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用文字來書寫獨特的中華民族精神
費孝通
作為一介書生，費孝通是以書寫以及發表出來的作品而成就一生的，因此研究費孝通的思想，必然要從閱讀先生的作品為開端，並在一定意義上尋求這種作品的閱讀跟中國當下現實之間的最為緊密的連接。從15歲投稿商務印書館所主辦的《少年》雜誌並發表其處女作《秀才先生的惡作劇》，一直到晚年，他這種用筆書寫的習慣從沒有真正改變過。由此費孝通的一生也是作為作家的一生，只是他在社會學、人類學及民族學思想上的睿見，使其超乎於一般作家和寫手之上。
作為費孝通先生的弟子，在費孝通100周年誕辰時，我曾主編過一本書：《費孝通與鄉土社會研究》。這本書是我在中國農業大學任職期間，和我的學生一起閱讀了十六卷本的《費孝通文集》之後結集出版的一部作品。現在看來，這種閱讀只是一個開端。如果說那種閱讀是把費孝通的作品切分開來去做分別的理解，那後來我們陸續在編的《費孝通年譜長編》，則是用年月日的系譜記錄方法，將費孝通的思想脈絡梳理清晰的一種學科史研究的努力。
在費孝通在世時，就已經有非常多的人在研究他了：在大衛·阿古什的《費孝通傳》中，我們看到了作為一個社會學者的費孝通。
在費孝通2005年4月過世之後，人們閱讀費孝通作品的熱情卻似乎有增無減。鄉土社會越來越突出的巨變，使得許多人試圖通過閱讀他的作品來重新理解當下的現實社會。費孝通的文字確實是在想問題及提出問題上，超越了同時代的很多人，這吸引著我們通過深度閱讀和思考他的文字書寫，而去理解他的思想精髓。
費孝通的著作《行行重行行》 資料圖片
在我閱讀費孝通的著作中，印象最深的一本書便是《行行重行行》。在我的觀念里，中國古人的那句話總是能夠被聯想起來，那就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費孝通首先是一位人類學家，喜歡用自己的雙腳去踏訪真實的世界，那個世界可能是書本上所沒有記載過的。這本封面有費孝通題寫書名的書一下子就吸引了我。有知情人還專門向我解釋這本書「為什麼起這樣一個不太好念出口的名字」，似乎讓人茅塞頓開：書名的意思是說費孝通能夠從一行跨到另一行，從來沒有把自己局限在某一學科的領域之中。這對於像我們這些有多重興趣、多重愛好的研究者來說，是很有啟發的。
記得最初面見費孝通是在1994年的冬天，當時我正準備報考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的博士研究生。去北大未名湖報名的那一天，恰好費孝通也來做講座。有一個師兄說，他們在北大讀了兩年書都還沒有見到費孝通一面，而我一來就見到了，這或許就是一種緣分吧。後來，我就讀於北大社會學與人類學研究所，這是由費孝通在北大創辦的一個研究所，我從那以後逐漸進入到了人類學研究領域。這或許是一個人學術研究歷程上的小插曲，但卻對我的學術旨趣培養意義重大。後來，我的許多論述都或多或少受到了費孝通思想的啟發，並由此一點點地發展出來。
可以這樣說，費孝通最為重要的貢獻在於，他用筆為我們勾勒了一個學科研究的可能。顯而易見，從費孝通的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用筆來做學問，用筆來書寫中國社會，同時藉助西方社會科學的理念，用文字來書寫獨特的中華民族精神的費孝通。如果讀過費孝通信手寫來的散文，許多作品有很高的文學價值，但他和著名文學家錢鍾書之間有不一樣的地方。作為一個純粹的文學批評家，錢鍾書一直是在隱匿中書寫著中國人的精神，而費孝通則是面對現實，直白地告訴人們：中國人的精神究竟在哪裡，它的社會基礎究竟又是怎樣的。
1910年費孝通出生，第二年便是發生了辛亥革命的1911年，由此帝制中國轉換成為中華民國。之後種種社會制度上的大調整，無疑都在影響著費孝通的成長。包括費先生在內的那一代人真正經歷了時代劇變的來臨。概括地說，從費孝通出生到現在的110多年，同樣也是中國社會發生種種巨變的110多年。1911年的辛亥革命，寓意著一種社會與政治制度的根本性變革。從那個時候起，中國從上而下發生了一場巨變，這種巨變一直影響到了今天的現實社會和文化。今天的很多制度和觀念，也都跟這場巨變有關係。
與此同時，費孝通在作為學者的生命歷程中，一直都在關注著中國的命運，關注著這場翻天覆地的巨變給中國文化所帶來的深邃影響，並思考未來中國，特別是逐漸富裕起來的中國，未來將何去何從。在很多人還在思考鄉村發展的問題時，他已經預感到城鎮化所帶來的種種問題，呼籲小城鎮在基層社會擔當「人口的蓄水池」的作用。他為此而撰寫的《小城鎮，大問題》的調查報告，成為一份影響國策的重要資料。
對於如何實現城鄉協調發展的問題，費孝通曾經將其作為一個課題而提出來進行研究。但今天的城市化似乎走入了一個單向度發展的快車道，出現了發展的「瓶頸」。當越來越多的人擠到大都市尋找工作、生活時，北上廣這些大城市是否真正能夠滿足越來越多人的城市化生活的需要，是對未來中國發展的一種考驗。
2009年，上海世博會的主題口號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英文原文是「better city better life」。很多人卻誤解了這句話，認為是「因為有了城市，生活才變得更加美好」，實際上則可能是「城市的人希望藉助城市使生活更美好」。這種誤解帶來的一個顯著問題就是：中國廣大的鄉村，面臨著越來越多跟鄉土中國特徵相悖的現象。鄉村的去留問題，在今天依然是亟待解決的難題。
費孝通的著作《鄉土中國》。 資料圖片
「文化的未來又將會走向哪裡」，同樣作為一個極為嚴肅的問題，吸引著晚年費孝通的注意力。或者說，從1947年前後開始撰寫《鄉土中國》和《鄉土重建》這兩本小冊子開始，費孝通就一直探究，在這樣一個世界性大變革的時代中，中國文化到底該何去何從。這種探究到了他90多歲時，才真正變為一種自覺性的思考，並由此提出了「文化自覺」的概念，這可看成是他學術生涯發展中最後一個里程碑式的發現和倡議。
今天，這個概念已經變得非常明確。不論是官方文件，抑或是日常表述，這一由費孝通所提出來的「文化自覺」概念，對今天的世人而言並不覺得有任何的陌生之處。但何為真正意義上的「文化自覺」，它的內涵與其外延之間如何精確匹配，這些問題將是未來學術研究應該努力去探索的。或者說這一概念的提出頗具開放性，需要我們在實踐中去加以完善和補充。這也是今天研究費孝通學術思想一個重要和緊迫的根由所在。
圖文來源：中國民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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