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小春：《喪亂帖》也許是一件底稿

祁小春的王羲之研究具有兩個面向：

一種是像《邁世之風：有關王羲之資料與人物的綜合研究》這樣鉤稽爬梳、條分縷析的鴻篇巨製；

另一種就是如《山陰道上：王羲之研究叢札》這樣對小問題提出質疑從而信手拈來的札記和未下定論的斷想。

後者，更見作者靈光閃現的時刻，並能窺探其思緒開始的起點。

這可以說是祁小春以「書聖」王羲之為個案進行的系列微觀研究。如此，王羲之從一個虛無縹緲的「聖人」回歸為一個真實的歷史人物。

《山陰道上》中，每篇都提出了一個問題。或是質疑作品的真偽，或是對一些不被人留意的細節提出疑問，或是對業界已經約定俗成的認識作出反駁，正如書名所隱喻的那樣「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當你一篇篇讀下來，心中對王羲之的所有認知已經悄悄地發生了顛覆性的改變。

《喪亂帖》也許是一件底稿

祁小春

對於王羲之名跡《喪亂帖》（圖1），筆者一直猜測是件尺牘底稿，屢欲為文論之，苦無證據而罷。近查得一些相關記載，可以引以為間接證據，作雜談一篇，供方家參考。

圖1

首先，從書跡的角度做直觀考察。觀王羲之其他傳世尺牘法帖，可以發現通篇字體、風格基本統一，前後變化一般不會太大。再觀《喪亂帖》卻不是如此，前半部分大致為較規整的行書，而至後半部分，即從第四行底「痛當奈何」開始，書風漸變，筆勢明顯迅疾，行筆極其隨意，幾乎不拘草法。 1 此帖前後的字體、風格差異如此之大，其原因也許是王在書寫此帖前半部時，還打算當作準備寄出的正稿，故開頭尚寫得沉穩。後來越寫越沒心情——因先墓遭到毀壞而悲哀所致？——寫得也越來越不如意，遂作草稿之想，擬書後再謄，遂一氣揮就，意不在書，故後半部的書跡就寫得較為草率。大凡寫字之人，都會有這樣的經驗：開頭寫時還想認真地寫好，但後來越寫越不中意，於是信筆為之，草率寫完棄廢。《喪亂帖》會不會也屬於這種情況呢？

其次，從古人弔喪尺牘的書寫範式考察。據唐杜友晉《書儀鏡》，知唐有「凡修弔書，皆須以白藤紙，楷書」的規矩2 。至於晉人是否如此，文獻不載，只能從傳世的王羲之等魏晉人的法帖中尋找蹤跡。按，傳世王羲之的一些告凶弔喪尺牘多為行楷，如《玉潤帖》《姨母帖》以及兄靈柩、吊嫂亡諸帖皆作楷、行書，此外王羲之、操之父子的兩通《舊京帖》（圖2、圖3）以及王洽的《不孝帖》《兄子帖》（圖4）等弔喪帖，亦復如是。為何有此要求？這大約與喪期的特有嚴肅氣氛有關。試想，寄人一通龍飛鳳舞的弔喪書告慰對方，多少會顯得有些失禮吧？至少應該用讓人容易看懂的楷書、行書纔鄭重嚴肅，也合禮數。

圖2：王羲之《舊京帖》（《寶晉齋法帖》卷三）

圖3：王操之《先墓帖》（《寶晉齋法帖》卷八）

圖4：王洽（323－358） 《不孝帖》《兄子帖》（《淳化閣帖》卷二）

如果《喪亂帖》是一件未寄出的尺牘草稿，那麼接下來我們就需要探討：古人書寫尺牘時有無預書底稿以及是否保存底稿的問題。古人寫信多有留存底稿的習慣，王羲之大概也不例外。以下我們可以通過文獻記載和傳世尺牘來試做推測。

如果說王羲之作尺牘保存底稿，應會是以下兩種情況：一是為了留底備份而有意保存；一是原本即是一件草稿。這些尺牘稿件的一部分，後以法帖形式流傳於世的可能性應該存在。以下分兩點來談：

1. 王羲之可能有預書尺牘底稿的習慣

王羲之不但精於書寫尺牘書法，也善於撰寫尺牘文章。據《太平御覽》等類書引王羲之《月儀書》佚文，知其嘗有書儀之撰。蓋書翰禮儀，本為六朝士族家族之重要禮法之一，而琅邪王氏尤為重視。王家尺牘曾被奉為「王太保家法」，子孫世代奉守相傳，並對世人起到過示範作用。士族高門的禮數家法本身，往往也是一種顯示地位和身份的象徵，因而被世人所效仿和追求。以琅邪王氏例之，如王彬之子彪之（304－377）精通掌故朝儀，此在當時是有名的。其曾孫王准之，亦頗傳其學，曾撰《書儀》一書，人稱其學為「王氏青箱學」。又如《宋書》卷四十二王弘（？－344）傳記載王導曾孫王弘云：「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為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仿之，謂為王太保家法。」又南朝梁庾元威《論書》亦記王廙（276－322）五世裔孫王延之名言：「勿欺數行尺牘，即表三種人身。」 3 這就是王氏一族多善尺牘（應該包含書式與書法二層意義）的重要原因。《顏氏家訓》雜藝第十九記當時江南流傳「尺牘書疏，千裡面目」之諺，亦當與士族注重書翰禮儀之風尚有關。王羲之生前書名已著，其書翰曾令友人庾翼嘆服。南朝宋虞龢《論書表》載：「羲之書在始未有奇殊，不勝庾翼、郗愔，迨其末年，乃造其極。嘗以章草答庾亮，亮以示翼，翼嘆服。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書十紙，過江亡失，常痛妙跡永絶。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 4 那麼，王羲之本人完全有可能意識或預想到，自己寄出的尺牘會被世人收藏併流傳後世。王獻之寄簡文帝書翰後附數語，囑咐對方保存自己的書翰，事見《論書表》：「子敬常箋與簡文十許紙，題最後云：『民此書甚合，願存之』。此書為桓玄所寶，高祖後得以賜王武剛，未審今何在。」 5 於此可以想見王氏父子對其尺牘的珍重態度。所以有理由認為，在一般情況下，王羲之在書寫尺牘時，無論是於書於文，都應該是比較認真的。因此他在與人書信時，極有可能保留底稿，或者書寫數通，然後擇其中於書法於文詞都比較滿意者寄出，餘下者若未廢棄，則成為底稿留存下來。這也比較容易解釋現存王羲之法帖中，為何存在一些彼此內容大多相同或相近的現象。例如有關延期官奴小女夭亡、亡兄靈柩垂至以及吊周嫂病亡諸帖，凡帖文相近、文詞稍異者就有兩通甚至更多者傳世。當然這只是一個推測，因為還不能排除王羲之會以同樣文面的尺牘寄給多位親友的可能，由於現今傳世的尺牘內容，已很難確知收信者為何人，才會出現這種尺牘內容「重複」的現象。

2. 王羲之（或家人）可能保存尺牘底稿

此事因無直接證據，只能做一些推測。有兩點可以間接證明此事：首先，王羲之本人對重要人物寄給他的信件，似有作長久保存的習慣。《晉書》卷八十王羲之傳引其與殷浩書云：「吾素自無廟廊志，直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由此可證，王羲之確曾長期保存了王導寄給他的信札。6這是保存他人書信之例。此外，還有自留存書信文稿之例。按，晉代士族高官確有保存尺牘文稿的習慣。據唐許嵩《建康實録》卷第九郗超條引《三十國春秋》載：

（郗）超既與桓溫善，而溫有不臣之心，（郗）愔深惡以誡超。超臨亡，謂門人曰：「吾有與桓書疏草一箱，本欲焚之，恐大人年尊，必悲傷為敝。我死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及卒，愔果悲慟成疾，門人呈此書，皆是與桓溫謀事。大怒，遽焚之，曰：「小子死恨晚矣!」 7

據此知郗超對自己寄出的書簡，確實備份保存了「書疏草」，也就是信稿。王、郗二族為親家，郗愔乃王羲之妻弟，兩家在禮數習慣上也許有不少相同或相近處。以此類推，王羲之也極有可能有此習慣。

按此，也許傳世名跡《喪亂帖》即屬王羲之的「書疏草」也未可知。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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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曾見韓玉濤《王羲之〈喪亂帖〉考評》一文 （收入《中國書法全集》第18卷，北京：榮寶齋出版社，1991年），盛讚此帖兼備雄強和慘淡之美，因為此帖表現了由行入草的完整的過程云云。然這些都是後人的感覺與詮釋，王羲之當初未必希望追求這種「由行入草」的效果。

2. 趙和平《敦煌寫本書儀研究》所收。中國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

3.《法書要錄》卷二所收。

4. 同上。

5. 同上。

6. 據森野繁夫《王羲之全書翰》（東京：白帝社，1987年）本傳釋文，解「手跡猶存」為「當時我（寫）的書信還在」，認為「手跡」是指王羲之自己保存的書信。不管此書信是自己的還是對方的，都可藉以證明王羲之有保存書信之習慣。

7. 唐許嵩《建康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選自《山陰道上：王羲之研究叢札》

- 祁小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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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陰道上：王羲之研究叢札》（原書名）是一本對王羲之研究中的細節問題提出質疑從而信手拈來的札記。這些研究札記形式陸續發表在《書法報》上，幾年下來，連載札記數量也漸漸多了起來，便集結出版為《山陰道上》。

八年後，此書再版，文字總數比原著多出十餘萬字。從書名上看，再版的《山陰道上：王羲之書跡研究叢札》比原版增加了「書跡」二字——這是出於作者長期的、可持續性的研究計劃的考量：「將王羲之研究置之於書法史中書人、書跡、書論這『三部曲』之範圍，循序漸進，做綿密細緻的考察。」因此，再版後的版本是作為作者研究王羲之的第二個階段——「書跡」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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