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侃理：「山東兩漢北朝碑刻研究工作坊」從游隨想

最新 05-08

編者按

2018年4月，由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與浙江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藝術與考古博物館共同承辦的"歷史·自然·蹤跡——山東兩漢北朝碑刻研究工作坊"在山東舉行。本次工作坊歷時7天，對山東多地的博物館、摩崖遺址進行實地考察，由不同領域的學者就碑刻實物與墨跡、拓本的關係展開討論，同時對於清代碑學的理論與實踐進行檢討。今天，我們帶來活動的參與者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研究員陳侃理的從游隨想，以饗讀者。

「山東兩漢北朝碑刻研究工作坊」從游隨想

2018年4月24日至29日，我有幸參加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與浙江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藝術與考古博物館聯合主辦的「歷史·自然·蹤跡——山東兩漢北朝碑刻研究工作坊」，在濟南、東平、嘉祥、曲阜、濟寧、鄒城、泰安等地尋訪兩漢碑刻、畫像石和北朝摩崖刻經等歷史遺迹。工作坊的組織和參與者主要為藝術史、書法史學者，也有考古學家、清代金石學和漢唐歷史的研究者，除大學外，還來自博物館、圖書館等收藏機構以及出版社和文化類媒體。根據組織者的安排，此次工作坊旨在促進不同領域的學者在實地考察、辨驗、思考的基礎上，就碑刻實物與墨跡、拓本的關係展開討論，並檢討清代碑學的理論與實踐，圍繞歷史、自然、蹤跡等問題進行對話。

工作坊成員4月24日於東平洪頂山摩崖刻石前合影（林梢青攝）

作為秦漢魏晉史的研究者，我對石刻不應感到陌生，但也說不上十分熟悉。歷史學十分注重石刻的文本內涵，進行年代、職官、地理和政治史等方面的考辨，用於證經補史。這種取徑的研究由宋人肇端，乾嘉學者發揚，再經現代史學研究者深耕，積累豐厚，幾乎題無剩義。因此，石刻特別是除新出墓誌以外的碑刻史料，在以問題為中心的當代歷史學尤其是秦漢史研究中不受重視，與新出簡牘的研究相比更顯寂寥。我自己也淺嘗輒止，還沒有找到深入探索的路徑。

近年，歷史學注重借鑒考古學、人類學、藝術史等近鄰學科的方法，越來越強調物質性與文本性並重。我研究秦漢簡牘，也首先將之視為出土的實物，注意其形制、書式、字體和出土環境。這次工作坊中，有機會與藝術史和考古學者同行，學習如何觀察石刻，了解他們的問題意識和研究取徑，是難得而有益的機會。我也希望藉此機會重讀漢魏碑刻，看看有沒有可能進一步研究。

工作坊的最後一天是學術研討環節，由於兩位北大同事先行返程，組織者要最資淺的我做一個20分鐘的發言。事先沒有準備，只能根據考察日誌簡單做一個ppt，談了三點，除第一點略有基礎外，都是臨時所感，故稱「從游隨想」。返程後補充內容，記錄於下，作為參加這次考察的小結。

三個題目分別是：石刻中的時間記錄，碑刻功能的變化，關於石刻圖文複製技術的思考。

陳侃理髮言，右為工作坊組織者之一薛龍春教授（林梢青攝）

一、石刻中的時間記錄

曲阜漢魏碑刻博物館所藏西漢刻石中，有兩件魯國宮殿建築構件，均有題刻。

一件為「魯北陛石」，1942年日佔期間出土於魯國故城遺址周公廟以東的高地上，94厘米，寬40厘米，厚19厘米，是魯恭王所建靈光殿北側台階的階石，原本為兩塊一組。今所見為東邊的一塊，在其東側面上刻有「魯六年九月所造北陛」九字。

西漢魯北陛刻石

第二件為五鳳刻石，又名「魯孝王泮池刻石」，長71.5厘米，左高38厘米，右高40厘米，厚43厘米。金明昌二年（1191年），修曲阜孔廟的工匠在魯國靈光殿遺址西南三十步名曰太子釣魚池的地方挖池取石，發現此石，側面刻字「五鳳二年魯卅四年六月四日成」。

西漢五鳳二年刻石

二石題刻時間相差不到百年，紀年的形式已有明顯差異。北陛刻石的「魯六年」指魯恭王封於魯國的第六年，相當於漢景帝中元元年（前149）。此刻辭不用漢朝皇帝紀年，而單獨採用魯國紀年，與《春秋繁露·止雨》中收錄的董仲舒教令相似。這篇教令開頭說「二十一年八月庚申朔丙午，江都相仲舒告內史、中尉」。董仲舒為江都國相在武帝前期，當時漢朝每六年改元，「二十一年」只能是江都國的紀年，據考證相當於漢武帝元光元年（前56）。根據《漢書》和山東臨沂銀雀山漢簡《七年視日》（俗稱「元光元年曆譜」），在漢朝歷朔的安排中，這一年八月的朔日是乙酉，不是庚申。查考曆日，可知以庚申為朔日（初一）的月份不會有丙午日，而「庚」與「甲」隸書形近，《春秋繁露》中的「庚申」應是「甲申」之訛。甲申比乙酉早一天，說明江都國的歷朔跟漢朝有差別，應該是自行安排的。董仲舒推崇《春秋》「大一統」，以他名義發出的官文書卻不奉漢朝正朔，說明諸侯國各自紀年是當時的制度，非個人好尚所能左右。漢初的諸侯國獨立性很強，文、景以後雖有弱化，但直到武帝時期，諸侯王在國內行用獨立紀年和歷朔安排的權利還仍然保存著。

魯孝王泮池刻石的紀年法與北陛刻石不同，改以漢宣帝的五鳳年號在前，魯孝王本國紀年在後，再接月日。採用漢朝皇帝紀年，意味著此時諸侯國的獨立性進一步削弱；漢朝紀年與本國紀年並行不悖，共用日期，又說明諸侯王國的歷朔安排已經統一於漢朝了。後來，諸侯國的紀年很少看到，大約逐漸被取消。

魯孝王刻石中「六月四日」採用序數紀日法，即以某天在本月中的序數來表示日期，也值得注意。我曾撰文說明漢武帝太初元年改歷（前104）以後迅速流行，逐漸取代干支紀日的主導地位（《序數紀日的產生與通行》，《文史》2016年第3輯），即舉此刻石作為例證。

行前翻閱高文的《漢碑集釋》，讀到藏於杭州西冷印社的東漢「三老諱字忌日刻石」，發現清人俞樾對其中的紀日就有過討論。三老刻石中記載了主持者祖父母和父母的忌日，表示方法大為不同。

三老諱通，字小父，庚午忌日。祖母失諱，字宗君，癸未忌日。

掾諱忽，字子儀，建武十七年歲在辛丑四月五日辛卯忌日。母諱捐，字謁君，建武廿八年歲在壬子五月十日甲戌忌日

東漢三老諱字忌日刻石拓片的複製品

刻石記載父母忌日，詳列年月日，紀日兼用序數和干支，對祖父母則不記年月，僅存干支日期。俞樾初讀此刻石，曾譏其疏略，後來仔細思考，才悟到古人原用干支紀日，不以數字，「其家相傳三老於庚午日死，祖母於癸未日死，相傳既久，忘其年月」（《春在堂隨筆》卷七）。這是很有見地的，讓人佩服。可惜俞樾沒有討論刻石記載父母忌日和祖父母忌日的差異，否則他會發現民間主流的紀日法在兩漢之際發生了重要的變化。我曾指出，東漢明帝永平年間發生過一次確立序數紀日地位的改革。這塊刻石年代上限為建武二十八年，很可能是永平改革之後的產物。忌日記錄的從略到詳，折射出時間秩序和時間觀念的變遷。這是文化史中很值得關注的一個問題。另外，如李慈銘已經指出的，刻石中的月日與今人所推當時曆法不合（《越縵堂讀書記》史部金石類「三老碑拓本」條，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第581頁），其間原委還有待研究。

東漢以後，官文書中的紀日常常不用干支，序數紀日成為最為正式和主流的紀日法，干支紀日反而僅在史書、墓誌、道教、數術等特殊場合使用。比如此行在泰安市博物館（岱廟）看到「岱嶽觀造像記碑」，為唐高宗顯慶六年（661年）道士郭行真所立，開頭題「大唐景龍三年歲次己酉三月戊午朔十九日景（丙的諱字）子」，兼用日干支，可能受道教傳統中擬古（道教形成的漢朝）風氣的影響。同在岱廟的北宋徽宗政和八年升元觀敕碑，保留宋代官文書書式，末題「政和八年六月十四日」，僅用序數紀日，則是反映日常行政中的情況。

石刻中類似的時間記錄很多，值得研究者關注。

左：宋政和八年升元觀敕碑（局部）右：唐景龍三年岱嶽觀造像記碑（局部）

二、碑刻功能的變化

泰安市博物館位於岱廟中，參觀時，我在天貺殿東的碑台上看到一塊巨碑，碑額書「大金重修東嶽廟之碑」，後來查資料得知此碑立於金大定二十二年（1182），碑文記載了金大定十八年春岱廟遭受大火及金世宗重修岱廟的經過。然而，站在碑前，我卻無法獲知這些信息。此碑通高6.6米，站在碑下仰視，頸酸目脹，只能勉強看清碑額和下半的一部分文字，無論如何都難以通讀全文。

泰安岱廟內的「大金重修重修東嶽廟之碑」

泰安市博物館（岱廟）內的「五三紀念碑」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同在岱廟中的「五三紀念碑」，碑身僅兩米多高，大字填朱，一望即知是為了紀念濟南「五三慘案」的死難者。它讓我想起北京天安門前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正背文字都經過描金，即便在遠處也很容易通讀。這兩座現代碑刻文字清晰可讀，簡潔有力的文本直接告訴觀眾立碑的用意，與形制和位置共同實現碑刻的表達功能。「大金重修重修東嶽廟之碑」的設計者，恐怕更注重形制的巍峨壯麗，而沒有期待觀者讀完碑文。

復旦大學的仇鹿鳴先生曾對唐代碑刻景觀性和文本性的關係有過討論，見《權力與觀眾——德政碑所見唐代的中央與地方》（《唐研究》第19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以及《讀者還是觀眾——石刻景觀與中國中古政治》（《文匯報·學人》2016年05月27日），這樣的問題也可從藝術史等不同視角加以探討。

碑刻形式和內容的關係還可以從行款和書體方面來推敲。東漢碑刻多用規範方正的篆隸，體量不大，追求清晰有力地呈現文本，而文本原來的行款和書體等形式性因素則處於次要地位。比如藏於曲阜漢魏碑刻陳列館的《乙瑛碑》，保存了漢代官文書的大部分書式（如「制」字提行），但不嚴格（如在空白處加入司徒、司空二人的姓字籍貫），至於書體則作規範一致的八分隸書。岱廟中的北宋政和八年升元觀敕碑就大不一樣，不僅保存敕書行款，還摹刻出原敕的行楷書體和大臣們的簽署，可謂原件的放大復刻版。此碑的文字尚不難辨認，但同處的明代胡一元詩碑就不同了。此碑書體龍飛鳳舞，不諳草書的普通觀眾根本無法讀懂裡面的文字，與其說是文本的載體，不如說呈現了詩書聯璧的藝術形式。

東漢乙瑛碑

北宋政和八年升元觀敕碑

明胡一元詩碑

從《乙瑛碑》到北宋敕書碑再到明代的草書詩碑，碑刻形式和功能的變化是如何發生的？其中是不是有北宋《淳化閣帖》開啟的刻帖風氣的影響？有些碑在刻石之時是否就準備好了讓後人傳拓呢？關於這些問題，碑刻的作者、書手、刻工以及放置的場所等因素都應該納入考慮。我不熟悉相關資料，但仍覺很有興趣。

三、關於石刻圖文複製技術的思考

4月25日，我們一行在濟寧市博物館看到了館藏端方舊藏埃及石碑拓片。可惜不許拍照，未能留下影像。事實上，中國保存著世界上僅有的少數埃及石碑拓片，是1906年端方在出洋考察返回時途經開羅購買文物後回國拓制的。不過，現存端方所藏石碑多有水泥複製品（參看顏海英《國家博物館的古埃及文物收藏》，《中國歷史文物》2006年第4期），我猜想是當年必是為墨拓而製作的（希望以後有機會檢查原物有無墨拓痕迹），對於相關拓片也應小心鑒別。

網傳端方藏埃及石碑拓片（來自互聯網），很可能不是原石拓本

不難猜測，端方不願利用原石大量棰拓，是因為他知道棰拓會染黑甚至損傷原石，他捨不得。對於這種損傷，金石學家和拓片鑒藏家是清楚的，他們追捧初拓本，就是意識到反覆墨拓對本已風化脆弱的石刻會造成損傷，加速銘刻痕迹磨蝕、字口缺損，因而晚期拓本往往不如初拓那樣清晰準確。

既然如此，以後還要不要繼續沿用墨拓法來複制石刻圖文呢？我想，對於墨拓技術和石刻拓本，應該分開來考慮。

一方面，墨拓技術在發明後的很長時期內都是相對廉價、便捷的複製技術，舊拓本由於對中國書畫藝術、審美趣味的影響，以及在學術史中發揮的作用，已經具有特殊而獨立的文物價值；甚至被墨漬浸透污染的刻石也成為一種文化景觀，看慣了黑色的石碑，面對原色石刻反而會感到新奇。因此，對於舊拓和古碑，應該繼續收藏和珍愛，同時加快公藏資料的公布，給深入研究提供便利。

另一方面，從文物保護和研究角度而言，墨拓畢竟是一千多年前發明的傳統技術，會對石刻造成不可逆轉的污損，而從石刻中提取信息的能力卻有限，不能反映原石的質地和層次，棰拓過程主觀性強，容易作偽，在當今的條件下已經不再是理想的複製技術。由於墨拓的複製、傳播效率很低，拓本成了珍稀的收藏品，價格也越來越高。此前已經有先生用親身見聞說明了舊時的專業拓片製作者和商人如何唯利是圖，用各種方法造假、偷工。在考察中，我們也注意到有的文物販子盜拓摩崖石刻後，故意鑿壞原刻，使得自己的拓本變成孤本，以求售出高價。文物部門對墨拓做了很多限制，只是拓片製作和交易已經形成龐大而複雜的利益網路，徹底解決問題並不容易，既需要管理機關加強保護、嚴格執法，也需要學者、公藏機構和收藏家自覺抵制和積極呼籲。

盜拓者鑿壞的摩崖石刻

除了現代的照相和三維掃描等技術，國外也有一些傳統的複製技法。參加本次工作坊的義大利米蘭大學的埃及學家Patrizia Piacentini教授，剛剛介紹了18世紀末拿破崙佔領軍在埃及複製羅塞塔石碑的方法，是用水打濕碑身，然後貼多層紙，製成紙模。這種方法不污染原石，複製效果也不錯。商博良就是利用這種紙模釋讀出了埃及象形文字，他所用的紙模現在作為文物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

商博良所用的羅塞塔石碑紙模（取自Patrizia Piacentini教授的ppt）

今年年初，我去希臘旅行，參觀雅典的國家碑銘博物館，看到其中展出了摹寫的工具和方法，是用透明紙覆蓋在原石上用筆勾描。經常見到的羅塞塔石碑摹本，估計也是這樣勾描出來的。

現在，羅塞塔石碑早已有高清照片，而埃及石刻照片呈現細節的豐富和精確程度也遠超端方的拓片。2017年，大英博物館在網上公開發布了羅塞塔石碑的三維影像（https://sketchfab.com/models/1e03509704a3490e99a173e53b93e282），可以免費觀看，付費下載。相信不久的將來，很多石刻文物都將可以用這種方式複製、公開呈現和廣泛傳播。

希臘國家碑銘博物館展示的勾描複製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