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女子圖鑑」之女相撲手

原標題：「東京女子圖鑑」之女相撲手

（陝西歷史博物館收藏的北宋相撲俑）

相撲，現在是日本的國技，但在八百年前，則是宋朝最流行的大眾體育運動之一，不但城市中有日常性的相撲商業表演，還出現了全國性的相撲競技大賽。

宋代相撲運動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娛樂化。相撲不但是鬥力鬥智的競技比賽，又是引人入勝的娛樂表演。宋朝的瓦舍勾欄中，出現了戾家相撲、小兒相撲、喬相撲、女子相撲等更具娛樂性的變種相撲。顯然，相撲娛樂化的趨勢，跟宋代瓦舍勾欄的興盛與市民文化的發達是息息相關的。

戾家相撲是滑稽的相撲表演。宋人語言習慣中的「戾家」，意為外行人。外行人的相撲，當然不是競技，而是以滑稽的動作逗人一樂；小兒相撲則是由兒童來表演的相撲；喬相撲，喬即喬裝之意，指表演者背負木偶，以雙腿及雙臂扮作兩人，做互摔之狀，也是以滑稽的動作吸引人。

我想細說的是女子相撲。北宋東京的瓦舍里應該就有女相撲，因為嘉祐七年（1062）正月十八日，元宵節期間，市民鬧花燈，按宋朝慣例，宋仁宗出宮與民同樂，駕臨宣德門城樓，「召諸色藝人，各進技藝」，其中包括女相撲表演。這些女相撲手著裝火爆，因為司馬光後來用「婦人臝戲」相形容。

諸色藝人的精彩表演結束後，宋仁宗很高興，吩咐「賜與銀絹」，犒賞藝人，女相撲手也得到賞賜：「內有婦人相撲者，亦被賞賚」。皇帝此舉，激怒了諫官司馬光。十天後，即正月二十八日，司馬光上了一道《論上元令婦人相撲狀》，婉轉地批評了仁宗皇帝：「宣德門者，國家之象魏，所以垂憲度，布號令也。今上有天子之尊，下有萬民之眾，后妃侍旁，命婦縱觀，而使婦人臝戲於前，殆非所以隆禮法，示四方也。陛下聖德溫恭，動遵儀典，而所司巧佞，妄獻奇技，以污瀆聰明。竊恐取譏四遠。」

司馬光說，東京宣德門是國家發布法律政令的地方，皇上在這麼嚴肅的場合，當著皇室后妃、朝廷命婦之面，眾目睽睽之下，觀看「婦人臝戲」，成何體統？當然，司馬光不可能直接罵皇帝「不成體統」、「貽笑四方」，而是說他受了「巧佞」之臣的誤導。

因此，司馬光強烈建議：「若舊例所有，伏望陛下因此斥去；仍詔有司，嚴加禁約，令婦人不得於街市以此聚眾為戲；若今次上元，始預百戲之列，即乞取勘管勾臣僚，因何致在籍中，或有臣僚援引奏聞，因此宣召者，並重行譴責，庶使巧佞之臣，有所戒懼，不為導上為非禮也。」

翻譯一下，司馬光的意思是說：一、如果元宵節在宣德門廣場舉行女相撲表演，是一直以來的舊例，那麼請皇上將這一慣例廢除掉。二、請皇帝詔令有司，頒布禁令，禁止民間在街市上表演女相撲節目。三、如果並無舊例，那麼請朝廷調查這一次是什麼人安排了宣德門廣場的女相撲表演，必須對他們「重行譴責」，以使巧佞之臣今後不敢再引誘皇上做出有違禮制的事情。

（日本昭和初期出現在雜誌封面上的相撲女郎）

我對司馬光的意見，既有贊同之處，也有不能贊同之處。在宣德門這麼莊重、嚴肅的場合，安排身材火辣、著裝清涼的女相撲手「肉搏」，讓一國之君領著一幫朝廷命官觀賞這麼粗俗、輕佻的表演，確實與禮不合，不成體統。司馬光完全有理由要求皇帝與政府官員今後不得在公共場合觀看有失身份的節目。

他提議查處誘導皇帝的巧佞之臣，也有一定的道理，因為這些人讓君主擺脫了禮教的嚴格約束。畢竟，在君主制時代，君主作為道德禮儀的象徵，不可以任性。在禮制上，理當嚴格限制君主的自由。

但是，司馬光建議有司查禁市井間的女相撲，則是多管閑事了。女相撲不過是市民自發的娛樂文化，並不需要擔負沉重的禮教功能，它可能有些低俗，但那是小市民的趣味所在，何妨尊重？儒家講究「禮不下庶人」，並不以嚴格的禮制要求市井小民。

司馬光的《論上元令婦人相撲狀》進呈御覽之後，宋仁宗到底給予什麼反饋，我沒有查到，不過女子相撲應該未受到限制，因為南宋杭州的瓦舍勾欄內，一直都有女相撲比賽：「瓦市相撲者，乃路岐人（民間藝人）聚集一等伴侶，以圖手之資。先以女颭（女相撲手）數對打套子，令人觀睹，然後以膂力者爭交。」 這些收費的商業性相撲表演賽，通常都以香艷的女相撲熱場，招徠觀眾入場，然後才是男相撲手的正式競技。

《夢粱錄》和《武林舊事》還收錄了杭州瓦舍好幾位女相撲手的名號：韓春春、綉勒帛、錦勒帛、賽貌多、僥六娘、後輩僥、女急快、賽關索、囂三娘、黑四姐。這些女相撲手跟男相撲手一樣，「俱瓦市諸郡爭勝，以為雄偉耳」 ，並且打響了名頭。顯然，宋朝政府並沒有對民間的女相撲運動作出禁制。

南宋宮廷宴會的節目單中，居然也有女相撲表演，如在宋理宗壽宴上獻藝的諸色藝人，有「弄傀儡：盧逢春等六人；雜手藝：姚潤等九人；女廝撲：張椿等十人；築球軍：陸寶等二十四人；百戲：沈慶等六十四人；百禽鳴：胡福等二人」。 其中的「女廝撲」就是女子相撲。

但宋朝之後，女子相撲的娛樂表演似乎便不見蹤影了。

30、江湖門派的經濟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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