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夜行中滌盪靈魂的讀書人」

與人初見，梁文道有一套固定的程式：身體微微前傾，伸出右手，微笑著說「你好，我是梁文道」。採訪那天，和《環球人物》記者一一握手之後，他在一張長桌前落座，桌上擺著一隻黑色煙斗，旁邊是裝煙絲的皮袋子，像筆袋一樣捲起來。他攤開袋子，取出煙絲，陣勢就出來了，彷彿一齣戲要上演。熟悉的人都知道，他煙癮很大，出門隨身攜帶煙斗和煙絲，每天都要抽上四五斗，他也總是自責：「抽煙這個習慣很不好。」

煙捲氤氳後，是梁文道那張文人氣質的臉。他說起話來慢條斯理，聲音溫和平靜，如好友馬家輝所言，是「磁性又極具信任感」的，無論是故事還是道理，都娓娓道來。

這些年，梁文道一直在兩岸三地奔波。年近五十，他有著諸多身份：主持人、專欄作家、書評人、時事評論員、樂評人等，時常還去參加各種文化和社會活動。目前他花費心思最多的是由他策劃的文化項目——「看理想」，包括他主講的讀書節目《一千零一夜》、陳丹青的談畫節目《局部》，以及馬世芳談音樂的《聽說》。但不論做什麼，對他自己來說「身份始終很統一」，「我始終是一個不斷在學、不斷在思考的人，這背後的根本定位就是一個知識分子——我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會考慮是否會對公共有價值」。

透過書來看生存的時代

夜幕下，日本京都祇園花見小路上人不多，街頭很安靜。街道兩旁並排著擋有垂簾的茶室，偶有藝伎進出。路上沒有閃耀的霓虹燈，只有一盞盞昏黃的小燈，燈下一男子頭戴氈帽，一手拿書，一手拄杖，邊走邊讀：「……不一會兒，群山瀰漫了霧靄，籠上一層淡灰色，霧靄漸濃，從山谷落下來，還摻著一些白色的東西，這就成了雨雪。」

讀書人正是梁文道，這是他主持的深夜讀書節目《一千零一夜》出走季·京都篇的錄製現場，讀的是川端康成的《古都》。「小說講述了一對孿生姐妹的故事。姐妹倆淡淡的哀愁，織入京都的四季美景，從春到冬，都在川端康成的筆下展開。」梁文道說，《古都》幾乎成了這座千年古城的文學明信片——很多書迷拿著書來到這裡，一一尋索書中人物走過的路線，南禪寺、平安神宮、清水寺，不一而足，「如果要讀懂京都，離不開《古都》」。

就這樣，從《古都》開始，梁文道一路講下去，講三島由紀夫的《金閣寺》，講芥川龍之介的《羅生門》與《竹林中》，最後以司馬遼太郎的《坂本龍馬》收尾。他連講4夜，將京都這座城市的人物、歷史和故事一一話來，道盡滄桑變幻。

《一千零一夜》的原則是：只有晚上，只在街頭，只讀經典。因為是深夜讀經典，不少粉絲稱梁文道是「夜行中滌盪靈魂的讀書人」。

「至於經典的選擇，可能是這部書在世界文明史上有影響，或者在那個地區的文明上發揮過重要作用。」梁文道說。比如在出走季·敦煌篇中，他講的是拉班·掃馬這個人和關於他的書《拉班·掃馬和馬克西行記》，掃馬生活在13世紀，本名就叫掃馬，拉班是敘利亞文「教師」一詞的音譯。「他是一個北京人，一個逆向的馬可·波羅，在忽必烈時期從北京出發最後到達羅馬和英國。這個人在歷史上被忽略，現代人也不知道他。」

在出走季之前，《一千零一夜》已播出兩季，共197夜，每一夜都在北京。梁文道在人來人往的馬路上講《心經》，在天橋上講《論語》……除說書的內容外，每集節目開頭，還配有一些紀實段落，拍下深夜街頭來來往往的人：跳廣場舞的大媽，下棋的大叔，賣唱的街頭藝人，擁抱的情侶等。

梁文道至今還記得一個場景，發生在前年冬天。劇組拍完收工，他們經過一個地下通道，通道兩邊睡滿了人，其中一人是之前拍攝時遇到的掃地人，當時覺得有點尷尬。「沒想到那個人主動來和我們聊天，聊怎麼用紙箱、報紙取暖。」這些節目之外的經歷，讓梁文道覺得很有意思，每當這時他就會想一個問題：我講的這些書跟這些人是什麼關係？

「讀書，不是為了逃離人群，一個人躲到安靜的書房裡；讀書，到最後，是為了回到這樣一個人間。其實，我不是在讀書，我在說書，就像在天橋說書一樣。」他說，讀書的背景和環境也構成對這本書詮釋的一部分。

《一千零一夜》的第一期，梁文道選擇在繁華的國貿街頭講醉生夢死年代的《大亨小傳》（又名《了不起的蓋茨比》），試圖和現實社會有一種呼應。「透過三集《大亨小傳》和年輕人對話，希望他們透過書來看自己生存的時代。大家都說中國進入盛世階段，在這個時候，我們一定要更冷靜，看清楚是否有潛在的隱患和問題。」

「讀書到最後，是為了更寬容地去理解這個世界有多複雜。」梁文道說。

彌補無知的方法就是瘋狂地讀書

有人曾將《一千零一夜》中提到的書做了梳理和總結：梁文道一共講了100多本書，涵蓋哲學、歷史學、社會學、小說、散文，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鐵皮鼓》《想像的共同體》等。節目剛一播出時，就有人評價說「太沉悶」，質疑「這樣深奧的書年輕人會看嗎」。

這都在梁文道預料之中。「很多人都有個誤會，以為年輕人該看的總是很淺白、很簡單的書，但實際上並不是如此。」他說，年輕人的好奇心遠比中年人旺盛，而且會有虛榮心，「這種虛榮是很重要的，因為大部分喜好文藝或者思想性書籍的，最初都是裝出來的，裝著裝著就裝成了」。

梁文道毫不諱言自己就是「裝著過來的」。

他生於香港，4個月大時就被父母送到台灣外婆家。少時，他在一家天主教小學讀書。校訓為「四維八德」（ 四維即禮、義、廉、恥。八德即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最早的啟蒙之書是四書五經，他大都囫圇吞棗，但也爛熟於心。

二、三年級時，老師要求學生分組，輪流當老師教書，培養學生自我學習、發掘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到了中學，神父會跟我們討論哲學問題。」梁文道回憶說，他跟著神父讀阿奎那和奧古斯丁，半懂不懂。也許是「文化虛榮心」作怪，他還經常找一些很多同學都沒聽過的書，像是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精神分析引論》以及薩特的著作來讀。「那時不知是裝給誰看，只是自我感覺良好。」

因為天生極具懷疑精神，那一時期的梁文道反叛不羈，常常跟著小夥伴打架、尋釁滋事。後果是，台灣高中紛紛將他拒之門外。1986年，梁文道回香港讀高中。初到香港，他開始接觸《毛澤東選集》之類的書——在台灣被歸為禁書，「好像魚兒從魚缸進入大海。在可以自由地看到各種書籍的同時，也開始更深地思考：我從哪兒來，中國和世界對我而言，又到底意味著什麼？」

讀的書越多，梁文道心中的疑問越多。帶著這些問題，他進入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從本科到研究生畢業，一讀就是7年。

對這個嗜書如命的人來說，最美好的閱讀體驗就發生在大學時。大二那年的一個晚上，梁文道在宿舍讀德國社會學家、思想家韋伯的一篇文章。「不知為什麼讀到某一頁時突然卡住，怎麼也讀不下去。字面意思很簡單，但裡面講的一個概念，不管我怎麼理都理不出來。」

執拗的梁文道不願越過去，於是對著一頁紙，從晚上10點開始，一直讀，讀到第二天早上天光放亮，「宿舍樓下是一片樹林，樹上的鳥叫了，我一下子就醒了，整個人都通透了」。提到這一經歷，梁文道彷彿又回到那個清晨，「很快樂，雖然通宵沒睡，但整個人是精神煥發的」。

在大學課堂上，梁文道尋找著哲學的意義。法國當代哲學家伽達默爾告訴他「哲學是要教人，你永遠不是神」；古希臘的蘇格拉底則說「一切是為了證明：我不是雅典最聰明的人」；阿波羅廟上刻著的神諭則警醒 「人應該自己知道自己的限度」……漸漸地，他也認識到「自己的無知、自己的有限」，而彌補的辦法就是瘋狂地讀書。

此後的20餘年，讀書就成了他所有空餘時間的唯一消遣，是他每天花最長時間做的事。

知識分子型的讀書人

在香港讀高中時，梁文道依然不算是一個好學生。他常常逃課，成績很糟糕，精力都花在「外面」，比如電影院、畫廊、書店、圖書館……高三那年，他開始搞小劇場演出，還去「歧視女性」的選美會抗議。總之，諸多看不慣，「有很多意見」。於是就寫下來，給《信報》投稿。他第一次寫的是反駁某位評論家的劇評，兩星期後，稿件見報。

17歲的梁文道就此走上專欄作家之路，至今仍在為一些媒體刊物寫文章。從香港到內地，甚至寫到馬來西亞，內容包括劇評、藝評、書評、影評、文化及政治評論。

梁文道真正為大眾所知是因為《鏘鏘三人行》。那是1999年，竇文濤主持的清談節目《鏘鏘三人行》開播的第二年，有一期話題是日本漫畫，一時找不到合適的嘉賓談論，常駐嘉賓馬家輝就推薦好友梁文道。「一開始文濤還嫌我太丑，最後實在找不到合適的人只好用我。沒想到收視效果奇好，理由是：你們節目真有意思，講日本漫畫就找了個長得像一休的來！」

此後，竇文濤、梁文道，再加上許子東，三人漸漸形成「鐵三角」。三人插科打諢，談笑風生，這檔節目成為很多人的「下飯菜」。梁文道也因為溫文爾雅、知識淵博的形象而收穫了一大批粉絲。

成名之後，他也忙碌起來。做主持人，在大學講課，還在香港辦了一本自己的雜誌《讀書好》——每個月他得負責做一個人物專訪、寫一篇序，並且回復讀者來信。2001 年，他跟一群朋友一起在香港土瓜灣牛棚藝術村內成立了牛棚書院。書院以社區學院的形式，開設哲學、藝術等課程，並且不定期邀請學者、媒體人前去講課。但因為不懂經營，兩年後不得不關閉。

2007年，梁文道開始在電視上的「說書」。鳳凰衛視專門為他打造了一檔節目《開卷八分鐘》，每天一期，他在八分鐘里以講故事的方式為大家介紹一本書。此外，在香港一個電台，他還有一個周播讀書欄目《打書釘》。

「從傳統意義上講，我始終在做讀書人，也就是一個知識分子在做的事。以自己所知道的東西，以自己所具有的理性分析思考的能力，在這個社會上搭起一個平台，去推進一些議題，希望它朝著更好的方向改變。」

梁文道一邊講書，一邊寫作。2009年，他一口氣在大陸出版《噪音太多》 《常識》 《我執》《讀者》4本簡體版書，因為善於講被人忽視的道理，敢於一針見血指出社會問題的實質，他被當成了「公共知識分子」的代表。

2014年的最後一天，在《開卷八分鐘》中，梁文道介紹了兩本書—— 當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迪亞諾的《暗店街》和《緩刑》。沒想到，這竟是節目的終結。「得知消息後，我也沒什麼不高興。人都會死，何況一個人做的節目。」

從那時起，梁文道就開始思索和籌劃一個「影像計劃」，也就是今天理想國的「看理想」。

閱讀是一種精神操練

梁文道一直遊走於兩岸三地，一年365天，他有200多天是在酒店度過的。但無論在哪裡，他似乎都是一套造型：不留鬍子，極短的寸頭，黑色圓框眼鏡。唯一的變化可能就是穿戴，要麼寬檐軟呢帽、披風式大衣、圍巾手套，要麼是馬甲、西裝三件套，風格越來越老派。

行走的多了，梁文道隨身攜帶的東西也固定起來。每次來北京出差，除了煙斗、書，他都會帶一把特別的傘，那是在倫敦一家專門做雨傘和手杖的老店裡買的。還有一隻帆布包，他整整背了8年。當時是在日本京都偶然遇到，後來陪著他去過南極、巴塔哥尼亞高原、阿拉伯沙漠等地。在錄製《一千零一夜》時，他也常常背著。

「這些都是生活中常用的東西。」梁文道說，他相信物件可以包含更多的訊息，甚至感情，「他們不只能在我們的生活中發揮實際用途，或許也能讓我們重新感受和思考生活的豐美本質」。這一理念慢慢延伸，經過多番討論，梁文道和「看理想」團隊一起策划了首屆室內生活節，試圖探索一種理想的生活方式。就在剛剛過去的一個月，室內生活節共舉辦了48場活動，梁文道穿梭其間，和李健對談拉美文學，和台灣攝影家阮義忠聊黑膠和咖啡，和美食作家莊祖宜、朵俏談「廚房裡的人類學家」……

無論是讀書、賞畫、聽音樂，還是舉辦生活節，梁文道的目的只有一個， 「誇大點說，就是來一次文藝復興」，「表面上看我們在給你介紹一本巨著、一首音樂、一幅畫如何欣賞，呈現一種美好的生活方式，抑或是一種觀照世界的視角，我覺得這裡面有更重要的東西——審美」。

梁文道記起自己在台灣見證過美育改變社會的實例。在他小時候，台灣是一個滿街垃圾、人們隨地吐痰，爛得一塌糊塗的台灣。「只不過是因為有些人，像攝影家阮義忠，告訴大家照相是怎麼回事兒；像林懷民，開始跳舞給你看；還有些人開始說，我們平常說話為什麼聲音要小……你以為這些好像都是無關的，但這一個一個小螺絲擰起來之後，整件事都會變的。」

梁文道相信閱讀就是這樣一種精神操練，「讓你成為另外一種人。儘管我們未必會變成更好的人，但改變本身就已是人生的目標」。採訪時，他的手邊放著幾本正在讀的書：英國學者保羅·科利爾的《戰爭、槍炮與選票》、荷蘭作家伊恩·布魯瑪的《創造日本：1853—1964》、柏拉圖的《理想國》等。

「讀的越多越知道自己的局限，知道世界遠比想像的複雜，可能之前相信的一些道德立場也會不斷被沖洗。」現在的梁文道，常常有一種道德焦慮感，「你會去想自己做的事正確嗎？道德上有什麼後果？而這正是一個讀書人也好，一個知識分子也好，身處這個時代應該經歷和承擔的」。

作者：《環球人物》記者 陳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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