用已經喪失理據或理據重構的現代字樣來胡亂解釋。例如：「開」「兵」「共」「輿」「興」「具」都有共同的部件，但必須還原到小篆，才能看得清楚：

在小篆里，它們都有共同的部件，表示兩隻手一起用力或一起把玩。「開」的構形表示用兩隻手拉開門閂，「兵」的構形表示用兩隻手使用兵器，「共」的構形表示用兩隻手與上面的兩隻手共同用力，「輿」的構形表示用上下四隻手一起抬起轎輿，「興」的構形表示用上下四隻手共同將重物舉起，「具」的構形表示用兩隻手操作工具。

從兩個例子可以看出，如果我們隨意用不正確的理解去解釋其中一個字的理據而不顧其他字，結果必然造成講了一個亂了一串的後果。

二要正確認識微觀漢字對歷史文化解釋的有限性。

前面說到，漢字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存留歷史文化和造字時人類觀念的痕迹，這是漢字的表意性質決定的。這些歷史文化信息一般存留在一個或一組漢字的構形理據之中。但是，造字屬於不同時代，隨著構形和語義的發展演變，各種不同字樣的形體中的表意成分也會隨著時代發生變化，即使是今天所見的甲骨文，也未必是最早的漢字，每個字樣造字或演成的準確時代難以確考，它對歷史文化的見證作用就難以作為一種科學的證據，最多可以是一種假說。漢字的構形不是照相，而是一種特徵的勾勒，必須有較多的雷同，才能夠歸納出一點信息，而且是籠統的信息，想到字形中去找故事，去證明具體的史實，是很難做到的。何況，構形反映出的文化信息，只有在對具體意象的描述時，才能做到；而漢字的構形系統逐漸向形聲化發展，一切都漸漸概括、類化，信息量還要逐步減少。對漢字攜帶歷史文化信息求之太過的情況，比比有之。例如，有人以為甲骨文中有很多字是表示階級鬥爭的；也有人認為漢字很多字形描述了伯夷叔齊不食周粟的故事；有人說，《說文解字》的《山部》《水部》字中暗含了河圖洛書的真意……這些都是無法驗證的說法，也違背漢字的實際。誇大漢字對歷史文化的解釋作用，在例證不足、文獻依據不足的情況下，憑著個別的字形，猜測編造似是而非的故事或者附會某一具體史實的做法，是不足取的。

三要正確認識漢字與漢語的辯證關係，區別字的造意和詞的實義。

漢字與文化的互證關係與漢語與文化的關係是兩個有聯繫而不同的命題。漢字構形的意圖我們稱作構意（造意）或造字理據，它的來源是漢語詞的一個義項，但文字的造意並不等於詞義。例如漢代許慎的《說文解字》中為切合字形而作的訓詁，也就是所謂的形訓，如果它本身並未在語言中被運用過，只是按照某一義項來解釋造字意圖，那麼，只能稱作「字義」而不是「詞義」。字意是形象的而詞義是概括的。能夠用造字意圖解釋歷史文化現象的才是漢字文化。我們以《說文解字》里的數目字為例。這十個數字大致分成三個構形類型：「一二三五十」是一個系統，以橫線條為主，輔之以斜線和直線，只有中數「五」和全數「十」有這種輔線，說明這兩個數的特殊性。「四六八」是一個系統，它們的形體中都含著一個「八」的形體。「七九」屬於借字，自成系統。這裡說「四六八」這個雙數系統中所含的文化內涵。從「八」說起：

「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這個訓釋首先是形訓。這裡所說的「象分別相背之形」，是對字的形體的描述。這裡顯示出古人對「八」這個數的詮釋——認為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是個位數里多次均分的結果，所以用兩個相背的曲線表示這個數窮盡切分的特徵。這裡蘊藏著古人的數字文化觀念是字形顯示出來的。古人對數發生的認識是認為「一」最大，其他的數是造分出來的。這與今天抽象數學的觀念是不同的，今天數學的理念以一為最小，其他的自然整數是從一開始積累起來的。這裡所說的文化觀念從概括的語言辭彙意義里反映不出來，只有從表意漢字的構形理據里可以得出，所以屬於漢字與文化的互證。而這裡開掘出的「一分為二」的觀念，從大量的文獻闡釋中也可以得到證明。《莊子》「易以道陰陽」，周易哲學可歸約為「陰陽」問題，其實是一種「二元一體」的關係範疇。《說文》：「仁，親也，從人從二」，也是二元一體陰陽關係的體現。南宋朱熹在說明「理一分殊」時認為「一分為二，節節如此，以至無窮，皆是一生兩爾。」《黃帝內經·太素》楊上善注已有「一分為二，謂天地也」的說法……這些記載和雙數數字構形的理據是可以互相印證的。只是，漢字的這種關於字形的解釋只能證明某種觀念是存在的，而不能說明其產生的具體時間，是無法納入科學的哲學史和思想史的。

正確認識漢字與文化的關係，恰當地處理材料，準確地開掘有意義的現象，不要誇大方寸之間的漢字證明文化的作用，才能避免產生沒有根據的荒謬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