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圖》背後的制度負遺產
宋史專家漆俠先生認為，中國古代經濟的K線圖像馬鞍，三個高峰分別為秦漢、兩宋和明中葉。但科技文化的總體走勢卻如同一座山，山頂在兩宋。換言之，中國歷史的經濟文化雙高峰只有一個時間段，那就是兩宋。
那麼問題來了：
為何宋代之後文化逐漸衰落，在經濟還有明中葉高峰的情況下？
制度即文化
西方文明言必稱古希臘，中國文明言必稱諸子百家。這兩種差不多同時出現的以哲學為主的文化既有相似，也有不同，可謂文化的青銅時代。經濟與文化之間的關係，類似雞與蛋，剪不斷理還亂。但在農耕的條件下，文化經常會對經濟產生遠遠超過當今想像的影響。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各國的變法：商鞅在秦用法家思想，李悝在魏用儒家學說，其共同點都是徹底廢除井田制。
且慢，變法主要是改變制度，怎麼就成了文化？這就要回到文化的本源含義：文化包括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兩種，而非物質文化繼續細分，主要是制度文化與精神文化兩類。
不僅僅商鞅與李悝的變法。漢代著名的蕭規曹隨，其實也是黃老思想的制度映射。換成現代語彙，則是經濟自由主義。政府只負責宏觀的市場秩序，對微觀的市場行為完全不干預，任其自由發展。就像春天到來植物必定會開花，經濟也能自然生長。
頂點即為轉折點。宋代作為中國古代科技文化的歷史大頂，極其關鍵，極其緊要。對此日本漢學家內藤虎次郎（號湖南）有所謂唐宋變革論，法國漢學家白樂日認為宋史一半屬於古代和中世紀，一半屬於近代。錢穆先生認為「論中國古代社會之變，最要在宋代。」嚴復也說「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
所有這些觀點，核心在於「化」，變化；我的關注點也是「化」，但更加具體細微：究竟用何種手段，來施行變化。當然，只能是文化，確切地說，是制度文化：以制度方式，緩慢化之。當時渾然不覺，千年後恍然大悟。
從文化的角度，陳寅恪、鄧廣銘、漆俠等專家對兩宋評論很高。錢穆先生雖然也重視宋代，但他從制度史的角度，對宋代評價很低。宋代確實有不少「混蛋」制度。比如科舉增加殿試，從恩歸有司到恩歸主上。又比如他們最不重視法律：王法王法，君王的話就是法律，本是專制時代的通病，但真正用皇帝的話亦即詔敕代替法律，惟獨兩宋。
宋代以《後周刑統》為藍本，編成《重詳定刑統》，幾乎照抄唐律，但最重要的法律還是詔敕。每逢皇帝即位或者改元，都要將多年單行的敕令分類整理，刪除重複矛盾處，頒布施行，所謂編敕。宋理宗時，進一步強化敕的地位與作用，將其條目確定為敕、令、格、式。律呢？提都不提。
法守皇帝本是專制的特徵。故而這一點並不致命。對於輝煌的兩宋或曰中國歷史，趙家人最致命的制度有四：對文臣武臣同樣提防，不僅讓彼此互相掣肘牽制，還成立了特務機構皇城司；經學、教育與科舉統一，用一種思想學說禁錮全部；行政力量干預學術，屢興文字獄；建立出版審查制度，限制思想學術自由。
文臣也防範
宋代嚴格意義上的行政區劃只有州縣兩級。州一級包括府州軍監四類。路的實際許可權在行政區與監察區之間，接近於今天的省。其省級行政長官本有三個，分別是安撫使、轉運使、提點刑獄公事，後來又增設了提舉常平公事，分別簡稱帥、漕、憲、倉。除安撫使以外，皆稱監司，或曰外台，有監察州縣的職能。設置監察官當然有必要，但同時設置三個，是何道理？明清的總督巡撫雖然直接帶著都御使的名銜，是正兒八經的風憲官，也有督撫同城現象，但職位最多兩名。
最奇妙的是，宋代的這四位省長，轄區並不相同。從轉運司看來是一路的，在提刑按察司可能是兩路，而在安撫司甚至可能是四路。即便兩司的路即轄區一致，治所也不在同一地。從行政區劃的層次來看，每當出現三級區劃，省一級區劃總是成為天下治亂的關鍵：設置省一級，起初都為強化地方行政資源的整合能力，以應付亂世急務，但最後總會成為新的動亂與割據的開始。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宋代這種二點五級的行政區劃設置，當然有利於限制地方勢力坐大，確保穩定，但一枚硬幣總會有正反兩面。當時的詩人陳亮對此的認識是「郡縣空虛，而本末俱弱」，身處朝堂的文天祥，總結更加沉痛：「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寖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中原陸沉，悔痛何及。」
確實，安史之亂時，顏真卿張巡都能據州城長期抗戰，而等到金兵南下，這種例子在北宋南宋都很少見。襄陽與釣魚城雖然周旋很久，但前者是大兵團的戰略決戰，軍事實力非州郡所能比擬，後者則有獨特的地利之便。
同時限制文臣的另外一個措施，就是設立通判職位。
讀過蘇軾作品的人，都知道他擔任杭州通判時，跟知州陳襄（字述古）關係友善，為他寫過好幾首贈別的詞作。但如果你就此推定，這是兩位主要領導多數都能和衷共濟的例證，那你就大錯特錯。
宋代的通判，完全不同於唐代的長史別駕司馬，不是知州的副手或者部屬，「凡兵民、錢穀、戶口、賦役、獄訟聽斷之事，可否裁決，與守臣通簽書施行。」不僅跟一把手一樣有簽字權，還有監郡職責：「所部官有善否及職事修廢，得剌舉以聞。」到了南宋，通判更可以直接向皇帝奏報包括州郡官、縣官在內的一切官員的情況。朝廷規定，大郡設置兩員通判，普通為一員；戶口不足一萬不設，除非知州是武臣。
一句話，對武將的防範程度更高。
因此緣故，宋代知州與通判通常很難融洽。要麼知州依仗級別，要麼通判憑藉後台，互相不尿。歐陽修的《歸田錄》中有這樣的記載：
往時有錢昆少卿者，家世餘杭人也。杭人嗜蟹，昆嘗求補外郡，人問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無通判處則可矣。」
錢昆是杭州人，喜歡吃螃蟹。他想到地方工作，對於地點沒有別的奢望，有螃蟹解饞、無通判扯淡，足矣。
有螃蟹好辦，無通判難求。根據規定，那隻能是不起眼的小地方，萬戶以下。這種地方難出政績，當然也不利於提拔。為擺脫通判的掣肘，錢昆可真是拼了。
眾所周知，唐代主張實內虛外，宋代主張強幹弱枝。從兵財物三者衡量，州郡本來就沒有多大的實力，知州通判再這樣鬧彆扭，結局可想而知。
特務制度化機構化
既防範文臣也限制武將的制度安排的極致，則是特務前所未有地制度化機構化。那就是皇城司。
皇城司本為五代和宋初的武德司。屬下有數千精銳部隊，負責皇城禁衛，但既不歸殿前和侍衛兩軍，也不歸三衙，甚至「不隸台察」，不屬於任何政府系統，完全由皇帝掌握。皇帝指派兩名武臣，連同心腹宦官指揮。唐代宦官為禍，後代引以為戒，朱溫乃至全面屠殺宦官。宋代規定，宦官「不典兵，不預政，子孫守之，永為家法」。宦官典兵，惟獨皇城司一例。而這兩名武臣的出身淵源，也是五代時期節度使身邊的親隨小吏。級別低乃至無，但是身邊人，放心。如此設置的目的，當然還是防止「陳橋兵變」的再版與升級版。
除了治安，皇城司的重要職責就是探事，或曰收集情報。出於對掌控局勢的信息需求，這類職掌的制度起源，最早可以上溯到曹操設置的校事一職，此後有北魏的內外侯官與唐代的不良人。但校事並沒有貫穿魏國的始終，內外侯官與不良人，也都沒有機構化制度化。他們只有偵察亦即收集信息的功能，沒有進一步的處分權力。通俗而言，沒有執法權。將特務制度化機構化，並賦予執法權，北宋是實實在在的首創。
皇帝一方面依賴皇城司守衛腹心，同時還派他們伺察臣民。其規模之龐大，遠遠超出想像。從王公大臣到平民百姓，早上說句什麼過頭話，晚上即能傳到皇帝耳邊。一句話，不準軍隊不穩，不準官員貪污，也不準平民亂說，妄議朝政。即便在私下場合，也毫無言論自由。他們可不僅僅是探事，還能收審刑訊，做出最終的判決乃至執行。看到這裡，你是不是感覺眼熟？沒錯兒，明代臭名昭著的廠衛，實際發端於此。制度總會有其慣性，不會毫無來歷。
照字面理解，皇城司再厲害，職掌也應該僅僅限於首都，但是不。他們一度侵入州縣。因遭到地方官意見高度統一的抵制，甚至有州縣殺掉他們派出的探子，這才不得不收回拳頭，將射程限定在首都。
這是不是意味著對地方的控制略微鬆緩？不是都說山高皇帝遠嗎？不，沒有那麼簡單。好事與利益多數是山高皇帝遠，這是傳輸阻力造成的能量衰減，但壞事與限制卻未必與之同步。對於地方，有「奉使走馬承受某某路州公事」之類的差遣，他們對於該路該州的人情軍情，「事無巨細，皆得按刺」，是身份公開的特務。這些人可以是武官，也可以是宦官。《水滸傳》里的魯達，自稱是關西五路廉訪使，我初讀水滸就感覺納悶兒，不知是何方神聖，白頭之後才明白那就是「走馬承受」的後身。換句話說，魯達本人雖然光明磊落，但他那時的編製性質，卻很可能就是特務。所以他才有那樣的底氣，出面為金翠蓮抱打不平，干涉鄭屠的不法。
當然，嚴格意義上說，應該是情報探事在宋代機構化制度化。因為那種涵義的特務一詞，千年之後才會出現並且固化。這是近代日本侵華的結果：日本的軍事機構分部隊、官衙（包括兵工廠）和院校三類，除此之外都稱為特務機關，比如元帥府、侍從武官室、軍事參議院、將校學生考試委員會等等。民國七年（1918）他們武裝干涉蘇聯，出兵西伯利亞，按照慣例將在中國設立的情報組織命名為特務機關，從此情報機構就被無端改名。
用一種學說禁錮其餘
漢武帝罷黜百家後，獨尊的是儒術，而非儒家。這個關鍵點一直被人忽視。
中國兩千年專制史，行法家之實，奉儒家之名。因而表面上看，儒家思想還是歷朝歷代的主流意識形態。在這種前提下，王安石意欲變法，只能走王莽改革之路：托古改制。壟斷儒家經典的解釋權，為自己的行為尋找合法性，減少乃至消除阻力。
為此，他成立經義局，自己動手重新解釋《周禮》，寫成《周禮新義》。讓兒子王雱、女婿蔡卞，分別解釋《書》與《詩》，寫成《書新義》和《詩新義》。合稱《三經義》。另外他還寫有《字說》。《春秋》則被他拋棄。這就是所謂的「荊公新學」。
孔子是聖人，其學說也是人類寶貴的精神財富，這毫無疑問。問題只在於千百年來，儒家學說中的精華部分，逐漸被人遺忘，而糟粕部分卻得以發揚。比如它的專制思想，比如它的排他意識。之所以如此，原因也很簡單：進步總需要刻苦的努力，就像跳起來要克服重力做功；而墮落不但輕鬆迅速，更有快感。孔子誅少正卯，雖然近年來有人辯誣，說未必有此事，「但道不同不相與謀」則是白紙黑字。王安石變法，充分體現著這兩條。當然他的對手也一樣。
為變法必須要強力推行自己的學說。而強力兜售夾帶學說私貨最便捷的方式，就是科舉。就是科舉中的標準答案。
要想知道科舉對於文化的影響，不必專門讀史，翻翻唐詩和宋代散文就能知道一二。前者盡人皆知，且基本可謂國策，乃有唐詩高峰；後者其實僅僅嘉佑二年（1057）、歐陽修知貢舉的這一年。當時以楊億為首的西昆體，基本已被石介的太學體擊敗，但太學體「以怪誕詆訕為高」，也非正途。歐陽修的榜單一出，蘇軾蘇轍哥倆兒同時登科，曾鞏曾布曾牟以及從兄弟曾阜四人聯手及第……北宋文風由此一變。從某種意義上說，沒有這一年的科舉，可能也就不會有唐宋八大家。至少要晚很多年。
北宋科舉有三次大的改革。仁宗天聖年間，承襲唐代進士以詩賦分等第的同時，兼以策論升降天下士子；仁宗慶曆年間，進士又修改政策，重策論和諸科大義。第三次就是王安石變法。這個影響最大。因為要求嚴，且持續時間長。
本來科舉有進士明經和諸科。諸科之中包含九經、五經、三禮、三傳、三史、學究、開寶通禮、明法等諸多名目。王安石要求停止明經與諸科，理由是完全死記硬背，不循義理，毫無用處。進士一科也不考詩賦，只考經義與策論。當然，這經義是他的《三經義》，除此之外，就是神仙也不錄取。
詔令一下，天下的學校都開始奉《三經義》為圭臬。宋代因此形成經學、教育與科舉的三位一體。這種制度安排，以一種學說禁錮其餘，嚴重限制了思想自由與學術進步的空間。雖然新黨舊黨此起彼伏，但蔡京與秦檜都推崇王安石，直到秦檜死掉，王學才慢慢式微，流毒可謂深遠。不僅如此，科舉制度可以朝令夕改，立竿見影，但學說與教育在人心中的影響，卻不是朝夕可成的。這種制度安排的負面影響，遠遠超過想像。它也是臭名昭著的八股文的起源。
文字獄大行其道
號稱禮遇文人的兩宋，其實是文字獄最多最廣的時代。只是為此喪命的人不多，故而沒有引起足夠注意，但其影響，十足惡劣。
西漢宣帝時，司馬遷的外甥、對《史記》留存居功至偉的楊惲，因這樣一首詩而視為譏謗朝政、處以腰斬：
田彼南山，荒穢不治。種一傾豆，落而為萁。
這大概是文字獄的開始。其後北魏名臣崔浩因修國史秉筆直書而被族誅，所謂國史之獄。唐代著名詩人劉禹錫貶官之後回到京師，寫出「玄都觀里桃千樹，儘是劉郎去後栽」，結果再度被貶。牛李黨爭期間，有人用文字作為武器，假借牛僧孺的名義寫成《周秦行紀》，希望嫁禍於他，但沒有成功。總體而言，這種例子歷朝歷代都不多見，而進入宋代，則成為家常便飯。
第一樁便是「進奏院案」，寫出「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的優秀詩人蘇舜欽，因此丟掉功名。罪名不少，最可笑的是盜賣了單位的廢紙。
慶曆四年（1044年）十一月，監進奏院蘇舜欽按照慣例組織賽神娛樂，召伎飲酒。這類活動的費用當然不必官員掏腰包，一般都是朝下攤派。但這一次，蘇舜欽沒有。他賣了進奏院的廢紙。賣廢紙就能支付龐大酒局的酒錢，可見當時的案牘往還官僚主義多麼嚴重。這事兒被御史中丞王拱辰、權御史中丞張方平抓住了把柄。罪名不少，首先是蘇舜欽「自盜」，有人「與妓女雜坐」，有人「服慘未除」（尚在服喪階段），王益柔謗訕周孔：他酒後寫成《傲歌》，內中有「醉卧北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為奴」一聯。
其實所有的罪名都是欲加之罪。王拱辰張方平是想隔山打牛，核心目標在於慶曆新政的主將范仲淹、副將杜衍。儘管當年六月范仲淹已因夏竦的誣告而離開朝堂，隨後在河南鄧州花洲書院寫出千古名篇《岳陽樓記。蘇舜欽是杜衍的女婿，他和王益柔都是范仲淹推薦的。最終參加宴飲的「當世名士」被一網打盡。處分最重的是進奏院的兩位主官劉巽與蘇舜欽，全被除名勒停，亦即開除公職。受到打擊的還有宋敏求，他寫成了《唐大詔令集》一百三十卷。
第二個文字獄就是赫赫有名的「烏台詩案」。因當事人是蘇軾，已廣為人知。元豐二年（1079），監察御史里行何正臣、舒亶，御史中丞李定先後彈劾蘇軾，最終二十五人受牽連，包括蘇轍、黃庭堅、司馬光和駙馬都尉王詵，以及前面提到的陳襄。很有諷刺意義的是，誣陷蘇舜欽的張方平已以太子少師致仕，也被罰銅三十斤。攻擊者都是御史台的言官，漢代御史台外面有很多柏樹，上面棲有烏鴉，故稱烏台。但這次文字獄，並不怪御史的烏鴉嘴。他們攻擊蘇軾的罪名成立。蘇軾確實依照儒家的諷刺傳統，在詩歌中攻擊新政。千年之後，我們只能說不該有文字獄這種形式，而不能苛求刪除其中包含蘇軾的章節。
從文化史上說，烏台詩案成就了蘇軾，而毀了舒亶。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烏台詩案開啟了蘇軾的黃州時代。蘇軾成就了黃州，黃州也成就了蘇軾。他文思泉湧，成就赫然。而舒亶的詞作不減秦七黃九。「孤村啼鴂日，深院落花天」，「江山如有恨，桃李自無言」，多麼富有情致！可惜與蘇軾為敵，被人厭惡，文遂不顯。
神宗死，哲宗立，高太后臨朝聽政，舊黨鹹魚大翻身，隨即出現第三樁文字獄，「車蓋亭詩案」。
新黨宰相蔡確字持正，其實並不持正。他任御史知雜時，揪住汪輔之《謝表》中化用杜牧詩句的「清時有味、白首無能」，說他語帶機鋒話裡有話，汪隨即被貶往虔州（今江西贛州），死於貶所。而今舊黨得勢，蔡確自己也被貶到無事州安州（今湖北安陸），在那裡寫成《夏日登車蓋亭》詩五首，其中之二我中學時背誦過，現在依舊很喜歡：
紙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拋書午夢長。
睡起莞爾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
知漢陽軍吳處厚跟蔡確有矛盾。蔡確沒發達時曾經跟他學賦，發達後卻不肯汲引。於是他上書揭發：睡起莞爾成獨笑，如今朝廷清明，他笑什麼笑？最終蔡確貶死於新州（今廣東新興縣）。過去貶官，以湖南江西為限，未曾超越嶺南。因蔡確死在那裡，舊黨後來也大遭報復。否則蘇軾肯定不會有惠州和儋州的經歷。
這是宋代文字獄之濫觴。期間不但新黨分裂，彼此攻訐，舊黨內部也化為蘇軾兄弟為首的蜀黨、以程頤為首的洛黨、以劉摯梁燾為首追隨已故司馬光的朔黨。洛黨朔黨經常聯手攻擊蜀黨。蘇軾三次遭遇彈劾，兩次因為他出的策題，一次因為詩作。他本人雖然未被追究，但門人黃庭堅、秦觀等都倒了霉。
紹聖元年（1094），哲宗親政，重新啟用新黨，更張元祐政治，「紹述」熙豐新法。《神宗實錄》成為導火索與子彈，文字獄再起，參與修史的蘇門四學士全部遭難，范祖禹、黃庭堅、趙彥若、秦觀最終卒於貶所。隨後是「同文館獄」、「遺表獄」，以及新黨內部分化的「嘉禾篇案」。
南人計議未定，北人兵已過河。南渡以後，秦檜執政，文網更密。清代史學家趙翼統計，秦檜炮製文字獄三十八起、禍及四十七人，今人錢鍵狀的博士論文則認為不止於此，有四十七起、六十八人之多。總體而言，兩宋文字獄的次數遠遠超過明清。
誰敢寫詩打誰屁股
文字獄的極端，便是動用行政力量禁毀學術，直到將政敵刻石立碑、榜之朝堂，並首創出版審查制度。
紹聖元年，朝廷下詔全面禁毀「元祐學術」，這是焚書坑儒以來最大的一次文化劫難。
中國文化有「三元」說。上元是唐玄宗開元年間，代表人物李白杜甫（其實杜甫當時剛出道不久）；中元是唐憲宗元和年間，代表人物韓愈白居易；下元即宋哲宗元祐年間，代表人物為蘇軾黃庭堅。蘇軾的主要成就，當然在於文學，在於詩文，因而當時在高壓之下，將詩賦一概視為元祐學術，格殺勿論。葛立方的《韻語陽秋》有這樣的記載：
紹聖初，以詩賦為元祐學術，復罷之。政和中，遂著於令，士庶傳習詩賦者，杖一百。畏謹者，自不敢作詩。
學習詩賦就打屁股，新鮮吧？但這就是你津津樂道的大宋。
另外還有焚書禁書。
崇寧元年到三年（1102——1104），北宋行將就木，文字獄和黨爭也漸趨高潮。宋徽宗與蔡京三次確定「元祐奸黨碑」的黑名單。最終上榜者高達三百零九人。其中包含元豐末年已死的宰相王珪，以及章惇、曾布、李清臣、蔣之奇、張商英等諸多新黨頭面人物。與此同時，下令禁毀蘇軾《東坡集》並《後集》，追毀程頤出身以來的文字，予以除名。在野的著述，令本路監司「常切察覺」。二十年後，再度下詔，將蘇軾、司馬光和黃庭堅的文集毀版處理。
上面飄來雞毛，下面奉為令箭，這樣政治安全，文網因而不斷擴大：劉邠雖屬舊黨，但他的《山中詩話》跟「元祐學術」和「元祐政事」無關，也被禁毀；蘇洵既非舊黨，也與新法無涉，但其《嘉佑集》同樣禁毀。《資治通鑒》如果沒有神宗作序，恐怕也保不住。
從蔡京到秦檜，從徽宗到高宗，真是黃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當然就專制而言，則是後來居上。此二公聯手，炮製出中國頭一份出版審查制度：
嚴禁私史，規定私人刊印書籍，必須先「繳納副本」，送國子監「看詳」。因為活字印刷導致了出版業的繁榮，這種新常態專制者不得不面對。
毀版只是事後補救，何若事先預防。對於自由思考和隨意表達的恐慌，可見一斑。宋寧宗時，韓侂胄為相，又導演慶元黨禁，趙汝愚朱熹等人都被列入偽學名單。
禮遇的不是文人而是順臣
人們常說，西方歷史是螺旋上升，中國歷史是轉圈拉磨。北宋表現得最為明顯。為防止政變，它對將領處心積慮防微杜漸，結果血性完全喪失，金兵黑雲壓城時，舉國竟無可用之將。它禮遇文人，濫放士子，導致大量冗官出現；高級官員的待遇太過優越，財政壓力大增；冗官冗兵冗費導致朝廷失血，王安石隨之變法，而變法引起的黨爭，直接導致北宋亡國。至於南宋小朝廷，不過是這些問題順延的垂死掙扎。
東漢和北宋是士大夫最重名節的時代。這都與儒家的興盛有關。而北宋這種風氣的形成，首先要提到范仲淹。如今岳陽樓還有一幅令人熱血沸騰的對聯：千年湖山奔眼底，萬家憂樂到心頭。導致東漢滅亡的黨爭，可以說是君子小人的鬥爭，而北宋則是君子跟君子（雖然也不乏小人）的鬥爭。在此之前，「黨」是個極其骯髒不祥的字眼，誰都不敢承認，而入宋以後，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不再羞羞答答，公開承認君子有黨。而在君子的內鬥中，司馬光、王安石、蘇軾、蘇轍、程頤，所有這些大名鼎鼎的文學家，都有將個人意氣置於國家利益之上的負面紀錄。限於篇幅，無法一一展開。從總體看，中國歷史的平均道德水平下滑明顯。宋代進士科考異於大唐，開始鎖院、糊名、謄錄，這固然是制度的進步，但同時也是道德滑坡的標誌，難道不是嗎？這是不是可以說明，儒家自我修身的理想固然偉大，但若無外部約束，也不免虛妄？
兩宋號稱禮遇文人，但無法解釋一個現象：它滅亡時，為之殉國的人很少。金人評論：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若水）一人。南宋滅亡前夕，官員大約兩萬四千，宋史專家王曾瑜先生統計，史書上的死難者不過一百三十人，不過兩百分之一。換成汪元量的詩句，就是「滿朝朱紫盡降臣」。最有對比意義的還是文天祥跟他一同登科的弟弟文璧。他「將惠州城子歸附」元朝。所以文天祥有詩曰：弟兄一囚一乘馬，同父同母不同天。
誰能解釋這種現象？是不是他們都感覺到了文字獄與黨爭的涼風在脖子後面？兩宋被殺的讀書人，其實並不止於陳東與歐陽澈，宋徽宗時，翰林學士王寀便被棄市，他是再正宗不過的文人士大夫。而秦檜的一德格天閣內，有五十三人的必殺名單，趙鼎、李光、胡銓、胡寅赫然在列。趙鼎被貶後很識相地對兒子趙汾說：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爾。遂絕食而死。此後秦檜果然借故將趙汾鎖拿至大理寺拷問，讓他自污與張浚、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準備全部誅殺。獄已成而奸臣病，不能簽字。秦檜如果晚死幾天，結果實難逆料。禮遇文人對於統治者而言，很大程度上不過是謊言的美麗花邊。
謊言雖如雪花般美麗，奈何雪總會化，紙里終究包不住火。一旦真相燒透，我想文人至少部分文人會有這種覺悟：既然不是我的朝廷，我何故要為之殉葬賣命？
兩宋是經濟文化的雙重高峰，但近看可能是牛糞上開出來的鮮花。鮮花再美，也不能掩飾牛糞之臭。荷花出淤泥而不染，但荷塘之水未必能飲用。無論如何，君主社會都不值得歌頌。貞觀之治雖然近乎完美，但何其短暫。前面說過，專制社會打儒家旗號，行法家事體。法家有專門的《弱民》一章。故而到清末，民眾麻木不仁毫無公德心，一盤散沙。這是專制的處心積慮的結果，而不是專制的前提。因為民眾越弱小，君王就越偉大。
具體到宋代，它本來是個身體解放的時代，標誌便是從席地跪坐到垂足而坐，禮儀變化極大。宋代的女裝時尚與唐相似，幾乎露胸。但可惜的是，由於制度的破壞，加之後代沿襲南宋末年的意識形態，將程朱理學奉為圭臬，結果不但心靈沒有解放，身體也重回束縛。不信你看看明清婦女的服裝。五四運動的啟蒙，哼哈二將是德先生和賽先生，如今人們對科學的提倡不免過頭，大有形成科學崇拜之勢，卻逐漸淡忘德先生。幸虧民主、自由、平等，都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君主必然專制。馬克思曾經精闢地指出：君主政體的原則總的來說就是輕視人，蔑視人，使人不成其為人。專制必然有獸性，並且和人性不相容。獸的關係只能靠獸性來維持。從這個意義上說，任何君主社會及其變種都不值得美化。包括兩宋。當時它是世界上最先進最文明最發達的國度，在君主制的世界中盡顯先發優勢，可惜此後專制的繩索越來越緊，而西方卻相繼鬆綁，進入民主時代。中國文化本身便在衰落，更兼西方經濟強勢崛起，文化影響力隨之大增。如此內外合力壓迫，除了嘆息一聲掩上史書，還能怎樣呢？
（全文發表於《作品》雜誌2018年5月上半月。題目為「《清明上河圖》外的漫長枷鎖」）
一碼不掃，何以掃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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